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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一诗,一幅画——浙江故事的细节阅读

2018-09-21 16:25 | 来源: 文汇报

 

  刘贯道《消夏图》局部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

  《五百罗汉》局部日本大德寺藏

  玉绦环金华金东区曹宅镇郑刚中墓出土

 水晶璧与丝绦浙江台州黄岩南宋赵伯澐墓出土

  赵伯澐的丝绦,贺铸 《玉钩环歌》中相互赠答的物色与诗情,会聚在 《销夏图》里,虽然三者之间的联系是虚线,但它串连起来一脉不断的宋元士风,却是很真实,因为三事中的每一事,后面都有更多的实例可为支持。

  “越地宝藏:一百件文物讲述浙江故事”,是正在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一个专题展览,展览导读说它是 “以浙江历史发展为基本脉络,通过文物展示浙江历史文化的缩影”。有评论道, “纵观此展,国宝迭出,足见诚意。以百件文物为限,编订六大单元,器类、时间,两条线索交叉互现,可见匠心” (丁雨 《用一百件宝贝讲述浙江往事》, 《北京青年报》2018年 7月20日)。由百件文物,得见浓缩的历史,那么反过来,也不妨以一件文物来铺排细节。百物,是浓缩法;一物,是扩展法,都是神与 “物”游、视通万里的读“物”法。一 “物”之外,更援引一首诗和一幅画,是因为物中有诗也有画,画中有物也有诗,三者共同组成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故事场景。

  “一物”

  浙江台州黄岩南宋赵伯澐墓的发现,以保存完整、清理及时而成为近年浙江考古的重要成果。墓主人为宋太祖七世孙,生于绍兴二十五年,卒于嘉定九年。出土文物中最可珍视的是七十余件丝绸服饰, “越地宝藏”展在题作 “武林旧事:繁盛都城的时代风尚”部分,展出了其中的几件。此外,又有投龙玉璧一,水晶璧一。玉璧乃南唐物,有四十九字铭文,言明为 “大唐皇帝昪” “设醮谢土”, “投诣西山洞府”,自是珍罕,难得尚在于玉璧与水晶璧出土时均有 “丝绳带”系结。系结玉璧的一根,长232厘米,系结水晶璧的一根,长270厘米 (图 1)。

  被称为 “丝绳带”者,其时名作 “绦”,或写作 “縚”,乃野服所用。丝绦虽然和水晶璧系结在一起,但从长度来看,此绦用来系腰方才合宜。

  燕居之服,称作野服或道服,又或直掇、直裰。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 《论衣冠异制》: “晋处士冯翼,衣布大袖,周缘以皂,下加襕,前系二长带,隋唐朝野服之,谓之冯翼之衣,今呼为直掇。”野服之称,首见于 《礼记·郊特牲》。把野服与隐逸的形象括结在一起,大约以 《晋书·隐逸》中的张忠传为早。 “张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乱,隐于泰山”,苻坚遣使征之, “及至长安,坚赐以衣冠,辞曰: ‘年朽发落,不堪衣冠,请以野服入觐’。” 《晋书》出唐人笔,而沈约 《宋书·隐逸》中的戴颙传已经描写了身着野服,洒然有出尘之姿的隐者风神。 “戴颙字仲若,谯郡铚人也,父逵,兄勃,并隐遁有高名”, “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颙姻通,迎来止黄鹄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涧甚美,颙憩于此涧,义季从之游,颙服其野服,不改常度”。顺便说一句,戴颙虽为谯县铚人,却是因为“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因此也可纳入 “浙江故事”。

