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节假日，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踏上旅途，亲情得以释放，乡愁获得慰藉。沉甸甸的行李箱中，装满了亲人殷切的关怀和无限的祝福。而心中那份离别的乡愁，更是中华民族传承千载的文化情怀。
在没有高铁、飞机的古代，人们出行要受到哪些限制?他们的行囊中都有什么物品?远行者的亲友会通过哪些方式表达自己的惜别之情?在没有微博、朋友圈的年代，古人又会把心中这份浓浓的乡愁书写在何处呢?本期的两篇文章告诉您答案。
在我国古代，“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古人出远门一定要有正当理由，这些理由包括经商、游学、游宦、游方、镇戍等。在农耕主导的古代社会，安居本土，不轻易迁徙成为传统，远游者往往令人轻视，所以那些“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游于四方而不归”的人会被称为“狂荡之人”。尽管如此，古代的行旅生活仍十分丰富，帝王巡游、文人游历、地理考察、宗教远足、外交旅行……各个阶层、各种目的的行旅生活，构成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风俗画卷。
古时候，车马信件都很慢，使得行旅之人一旦离开故土，与亲人的联系将变得十分困难，正如诗中所记:“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因此，远行对古人来说是一件大事，临行前要做诸多准备。
卜行
逢吉方行 遇凶则止
古人将对未知旅途的担忧，寄托在对神秘自然的崇拜上，他们在踏上旅途前有占卜择吉的风俗。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出行前就用火烧龟甲或兽骨，根据裂纹的走向来预测未来的吉凶。如果卜算结果为“吉”，则按吉日出行，如果为“凶”，就会另择吉日或取消行程。据《汉书》记载，汉宣帝欲前往昭帝庙主持祭祀之礼，但是出行前，车队仪仗前列的骑兵将一把佩剑掉落，插入泥中，剑刃正对着皇帝的车辇，驾车的马因而受惊。汉宣帝召人占卜，结果为“不吉”，他便取消了这次出行。
不仅帝王出行要占卜吉凶，民间亦是如此。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日书》，记载了大量“行归宜忌”的内容，可见当时民间出行禁忌的严苛。
出行禁忌延至后世，便有了“黄道吉日”和“黑道凶日”的说法。古人认为每天都有一个星神值日，如遇青龙、明堂、金匮、天德、玉堂、司命六个吉神值日，诸事皆宜，为“黄道吉日”;如遇天刑、朱雀、白虎、天牢、玄武、勾陈六个凶神当道，或遇到天象异常，如日食、月食、彗星、陨石坠落等，这一天就被称为“黑道凶日”。后来的阴阳家又将其与天干、地支、五行连在一起，把一年中的每天冠以吉凶，民间有“逢吉方行，遇凶则止”的说法。
古代文学作品，特别是明清小说中，多有人们选择“上好吉日”出行的记述，尽管这种方式被后世认为“验少妄多”，但这一习俗却在民间影响深远。古人对择吉礼俗的遵循，体现的不仅是人们对行旅安危的担心和对旅途顺遂的祝福，更凸显出行旅在古人精神生活中的意义。
送行
祖道饲行 灞桥折柳
受现实所限，古人不可能像现代人这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时道路不畅，密林丛生，行旅生活充满险阻。《战国策》中描写苏秦游历求学时，说他“负书担囊，触尘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茧，日百而舍”，可谓饱尝行旅艰辛。因为行旅不易，古人为了祈求行神的庇佑，在远行之前还要举行祖道仪式，祭拜行神。
在古代民间神仙崇拜的庞杂体系中，行神崇拜占据重要的位置。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有“饲行”“行饲”的内容，具体规定了祭祀的程序。要选择吉日举行祭祀行神的仪式，有设席、缀祭、祝告等内容。行神也称“祖神”，行神祭祀又称“祖道”，祖道仪式的主要意义是祈祝行旅平安、顺利。居延汉简记载，当时行旅祖道已成为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礼俗，从天子到庶人，都遵行这一礼仪规范，连西北边塞的士兵也不例外。
古往今来，最荡气回肠的祖道仪式莫过于《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燕太子丹在易水畔为即将远行的荆轲举行的祖道仪式。据记载，燕太子丹及其宾客均着白色衣冠，在易水边送别荆轲。祭祀完行神，高渐离击筑，荆轲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在这场记述详尽、千古流传的祖道仪式上，慷慨激昂的“易水之歌”成为千古绝唱，祭拜行神的主题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壮烈的送别情怀成为仪式的主旋律。到了魏晋时期，祖道祭祀行神的意义已经逐渐减弱，发展为会聚亲友、抒发离别之情的礼俗形式。
