大规模痛骂赵孟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赵孟頫字子昂，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后代。他的五世祖又是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的父亲，他算皇室近支，出身相当高贵。身为帝王后裔，原应锦衣玉食，一生富贵，可叹他生于南宋末世，遭逢乱离，末代王孙的命运就降临到他的头上。

　　子昂晚年，写下一首《自警》诗:“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惟馀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子昂一生貌似风光，实则艰辛。风光的是，他几乎得到一个读书人可以得到的外在最大满足，历仕五朝，官居一品，推恩三代，元朝的汉人里面基本找不出比他官大的;艰辛的是，他从三十三岁开始，一直没有得到内心的安宁，挣扎于现实与理想之间，宋王孙的身世和仕于蒙古的经历像抹不掉的阴影，时刻折磨着他。

　　李铸晋先生在他的名著《鹊华秋色》里指出，赵孟頫在艺术上的发展和收获，应归功于他决定出仕元朝，南北往来，才有机会在各地看到不少古人的名作，因而艺术上能集大成。“在一个变动极大的时代中，一位个性强而有才干的人，可以看准时机，随机应变，逐步施展他的抱负，以消除社会及个人的矛盾，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赵孟頫三十三岁应诏北上，忽必烈初次召见，便被他的仪表风度吸引，说他是“神仙中人”。在忽必烈朝，赵孟頫一直受到优崇。要知道，忽必烈对赵宋皇族并非都那么宽容和优待，耸人听闻的杨琏真珈挖掘宋陵的事件，就出在宋亡后不久，并且显然得到忽必烈的默许。元仁宗欢喜文人，对子昂尤其看重，对周围人说:“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仁宗又对左右谈及赵孟頫有七件事是人所不能及的:帝王苗裔一也，状貌昳丽二也，博学多闻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词高古五也，书画绝伦六也，庞通佛老之旨、造诣玄微七也。

　　赵孟頫为人宽厚平和，仕元后“待故交无异布衣时”，提携后进，品行无可指责，元朝骂他的人还不算多。明朝人从气节的高度看，就不那么客气了。有题赵孟頫画马者“千金千里无人识，笑看胡儿买去骑”。有题赵孟頫画竹者“中原旦暮金舆还，南国秋深水殿寒。留得一枝春雨里，又随人去报平安”。中国向来有“字如其人”的评价传统，蔡京的字再好也要因人废字。项穆便从书法特征上找到“书”与“人”的连接点，说赵孟頫的书法“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傅山更无情，他早年学书学的赵字，明清易代，他选择当遗民，坚决不仕清，国破之悲让他憎恨起仕元的贰臣赵子昂，贬斥赵字的“熟媚绰约”是“贱态”。

　　其实摘下有色眼镜来看，子昂的字流丽优雅有古意，又有平易近人的亲和力。赵孟頫晚年在《临右军乐毅论帖跋》里道出了学习古人的辛秘:“临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谨不得谨，然与其肆也宁谨。”他用“与其肆也宁谨”的方法学晋人，下笔节制，与北宋书家肆意发挥、锋芒太露的做派划清了界限，力求回复晋唐的古法，理想是将晋书的风韵化入谨严的唐法之中。虽然在实际操作层面往往只能于王羲之的“雄秀之气”中得到“秀”，尤其是他一本正经写的长篇作品，往往在“雄”上稍嫌缺乏。但即使“薄其人而恶其书”的项穆和傅山，也不得不承认赵孟頫的书法是“右军正脉之传”。

　　赵体书法风格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秀美、清润。《元史》本传说赵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从展览中可以感受到，子昂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诸体兼善。写不同作品时有不同的方法，绝不单一，特别丰富。比如给家人朋友写信，就用非常流畅自然的笔法;写碑，就会采取端庄稳健的大字楷书;写文章名篇的时候，会采取雍容潇洒的笔法。如果仅仅看到他书法的一个片段，比如他的小楷或小行书，就以为这是他书风的全部，这样理解赵孟頫恐失之片面。

　　子昂笔下多有抄录的前代名作传世，如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诸葛亮《出师表》、刘禹锡《陋室铭》、苏轼《前后赤壁赋》等，不一而足。曹植的《洛神赋》，子昂曾多次书写，且兼以行书、楷书，面貌自异，各有千秋。

　　《洛神赋》辞藻铺陈，将曹植对宓妃的眷恋终归于惆怅分离，伤感之情弥漫字里行间。而看此幅子昂五十初度之际所书的手卷，最大特点是活络、灵动、有生气，“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走笔行云流水，丝毫不见迟滞牵挂，又如棉里裹铁，全无臃肿疲软之态，气度富丽华贵，从容安详，使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仿佛能瞬间忘却原文悲伤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