  至于道服,它的基本特征,便如前引郭若虚之语,是“布大袖,周缘以皂,下加襕,前系二长带”,乃宋元绘画常见的形象,只是 “道服”之称和它的意义,今人解读这一类图像的时候很少道及。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 “野服”一则曰,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见客”,并自言缘由,道 “其所便者,但取束带足以为礼,解带足以燕居”。作者又述其所见云, “上衣下裳,衣用黄白青皆可,直领,两带结之,缘以皂,如道服,长与膝齐”,又 “裳必用黄”云云。若举“浙江故事”中的人物吴兴赵孟頫为例,则他的 《自写小像》,所服即为道装,只是此服或被称作 “披白衣,扎巾帽”、 “着宋装”,道服在图像中的文化内涵,在如此解读之下,不免被消解掉了。

  道服之于士人的意义,其实屡屡见诸宋人笔端。如范仲淹 《道服赞》,其前小序云:“平海书记许兄制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洁其身也”,因赞之曰 “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云云。“清其意而洁其身”,洵为道服之要义。魏野 《上知府赵侍郎二首》之一 “公退无余事,逍遥只道装”;王禹偁 《道服》“楮冠布褐皂纱巾,曾忝西垣寓直人。此际暂披因假日,如今长着见闲身”;陆游 《新制道衣示衣工》 “良工刀尺制黄絁,天遣家居乐圣时”,所咏也都是这一番意思。赵孟頫书《赤壁赋》卷所绘苏轼像可为宋人诗句作图解。野服也正是在诗笔和绘笔的长久萦回中成为十分明确的角色认定。赵孟頫 《自写小像》对幅有明宋濂题赞,云 “珠玉之容,锦绣之胸,乌巾鹤氅,云履霜筇,或容与于沤波水竹之际,或翱翔于玉堂金马之中”,不惟服饰态度形容恰切,于画像主人公的生存方式亦揭橥透彻。这里的 “鹤氅”,亦道服别称之一,腰间不束带,便略如氅衣,因从道士之衣的鹤氅借意。所谓“或容与于沤波水竹之际,或翱翔于玉堂金马之中”,也正是士人的共同心态, “野服”,则即这一传统理想的 “物化”。

  绦环和绦钩的流行肇始于宋。服道服,腰间系绦,讲究者便用绦环或绦钩来括结这一根丝绦。不过既逍遥,既闲适,既所以 “清其意而洁其身”,金银自然不宜,两宋绦环与绦钩于是多用玉。《西湖老人繁胜录》 “七宝社”条列举各式 “奇宝”,中有 “玉绦环”; 《夷坚志·补》卷二十一 “凤翔道上石”一则说到赵颁之在京师时,“玉工来售绦环”。

  绦环适如其名,即是环不是钩。它的佩结方式,见于日本大德寺藏南宋周季常《五百罗汉》中的 《僧俗供养》一幅,图绘身穿道服的一位信士,其腰下系绦,中间用环括结,分垂两边的余绦下缀流苏,应即郭若虚所云 “前系二长带”,绦环的质地似可认作白玉 (图 2)。浙江金华金东区曹宅镇郑刚中墓出土一枚剑环式青白玉环,长 6.4、宽 4.1、厚 0.9厘米

  (图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宋墓·金华南宋郑刚中墓》,图版五〇:1,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九年。今藏金华博物馆,此为参观所见。据同墓出土墓志,郑刚中生于北宋元祐三年,绍兴二年登进士第,授佐文林郎温州军事判官,累官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因忤秦桧,绍兴十七年罢官,卒于绍兴二十四年。绍兴二十六年追复旧职,十月安葬。 《宋史》卷三百七十有传)。以这一枚玉环与画图相对看,可以认为此即玉绦环。那么再来看赵伯澐墓出土丝绦,式样与长度,即绕腰一周,括结绦环之后,前垂二长带,也与画图相合。画图作者原是明州 (今宁波)的民间佛画家, 《五百罗汉》中的世间情,当也是 “本地风光”。