人们为即将远行的亲友设宴饯别的仪式脱胎于祖道仪式，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正是此情此景的真实写照:“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而折柳相赠，很久以前就成为富有象征意义的行旅送别形式。其中，“灞桥折柳”更是充满了惜别的文化韵味。灞桥位于汉唐等朝代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以东的交通要道上，人们往往在这里送别远行的亲友。因此，灞桥成为行旅之人集中抒发离愁别绪的所在，后来更成为离别的象征。人们选择折柳赠予远行之人来寄托依依别情，一是因为柳树生命力强，无论到天涯海角，都能枝繁叶茂;二是柳与“留”谐音，有“挽留”之意。因此，折柳成为牵动行旅之人惜别深情的敏感的文化符号，民间甚至出现了以“折杨柳”命名的流行曲调。孟郊的《横吹曲辞·折杨柳》中有“杨柳多短枝，短枝多别离。赠远累攀折，柔条安得垂”和“莫言枝条短，中有长相思”的诗句。有时候，人们也用《折杨柳》之歌来表达行旅生活的苦闷与艰辛。
行装
于橐于囊 徒步结驷
卜行和送行，展现的是古代远行者的精神世界，而行装准备对他们来说则是最重要的物质保障。古人远行所带的物品和用具称为“行装”，其选择的原则与今人大体相同，都需要简易、方便、实用。人类早期的出行方式是步行，车船发明、畜力开发后，步行仍是重要的行旅方式。徒步远行最重要的穿戴当属鞋子，古代的鞋有革履、布履，而行旅生活中用得较多的是芒鞋，这是一种用芒草茎的外皮编织而成的鞋，因踩踏松软，不畏湿滑，成为行旅之人的重要装备。芒鞋，也泛指麻鞋和草鞋。在古代，行走四方的商旅，“担囊负笠”是最具代表性的形象。由此可见，“行笠”这种竹编雨具也成为多数行旅者随身携带的物品之一。此外，有的行旅者还会携带武器，以保障旅途安全。
古代文献中对“担囊负笠”的行商和“负书担橐”的书生多有描述。居延汉简记载，汉代经过长途旅行到西北边地生活的中原人，多用“橐”盛装生活用品。“橐”多用布制成，也有用熟制的羊皮制作的“革橐”。人们除了用“橐”盛装日常物品外，还用它盛装干粮。行橐代表行旅途中的一切财物，因此行橐是否充盈，成为旅行能否顺利完成的重要物质保障。
《诗经》中提到行旅中携带干粮“于橐于囊”的情形。这里所说的“囊”与“橐”功用大体相同，都是装物品的袋子，二者的区别在《说文解字》中有记载:“小而有底曰橐，大而无底曰囊。”随着历史的演进，唐宋以后，“行囊”多指行旅中用来装钱的袋子，其形制越来越小。现在所说的“囊中羞涩”，就是源于行囊装钱的古代习俗。除了囊和橐外，居延汉简中还可以看到戍边士卒远行途中使用箧和笥的情形。箧和笥最初均为盛装日常用品的竹编器具，后来也运用其他材质制作，其形制和用途大体类似于今天的箱子。南宋时，有人把盛装行旅生活用品的器具称为“行箱”，已经非常接近我们今天出行使用的旅行箱了。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中，统治者奉行的政策对行旅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秦汉时期，重农抑商，导致当时的行旅费用偏高，无论是商人还是其他行旅者，每次远行都要携带数额惊人的“行装”。汉代的旅费叫“橐中装”，多为价格不菲的珠玉，方便交换为货币或其他物品。因此，秦汉时期，除了张骞、班超等官方使团外，民间行旅者颇为鲜见，这正是重农抑商对行旅生活产生的消极影响。
古代行旅者有迫于生计的“穷游”，也有排场奢华的“富游”，二者之间的差别在车辆发明和使用后逐渐凸显。“徒步”与“结驷”，本是行旅方式的不同，但在礼制规范中一度被用于体现等级差别。春秋时期，有一定身份的人出行必须乘车，逐渐形成了礼制规范，而徒步行旅也开始被视为“贫贱者”的行为。据记载，孔子最喜爱的学生颜渊去世，颜渊的父亲因家境贫困，请求孔子卖掉他的车子给颜渊置办椁，遭到拒绝。孔子说:“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可以看出，孔子强调的是，自己如果“徒行”，就违背了“礼”。史载，战国时的纵横家苏秦，在贫贱时徒步开始他游说列国的事业，当初“赢滕履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甚至被亲人鄙视。当他的主张得到君主响应，担任宰相时，则拥有“饰车百乘”，所到之国，均备受尊敬。可见，“出则徒步”与“出则结驷”的不同。
除了是否乘车之外，行旅者所着鞋履也成为其社会阶层的身份标识。在《水浒传》中，史进、戴宗足蹬麻鞋，而杨志却穿着“带毛牛膀靴”，体现的便是其所属阶层的不同。
在文人官宦的行旅生活中，除了基本行装外，还有一种特殊装备——“途利”。明代出现的“途利”，是文人官宦行旅中携带的精巧“工具包”。明代屠隆《考槃余事·文房器具笺》“途利”条中记载:“小文具匣一，以紫檀为之，内藏小裁刀、锥子、挖耳、挑牙、消息、修指甲刀、剉指、剔指刀、发刡、镊子等件。旅途利用，似不可少。”其中，裁刀、锥子是裁纸装订用的工具，挖耳、挑牙、修指甲刀、发刡等，则使行旅之人能够随时清理个人卫生。工艺精湛、材质考究的“途利”，是古代文人官宦独享的旅途“奢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