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长安十二时辰》热播，令盛唐时期的长安风貌为观众所熟悉。
其实，在唐代名城中，长安未必是最宜居的。《资治通鉴》中便说:“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扬”即扬州，“益”即益州(今成都)，“口碑榜”前两名并无长安。
一方面，可能是长安在唐代中后期屡经战乱，已不入宋人法眼。
另一方面，长安属传统城市，采取严格的坊墙制，而扬州的罗城(即工商区)已推倒坊墙，成为近代街市型城市。
古代城市平均每0.5平方公里为一社区，以坊墙包围，开有四门，夜则关闭。这种城中城的坊墙结构有利于治安，且可挡鼠，作为当时的超大城市，长安极少发生鼠疫。但坊墙限制了城市发展。长安共108座坊，重心在城北，人口最多的坊每平方公里超3.5万人，而城南人口最少的坊，每平方公里仅201人，很多坊中开了菜地。
轻重失当，守城惟艰，终唐之世，长安6次被攻陷，是历代失陷次数最多的首都。
唐代长安还面临缺粮问题。每年至少有两个月，全城老少上山采榛橡代粮，皇帝则带文武百官“就食”东都洛阳，曾因出行仓促，致随从半路饿死。相比之下，那时老北京(当时称为幽州)的情况要好得多。
小说《长安十二时辰》的背景设定在天宝十三年(754年)，而此前两年，大诗人李白曾到幽州一游，此行目的，至今仍是个谜。
幽州是唐朝边防支撑点
武德元年(618年)，控制幽州的隋将罗艺(即《说唐传》中罗成的父亲)投唐，此时中原尚存14个以上的割据政权。可见，幽州是唐王朝起家的重要基础。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征高句丽，第二年四月，在幽州誓师。同年十一月，太宗退兵幽州，为悼念阵亡将士，建悯忠寺，即今法源寺。
唐代幽州呈长方形，北墙在今宣武门大街，南墙在白纸坊西街，东墙在烂漫胡同沿线，西墙在甘石桥沿线。与金中都遗址基本重合。(有学者认为，唐中期有扩建，具体情况未详)
据《太平寰宇记》称:“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慕容儁铸铜为马，因名铜马门(原称蓟门)。”
唐代的里约等于今360米，故当时幽州总面积为8.16平方公里，不足长安的1/10(唐代长安面积为84平方公里)，城市西南的1/4是子城，即军队驻扎地。据记载，幽州驻经略军(即边防军)3万人，马5400匹。
幽州是唐朝对东北方向边防的支撑点。
其一，隋代大运河通幽州，此为获取粮草、兵源等补充的最北站。唐太宗说:“幽州以北，(至)辽水二千余里，无州县，军行资粮无所取给。”
其二，东北方面多半耕半牧部落，实力更强。唐代几次想将防线北移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但武则天时，契丹叛唐，唐军只好撤出营州。开元五年(717年)，唐军一度收复营州，可3年后，又被契丹夺走，幽州成了堵住契丹南犯的第一线。
李白诗句称幽州为虎穴
752年，李白莫名其妙来到幽州。
李白来得不是时候，此时离安史之乱(755年12月16日爆发)只差3年，据史书中称，安禄山已为此做了多年准备。
这年3月，安禄山发20万兵击契丹，未能成功，引起朝中要员们的猜疑。《新唐书·杨国忠传》载:“安禄山方有宠，总重兵于边，偃蹇不奉法，帝护之，下莫敢言。国忠知终不出己下，又恃内援，独暴发反状，帝疑以位相媢(音如帽，意为嫉妒)，不之信。”
对于这场战争，李白在长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似有影射，如:“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罗星。”
在诗的后半部，李白写下:“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这被认为是最早揭出安禄山野心的诗句。
在去幽州前，李白曾给朋友写了一首《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与前诗对读，显得意味深长，其最后几句是:“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耻作易水别，临歧泪滂沱。”
可见，李白事先已将幽州视为“虎穴”。有学者推测，李白此行可能带有特殊任务。此时他已51岁，被“赐金还山”9年，长期寓居金陵。派他去幽州刺探消息，不会引起安禄山的猜疑。此外，李白名满天下，安禄山亦有意延揽，正可将计就计。
该解释虽无实证，但除此之外，很难解释李白在幽州期间的创作中，为何屡屡暗示安禄山将反。
李白因何到幽州悬念重重
李白来幽州，曾被认为是应好友何昌浩之邀(称何于751年秋访李白于河南省叶县石门山，邀其入幕)，并称何昌浩时任范阳节度使判官，奉安禄山之命，劝李白入幽州幕。
2005年5月，何昌浩墓碑在河南被发现。根据碑文，何昌浩一生只入过一次幕府，且幕主是宣歙采访使宋若思。宋若思的父亲宋之悌与李白有深交，李白晚年入狱，在宋若思全力营救下得免，此后一度在宋幕中，因此结识了何昌浩。何也曾隐居，与李白志趣相投，李先后给何昌浩写过两首诗。但他们认识时，安史之乱已经爆发。
可见，李白去幽州，与何昌浩无关，也未得安禄山邀请，这就让李白此行更增加了悬念。
当时安禄山一边暗暗扩张军事实力，一边亦重用文人，所谓“内苞凶慝，而外奖廉平，精择能吏”，对“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的李白有一定吸引力。