  “一诗

  一首诗,便是北宋贺铸的《玉钩环歌》。选取这首诗,第一是因为作者与浙江的关系。贺铸字方回,号庆湖遗老,卫州共城 (今河南辉县)人,祖籍会稽山阴 (今浙江绍兴)。他在 《庆湖遗老诗集自序》中说道, “庆湖遗老者,越人贺铸方回也”, “吾家特会稽一族”, “铸十五代祖,乃秘书外监之从祖弟,讳知之”。秘书外监,即唐贺知章。第二是作者与宋宗室的关系。贺铸六代祖贺景思的长女许嫁赵匡胤,宋立国后追册皇后,因可算作皇后族人。贺铸妻为宗室赵克彰女,克彰,太祖、太宗幼弟魏王廷美之重孙,卒赠济国公,谥良恪。第三,贺家五世任武职,贺铸本人解褐授右班殿直,其后监军器库门、监临城酒税等,俱为武弁,至元祐七年,李清臣、苏轼等推荐入朝为承事郎,始入文阶。然而贺铸却是宋代词坛卓然一大家。他的好友程俱说道, “方回少时,侠气盖一座,驰马走狗,饮酒如长鲸;然遇空无有时,俛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黄不去手,反如寒苦一书生” (《贺方回诗集序》)。这也正是他的特别之处。

  《玉钩环歌》诗前小序曰: “诸王孙士泞、澄、源,以苍玉螳螂鉤见贶,助饰野服,因以珉玉盘、博山炉、成氏箭、建琖、龙茶五物并此歌为报。”诗云: “良工得玉蓝溪窟,相璞命形心匠出。螳蜋倔彊疑有骨,颈系一环犹莫屈。镜湖老狂厌袍笏,素裰纁縚须此物。价比连城不容乞,王孙辍好人所难,何以报之明月盘。薰炉波面山巑岏,吾乡美笴鹍鸡翰。闽瓷兔盌霜毛寒,称是头贡双龙团。聊送公斋增冗长,短歌粗可评珍贶。吾方野装事游放,跼步臞颜曳藜杖,薄暮微吟江汉上。彼渔丈人误相访,谓似三闾大夫样。”诗乃绍圣四年作于江夏,作者时官宝泉监。

  王孙赠与贺铸的玉钩并环,即所谓 “颈系一环犹莫屈”,是觅取美玉,倩良工仿古式而制。无锡市雪浪乡元延祐七年钱裕墓出土一副玉绦环,可为参照。此钩即螳螂钩式,玉环纹样则是一幅 “春水”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枚元代螳螂钩,螭首,钩身碾制龙纹,背后桥形钮的方孔内套一玉环,是又一种样式。“以苍玉螳螂鉤见贶,助饰野服”,野服的意义,已如前述,

  那么这一份 “珍贶”正是不俗。而用以报谢的珉玉盘、博山炉、建琖、团茶也俱为雅物,自是经过一番挑选。博山炉焚香,建琖、龙茶则品茗之尤物, “头贡双龙”,当来自颁赐。珉玉盘可作陈设,也可置果品。至于成氏箭,据诗中形容,是淇水之滨的美竹所制作,或有可能是出自贺铸之督造 (贺铸曾任监军器库门,程俱 《宋故朝奉郎贺公墓志铭》称他 “治戎器,坚利为诸路第一”)。 《玉钩环歌》三换韵,意思也有三层。第一是言赠物之好。 “王孙辍好”之 “好”,从 “价比连城”说,可读作“好物”之好 (白居易 《简简吟》 “世间好物不坚牢”);从“王孙辍好”说,可读作爱好之好,即爱其意蕴。 “聊送公斋增冗长”,这里的 “长”,是长物之长。末了再说道,野服系钩环,策杖行吟,以如此妆束,而见出遗世独立风骨傲然如屈子。

  一幅画

  一幅画,便是今藏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元刘贯道《销夏图》 (图 4)。刘贯道与浙江并没有直接关联。画家生卒年无考,关于他的事迹,材料也很少。 《消夏图》的名气似远在他的 《元世祖出猎图》之下。此幅作品的题材与风格,在元代亦非主流,甚至可以说,画面呈现的更多是宋代气息。若从画中之物读取作意,便可见出它与前面所举一物一诗的关系,即它是画家用于造境或曰表现风雅生活的各种 “道具”的集成,而一器一物在图式中是赋予了象征意义的。

