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四大文学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享有着极高的世界声誉，它有如一幅长长的历史画卷，展示了宋代的政治文化，市井风情，社会景观。据不完全统计，自明嘉靖始，迄今《水浒传》在国内的各种版本有53种。著名学者胡适将《水浒传》看作是一部奇书，把对《水浒传》的研究看作是“大事业”，并把《水浒传》列为我国文学的正宗。《红楼梦》问世之前，《水浒传》便被传到国外，以后又陆续译成多国文字走向世界，日本的译本更是多达20多种。日本汉学家仓石武四郎称:“《水浒传》是中国小说史无前例的杰作，……对赤手空拳、孤立无援的老百姓，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苏联大百科全书》对《水浒传》作了如下的评价:“《水浒传》是14世纪中国文学的纪念碑，……小说中具有形象的画廊。”
然而，这样的一部名著在传播过程中却有着不小的尴尬，那就是它的书名。因为东西方文化的隔阂，《水浒传》的英文译名总是不能恰到好处地传情达意，有啼笑皆非版的《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有一地鸡毛版的《河边发生的故事》……最靠谱的要数赛珍珠翻译的《all men are brothers: blood of the leopard》即:四海之内皆兄弟:豹子的血。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不满意，总觉得这些译名没有翻译出名著的精髓和思想。其实，就是在国内，大多数人对此书的命名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明白书名的深意。
那么，施耐庵为何将原名为《江湖豪客传》的这部小说改名为《水浒传》呢?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知道，施耐庵生活在元明之际，当时朝廷黑暗，统治者昏庸，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不安，他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逢迎权贵，弃官回乡。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耐庵离去。不久，张士诚身亡国灭。施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后隐居白驹不出。有感于时政的衰败，根据自己半生的阅历和幼时听闻的宋江等人的故事，创作《江湖豪客传》以抒写胸中的愤慨。
书成后，施耐庵感到书名太浅露、太露骨，缺乏艺术感，且易引起当朝统治者的猜忌，寻思着要改名。据说是他的学生罗贯中给他提议改名为《水浒传》，施耐庵觉得非常好，大喜过望，当即应允，于是，旷世巨著有了自己非同一般的名字。
那么，这个书名到底好在哪里呢?对于取名的缘由，有这样几种说法:
一是根据《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典故，并暗合了故事发生的情节、背景。
二是认为宋江等人栖身水泊是像姜太公在渭水之滨等待机会辅助文王一样等候宋朝招安，为朝廷效劳。宋江等人不是贼人，水泊也是“王土”，故名“水浒”。
三是认为宋江等人是贼子、凶物，像扔在水边的垃圾一样。水浒英雄即水边的垃圾。这是金圣叹的解释。
四是认为“水浒”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它泛指水边发生的种种故事。
以上四种说法，笔者认为第一种解释比较合适。其他几种说法尽管也有些道理，但均属牵强附会，不能令人信服。我们来解读一下第一种说法的内涵:
其一，水浒，即水边的意思，水浒的故事最主要的发生在“周洄港汊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水浒传》78回)之地，书名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让人意会神传，水浒英雄的种种英风豪举能离得开这八百里水泊梁山吗?
其二，水浒还有“在野”、“流落”的含义，所谓“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时逢乱世，诸多人才、英雄因为种种原因流落江湖，未能成为国家柱石。施耐庵创作此书的目的就是希望乱世中江湖要有正气，这些人要“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应该为百姓尽自己的一份心力，有机会的话更要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书名还切合《诗经》里的典故。出自于《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绵》，这首诗是歌颂周朝的发祥史的。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广积善行、以仁厚待人，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他不忍心看到人们受到外族的侵略，所以决定要迁徙。百姓们扶老携幼，追随他路经漆、沮二水，迁于岐山，奠定了周王业的基础，使国家渐具规模。古公亶父带领人民建设家园，定立了官员制度，人们作诗作乐来歌颂他的德政。
公亶(dǎn)父，一名古公或古公亶父，古代周族首领，传为后稷第十二代孙，周文王祖父。因其在迁岐以前为豳公，故称古公。古，言久。父，旧说或以为古公字。公亶父是使周族兴盛的一位重要人物，后武王有天下，追尊古公为周太王，太吴姓族谱中，尊古公为先祖。《诗经•閟宫》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迁周族于岐山之阳的周原和开始翦商的事业，是公亶父两项最大的功绩。
当值殷商之世，西北戎狄屡犯邠地(今陕西彬县和旬邑县一带)。“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以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史记》周本纪第四)。为此，“商小乙二十六年，古公亶父率姬姓族周氏二千乘，循漆水逾梁山来到岐山(箭括岭)下的处于渭河流域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豳和其它地方的自由民，视古公为仁人，扶老携幼皆来归附。”(1996年版《岐山县志》。)
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适宜农作物生长。公亶父改变了游牧民族的风俗，建筑城邑房屋，设立官吏，改革戎狄风俗，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把民众分成邑落定居下来，建立诸侯国，得到了商王朝认可。“(商王)武乙六年，邠迁岐周。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竹书纪年》。因地处周原，故姬姓从此称周人，“定国号为周，粗皆国家雏形。”
公亶父使周族逐渐强盛起来，奠定了周人灭商的基础。古公卒，少子季历继位，是为公季，后周人追称王季。王季的儿子昌，即周文王。
诗句中正好有“水浒”二字，同时借这个典故表达了施耐庵的政治理想:一为希望出现有道明君，带领百姓推翻乱世，兴邦立业;二为铭记我们民族出身黄河文明的事实，天下百姓是一家，江湖有豪客，人间有正气，正基于此。
可是，事实并不如施耐庵所想，《水浒》成书后名气不胫而走，传入宫中，朱元璋见而恶之，曰:“此倡乱之书。是人胸中定有逆谋。不除之必贻大患。”下令将施耐庵关进天牢一年多，经刘伯温多方营救，于明洪武三年释归，途中病逝于淮安。也有一说:太祖兵至日，耐庵先已遁去，莫知所终。但不管怎样，《水浒传》正是代表着人们的一种理想，因此才广受人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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