几乎可以肯定，李白是从南门进幽州的，因当时南墙外就是通济渠，从江南乘船，可直接到达。通济渠宽度在100米至290米之间，水量少，目前考古发现的船只遗骸，多是载重十几吨的小船。幽州是当时东北物流的中心，杜甫曾写道:“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后因大运河改道，通济渠遂废。
唐代气温较高，北方亦产水稻，幽州粮食主要由密云、延庆和河北怀来供给，人称“据居庸关，绝其粮道路，幽州自困矣”。
幽州十二时辰绝不寒酸
李白在幽州究竟待了多久，至今仍是一个谜，从诗中看，他多在河北一带游玩，几乎没提幽州城内状况。
据北宋出使辽朝的使者路振的《乘轺录》中说:“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
罽宾在今南阿富汗一带，亚历山大东征后，此地长期被希腊人后裔占据。在幽州，罽宾商人和移民竟多至专有一坊;肃慎是东北古老民族，与后来的女真有一定关系;卢龙本是边塞，后代称各民族聚居……唐王朝还将归顺的突厥人、奚人、室韦人、契丹人，内迁到幽州的归顺州(即今顺义区)，当时幽州多元文化交相辉映。
多元文化给幽州带来巨大财富。据记载，幽州“城北有市，百物山偫(音如至，意为储备)”。安禄山“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
在北京房山，保留了大量唐代刻石经，其中不少是商业行会赞助的，从中可见幽州纺织业极发达。在唐代，纺织品常被用作货币。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廷下令:“自今以后，所有庄宅，以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绵等……违者科罪。”
天宝初期，全国“米斗之价钱十三”，可“青、齐间，斗才三钱”，因大运河可送来南方粮食，幽州亦享其利，被称为“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钜势强形，号称天府”。
可见，李白的“幽州十二时辰”不会比张小敬的“长安十二时辰”寒酸。
谁在背后支使李白
既然李白看出安禄山必反，为何唐王朝却未提前准备?很大的可能是:派他去幽州的，不是唐玄宗。
唐玄宗称李白“此人固穷相”“非廊庙器”，对其藐视王侯、喜作秀的风格不满，不会委托他去调查重臣。杨国忠虽排挤安禄山，但与李白亦不睦。唐廷高官均不太相信李白，但哥舒翰可能是例外。
哥舒翰是突骑施(西突厥别部)人，李白出生地碎叶后来落入突厥之手，二人语言、习俗相近。据学者陈磊研究，李白的“白”在突厥语中意为“白马”，而哥舒翰的“翰”亦是“白马”之意。
天宝十二年(753年)，李白离开幽州后，直接到了长安，投奔哥舒翰幕府，还写了《上哥舒大夫》，称:“天为国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卫青谩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
哥舒翰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屡战屡败，被安禄山活捉，靠下跪磕头才活命，杜甫挖苦说“请嘱防关将，慎莫学哥舒”，李白却称他比卫青、白起强，未免肉麻。
哥舒翰与安禄山长期不和，天宝十一年(752年)，唐玄宗将二人叫到长安劝和。
二人把酒言欢，安禄山说:“我爹是胡人，娘是突厥人，你爹是突厥人，娘是胡人，咱们应搞好关系。”哥舒翰也说:“野狐狸向窝嚎叫是不吉的，因为它忘本了，我不会这样。”
可安禄山没听懂，以为哥舒翰骂他忘本，两人几乎殴斗。
哥舒翰说安禄山要反，唐玄宗肯定不信。
幽州最终替代了长安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曾说:“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所谓“地气”，相当于现代人常说的“政治经济重心”。
唐王朝初期的重心本在长安，但长安以西乏险可守，为确保安全，只能不断向西用兵，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只能靠在陇右屯田自养，可随着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屯田发展空间受限。
史念海先生曾说，唐代呈两翼结构，一翼是关中，一翼是河北，都是国家财税重地。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割据，半壁财税尽失，幸有江南迅速发展，递补上来。
汉唐两代定都长安，因面向中原，有函谷关等天然屏障，且关中平原富饶，足以养民。可随着大量民众迁入关中，加上人口增值，关中粮食已不足食，又缺乏新的发展空间，只能从南方运粮。从江南到长安，漕粮需过汴河，汴梁因此崛起，但这也成为王朝软肋，一旦此处被切断，唐王朝便灭亡了。
在区域博弈中，幽州的优势与长安的短板，日渐凸显。
有趣的是，最早意识到幽州重要性的是唐代诗人。据统计，《全唐诗》中以幽州为题材的诗歌竟达219首，其中仅有10位幽州本土诗人，且无名气。反而是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外来诗人佳作频传，幽州成为几代诗人文学想象的焦点，这为“地气”转换提供了可能。
唐代以后，幽州长期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替代了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