  画中的器物可以别作两部分,一是实景,即画面之前景;一是虚景,即图画之背景,亦即屏风画中物。

  实景里的器物,为居于画面左方的一张卧榻,下开壸门,底有托泥。其侧置一踏床。卧榻之端一个带托泥的方案。方案中心部分,一个荷叶盖罐,又露出半边的汤瓶和盏托一摞,此为茶事所需。一具辟雍砚,又书卷二十包裹在竹书帙里,置于砚边,此为书事所需。又满插着灵芝的长颈瓶一,挂着铜钟的乐器架一,是为案头清物。方案之侧一个三弯腿带束腰的四足小几,几上置冰盘,此 “消夏”之细务。

  屏风画,便是此图之虚景。画面深处又是一架山水屏风,前方卧榻一张,榻上一个小小的书案,案上放着书册、辟雍砚、笔格和笔,案旁一个投壶。主人坐榻,小童手奉博山炉立于侧。画面左边一个方桌,桌边茶盏并盏托凡两副,又一摞茶盏倒扣在桌子中间,此外则食盒一,注碗一,注子一,荷叶盖罐一。桌旁一具有莲花托座的风炉,炉上坐着铫子,一童子手持铫子的长柄方在煎茶。贴着桌脚一个大水盆。虚景与实景中的各项物事,在此构成完整的叙事:理想与当下,是一致的,也是合一的。

  再回到实景中的士人:卧榻上面的主人公一身燕居之服,右手轻拈拂尘,左手漫拄书卷,背倚隐囊,一双方舄脱在踏床。隐囊后面竖一把阮咸。细审燕居之服,乃头覆乌纱,乌纱下面戴小冠,冠侧横贯一簪。上身半坦,露出心衣的右侧钩肩,外面罩着的一袭道袍半褪于肩下。道袍当有系腰之绦,而士人右肘的衣袖下方,便正露出丝绦下端的流苏。

  《世说新语·巧艺》云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 “谢云 ‘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与已经成为典故的 “幼舆丘壑”不同, 《消夏图》中的主人公乃置于士人向往的另一番闲适之境。画家以诸般细节铺陈清雅,几乎在在有所依据——有来自诗的故典,有来自物的古意——且颇存宋院画的体物精微和造型准确。那么也可知 《消夏图》主人公的小冠、乌纱,心衣、道袍乃至微露于衣下的系腰之绦,实在无一闲笔,是以士人唱赞的野服写其精神、写其潇洒闲适之境。

  赵伯澐的丝绦,贺铸 《玉钩环歌》中相互赠答的物色与诗情,会聚在 《销夏图》里,虽然三者之间的联系是虚线,但它串连起来一脉不断的宋元士风,却是很真实,因为三事中的每一事,后面都有更多的实例可为支持。

  余絮

  书写,乃士人生活之日常,笔、墨、砚之外,纸的选用自然也有一番讲求。 《清异录》卷下 “砑光小本”一则曰: “姚岂页子侄善造五色笺,光紧精华。砑纸版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文缕奇细,号砑光小本。”潘吉星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中引述此节,并解释道: “姚岂页,字万真,长安人,举进士,任后梁、后唐及后晋三朝要职,其子名姚惟和。姚惟和与其兄弟在姚府第内造出可称为历史上最精美的砑花纸。” “造纸时间大约在九三四至九三六年。他们以带有香味的沉香木为雕版,先由画师画出山水、树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等画稿,再由刻工按画稿逐一刻在雕版上,最后将雕版置于纸上强力压之,则所有图画或钟鼎文都显现于纸面,迎光视之,十分精美。我们可将此称为无墨印刷,即无须任何墨料而使雕版文字、图案呈现于纸上。”去岁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个 “宋代花笺特展”,作为展品的二十余件宋人墨迹,所使用的都是花笺,原是通过特殊的摄影手段,拍摄出肉眼不易察觉的花笺图案。于是见出薛绍彭 《元章召饭帖》所用砑花笺为铜瓶梅花,张即之 《致殿元学士尺牍》所用砑花笺为莲池图,黄庭坚 《自书松风阁诗》,则为秋瓜图,诸如此类 (何炎泉《暗香疏影:宋代砑花笺纸之制作工艺与书写文化》,载《宋代花笺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二〇一七年)。策展人提出: “这些出现在文人尺牍上的纹饰,与当时的器物、服饰、家具等的关系如何?”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每一种图案都可以找到它在当日的流行情况,可见这一份士人偏占的风雅,却不妨贴近时尚。这里且说砑花笺中的对蝶纹,因为——或许是巧合——皆与浙江有关。

