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老子是神仙般的人物，庄子是得道的真人。作为道家的代表，他们的生活态度达观、出世，他们的人生过得洒脱、逍遥。但实际上，远不是那么回事。
中国士人的传统，是以天下为己任。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著书立说，无不为了济世拯民。老子晚年，决定远离人世。出函谷关西去，守关官员尹喜让他留字，他写下五千言，也就是后人所称的《道德经》——一本治理天下的书。老子红尘未脱，心忧天下。庄子发挥老子思想，写出后人所称的《南华经》。老庄并称，《道德经》《南华经》成为道家经典。老庄思想，有出世的因子，但骨子里却是积极入世。老庄何曾乐逍遥!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诗讥讽老子:“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这是不识中国古代先贤之心，是忘记了中国士人的大义。老夫子何苦多嘴，卖弄这个小聪明，示人以短呢?
老子的思维逻辑，是从宇宙观进入治理观，由自然之道进入君王、臣民之道。思想的河流溯源而上，又顺流而下，就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条畅和通达。《老子》一书，紧扣道德展开，主要对象是“圣人”，也就是得道的统治者，进而推及臣民。《老子》共81章，“圣人”一词出现32次，除去个别几章“圣人”一词重复出现，其余的，则都作为每一章中立论的落脚点。这81章中，“圣人”主语省略或以其他词语(如王侯)替代的，约12处。此外，讲道与治国、从政、立身关系的，约24处。毫无疑问，《老子》是面向君王、面向臣子，讲述治理社会的哲学观、治国理政的大道理。因此，历代王朝、众多的统治者，无不对《道德经》青眼有加。汉代，高祖、吕后、文帝、景帝时期，黄老之术成为国家统治思想。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众多的帝王，都把《道德经》作为“君王南面之术”，治理国家之法，把学习《道德经》作为必修课。
庄子思想本源于老子。《庄子》继《老子》余绪，阐发《老子》思想，将“道”投射到更加广阔的时间、空间和世间，探求天道、地道、人道，聚焦点也是天下治道。他眼观天下(《天下》)，心度帝王(《应帝王》《让王》)，谈天说地(《天地》《天道》《天运》)，筹谋人间(《人间世》)。庄子就像《逍遥游》中那只大鹏鸟，但任它飞得再高再远，看到的却“都是人间城郭”。他看到了老子“小国寡民”理想社会的图景:那是结绳记事时代，传说中的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等氏族首领，实现了天下至治，民众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他对孔子、墨子心目中的理想先王猛烈抨击，不留丝毫情面:唐尧、虞舜、夏禹、周文王、周武王好智、无道，扰乱了天下;他看当世的统治者，都不满意，都看不顺眼，都缺乏信心。他怀着对现实世界的悲观失望情绪，时常逃进虚幻的天地，发其奇思妙想，做着至人、真人、神人的梦。历史上，庄子最风光的年代，是唐开元年间，他被唐玄宗李隆基诏封为南华真人，《庄子》被诏封为《南华经》。与《道德经》相比，《南华经》被历代帝王重视的程度差些，却成为士大夫们立朝处世的精神宝典。
老子治理观的核心是无为而治。《道德经》中论述颇多:“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我无欲而民自朴。”无为而治活的灵魂，是对道的知行合一。
“有物混成”，是说道是一个混沌不分的整体。庄子《应帝王》载: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对混混沌沌的万事万物，欲分，欲察，欲整齐划一，欲是非、曲直、善恶分明，不可得，也不可行，甚至危害极大。水域有鱼龙混杂，人间有善恶美丑。鱼有鱼道，虾有虾道，人群中有仙道，有佛道，有魔道，有圣道、凡道，无法强求一致。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植物界，有香花，有毒草，良莠共存，方激发勃勃生机。
“独立不改”，道是绝对性存在，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它，没有任何意志可以影响它，“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只能顺应它、辅助它。逆道而动，以意为行，愿望再好，只能走向反面。用心越笃，用力越勤，为害越烈。
“周行不殆”，道遍布一切之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天地有其道，万物有其道，众生有其道，每一个地方都有道的存在。青青翠竹，郁郁黄花，无非是道。明白这个道理，用心发现它，切身体悟它，有效运用它。
“为天下母”，道是万物之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依次呈现“道、德、物、器”四种形态，“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它们各有取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遵循道的法则做事，万物万事将会自行化育繁生。
老庄为千载师，徒弟有智与愚。道是绝对性存在，对道的认识和把握却受人的才识、经历、偏好和外在环境影响。看三代开国打江山的帝王:唐太宗学《道德经》，读出了“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执政为民做得比较出色。农民出身的明太祖学《道德经》，悟出了“淳风大化”，要建立一个静态的农业社会，重本抑末，禁止人口流动，圈禁人民在百里之内，“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返朴化淳成效极大，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却停滞了。清世祖读《道德经》，读出了静笃、“包容”，他以宽为治，整顿赋税，刷新吏治，协调民族关系，缓和满汉对立，使初入中原的王朝站稳了脚跟。从总体上看，他们都是各取所需，不过所取和运用更恰当些。
老子著《道德经》至第七十章，想说的话说得差不多了，蓦然间心潮起伏，感慨万端:“吾言甚易知，甚益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知我者少，效法我的人更不易得。唉!世上的圣人，别看他外面穿着粗布衣服，但怀内揣着美玉啊!看来他老人家也不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纠结于自己说的话不被理解，不能行世，“至德之世”的理想社会无法实现，只好站出来自打圆场、自我安慰一番。神仙般的老子啊，仙风道骨何处去了?庄子写《南华经》，该结尾了，想起他的好朋友惠施的“奇谈怪论”，禁不住大加挞伐:你惠施的学说和辛苦“其于物也何庸”，“悲夫!”(对于万物有什么用，可悲呀!)这不正是当年惠施对庄子一针见血的批判吗?“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抛弃)也。”庄子怎么也落入了“执着于用”的窠臼，忘记了自己反驳惠施的话:拙于用，是不能用其所用，是心灵茅塞不通;无所可用，对于万物又有什么祸害呢!心比天高的庄子，怎么像大鹏落地，变成个实用主义者了呢?“天下”情结难断!逍遥游的庄子啊，逍遥精神何处去了?
老庄，出世者?用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