  对蝶图案是风行于唐宋时代的一种装饰纹样,瓷器所见尤多,又或取此式制为佩件。出自辽宁朝阳北塔天宫的一枚辽代玉对蝶,两只蝴蝶的尾部分别做出一个环孔,相对处蝶须间的小孔里穿系银丝,正是佩饰的形制。对蝶纹样在宋代又有名曰孟家蝉,虽然或与史事相连称它为谶语 (见北宋朱彧 《萍洲可谈》卷一),然而这一纹样却是盛行不衰,且使用颇为广泛,与辽代玉对蝶相似的银对蝶也成为风行的女子佩饰,浙江出土者即不止一例。而出自浙江大学北宋一号墓的银对蝶,是置于银釦定窑白瓷粉盒里,虽然很可能是偶然,却更像是在回应一个唐代的传说。段公路 《北户录》卷三 “鹤子草”条曰:鹤子草,蔓花也, “草蔓上春生双虫,常食其叶,土人收于奁粉间,饲之如养蚕法,虫老不食而蜕为蝶,蝶赤黄色,女子佩之如细鸟皮,号为媚蝶”。

  使用或曰选取对蝶纹砑花笺作书者,便是蔡襄,为 《致通理当世屯田尺牍》一通,它也称 “思咏帖”,乃名作。书云: “襄得足下书,极思咏之怀。在杭留两月,今方得出关。历赏剧醉,不可胜计,亦一春之盛事也。知官下与郡侯情意相通,此固可乐。唐侯言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大可怪也。初夏时景清和,愿君侯自寿为佳。襄顿首。通理当世屯田足下。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收书人冯京,字当世,以三魁天下而有 “冯三元”之称。皇祐三年四月,蔡襄去杭,致书与冯,并赠以 “大饼”亦即大龙团茶以及青瓷茶盏。唐侯即唐询,时为福建路转运使。“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乃闽中斗试贡茶事,王、游二氏皆建溪壑源产白叶茶之园户。这里视为极珍的 “大饼”与贺铸 《玉钩环歌》中的“头贡双龙”,也是一个呼应。青瓷茶盏当是蔡襄 “在杭留两月”所得,应出自当地。砑花笺选取的花色多为当日流行的装饰纹样,对蝶纹即其一。这一通写于杭州的书札,笺纸从何而来,尚不能知晓。鄞县 (今浙江宁波)高似孙作 《剡录》,卷七中的一节以 “纸”为题,从剡藤、剡纸、剡硾等等一路数下来,直到罗笺,道: “苏易简《纸谱》曰:蜀人造十色笺,其文谓之鱼子笺,又谓之罗笺,剡溪有焉。”罗笺的制作方法与砑花笺很是接近乃至相通。前面提到的金华郑刚中有诗题作 《希父删定惠近诗一轴成四韵谢之》,起首即道 “小砑花藤字画精”。那么对蝶纹砑花笺,焉知不是出自有造纸传统且流行对蝶佩饰的越地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此为配合“越地宝藏”展举办的讲座之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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