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作家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被研究的多，被附会的也多。作为北宋文坛巨擘，苏轼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和个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几乎都被梳耙尽了，甚至连他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之类的前身后身问题，都未能逃脱人们的附会。
关于苏轼从哪里来，据北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七“梦迎五祖戒禅师”条记载，苏辙（字子由）被贬为高安盐酒税，有云庵和尚居洞山，聪禅师居寿圣寺，一夕竟三人同梦迎五祖戒和尚。“良久，东坡书至，曰：‘已次奉新，旦夕可相见。’”当时苏轼由黄州改调汝州团练副使，正不顾路途遥远，转道高安来看望弟弟苏辙。在城外二十里的建山寺接到苏轼后，“则各追绎向所梦以语坡。坡曰：‘轼年八九岁时，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右。又，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记其颀然而眇一目。’云庵惊曰：‘戒，陕右人，而失一目。暮年弃五祖来游高安，终于大愚。’逆数盖五十年，而东坡时年四十九矣。”这则记载，从多个方面着眼，坐实苏轼前身乃五祖戒禅师。
所谓五祖戒禅师，本名师戒禅师，因长期居住在蕲州黄梅五祖寺而得名，有时又被简称戒禅师或者戒和尚，是北宋云门宗高僧。释惠洪对他乃苏轼前身的认定，后来成了一个母题，被丛林语录、文人笔记和诗话词话辗转抄载。特别是明代冯梦龙在《喻世明言·明悟禅师赶五戒》这篇小说中，记述了五祖戒禅师因破色戒圆寂后转世为苏轼的故事，受众广泛，家喻户晓，进一步扩大了苏轼前身为僧观念的传播。
苏轼的文学天才，也被归功于他前身为僧的缘故。释惠洪在《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七中说：“东坡盖五祖戒禅师之后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而成文。盖非语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从般若中来，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轲、左丘明、太史公而来，一人而已。”在释惠洪看来，苏轼的文章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前身为高僧，深谙禅理、具有慧根的缘故。
苏轼对自己前身为五祖戒和尚之说也乐于接受。他在给云庵和尚的信中说：“戒和尚不识人嫌，强颜复出，真可笑矣。既法契，可痛加磨砺使还旧规，不胜幸甚。”并且连朝服里面穿的都是道服，《冷斋夜话》卷七中有“苏轼衬朝道衣”条的记载：“哲宗问右珰陈衍：‘苏轼衬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还曾作偈语道：“却着纳衣归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另外，苏轼在诗文中一再提及自己前身为僧之事。在《南华寺》一诗中说：“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这既是对自己前身为僧说的认可，也像是冯梦龙《明悟禅师赶五戒》小说的引子。在《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过旧游》一诗中说：“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而《答陈师仲主簿书》一文则如同对此诗作出的详细说明：“轼亦一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在杭州尝游寿星院，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故诗中尝有‘前生已到’之语。”苏轼前身既被他人认定为五祖戒禅师，又被自己认定为杭州寿星院高僧，那么两者该怎样统一起来呢？很简单，将五祖戒禅师与杭州寿星院这两个独立的因素合并，戒禅师在人们的观念中就成了杭州高僧。
除了前身为僧说之外，苏轼还认为自己前身是陶渊明。在《江城子》一词中，苏轼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谪黄州，“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这种人生经历，与躬耕陇亩的陶渊明极其相似。据不完全统计，苏轼平生写了124首和陶诗，在《和陶归去来兮辞》中说：“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赋归来之清引，我其后身盖无疑。”在“归去来”这个价值维度上，苏轼和陶渊明高度一致，所以他声称自己乃是陶渊明的后身。苏轼曾夫子自道：“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其中一个“感”字，折射出苏轼与陶渊明产生了共情，表明了他与陶渊明精神相通，也意味着他对陶渊明有发自内心的敬仰。
弄清了苏轼从哪里来，那么他又往哪里去呢？关于苏轼的后身问题，也有不同的说法。一种可以称之为佛教的解释，一种是诗文的解释。
按照佛教的解释，苏轼的后身乃是明代袁宏道。明代后期公安“三袁”：袁宗道（字伯修）、袁宏道（字中郎）以及袁中道（字小修）三兄弟皆有文名，而袁宏道文名尤著，被推为公安派领袖。他在《识雪照澄卷末》题注中说：“小修有梦中遇老僧，谓余为坡公后身。”考之袁中道《书雪照册》中的记载：“甲辰秋初，予避暑荷叶山房，未几，中郎偕雪照、冷云二禅师及云心居士至。已而寒灰老禅亦至。”“是夜，月明如画，诸公谭锋正发。予因假寐，俄至一处，见一庞眉老僧，语予曰：‘公等欲知宿世之事乎？中郎前身是苏公子瞻，公即子由也。’”可见对苏轼后身为袁宏道的认定，正像对他前身为五祖戒和尚的认定一样，都来自梦境。那么袁宏道对于弟弟的这种认定持何种态度呢？他在《识雪照澄卷末》文中说：“明教曰：‘然则老僧谓公为坡后身，云何？’余曰：‘有之。尝闻教典云前因富奢极者，今生得贫困。身坡公奢于慧极矣，今来报得鲁钝憨滞，固其宜也。’”文中虽有自谦的姿态，但袁宏道明显是乐于接受东坡后身这一说法的。
袁宏道乃东坡后身之说，也见于其他文人的记载。袁宏道曾编著《公安志》，雷思霈在《公安县志序》中说：“传闻中郎为子瞻后身，嗟呼！子瞻不敢作三国史，而中郎能为一国志，岂隔世精灵乃更增益耶？”“传闻”一词，既表明袁宏道为苏轼后身之说无法证实，但也暗示了这一说法在当时已经广为流传。也许历史真是层累地造成，传说积淀愈久人们愈加信服，清康熙时孙锡蕃在《公安县志·袁宏道传》中说：“中郎之为子瞻无疑矣”，则语气肯定，没有丝毫的犹疑。
苏轼作为大文士，能把前身附会到他身上，无疑是很荣耀的事。当今学者龚鹏程在《春游西湖》七首其一中说：“山晴水骨碧嶙峋，柳岸桃花簇屐裙。我是前身苏学士，于今来对满湖云。”在龚鹏程眼中，自己就是苏轼的后身。南宋赵与时在《退宾录》卷四中说：“开禧丙寅，眉州重修图经，号《江乡志》，末卷《杂记门》云：佛日大师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苏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荐。尝谓张子韶侍郎曰：‘老僧东坡后身。’张曰：‘师笔端有大辨才，非老先生而何？’”赵与时考证宗杲大师年谱，指出东坡殁时宗杲大师已经十三岁了，这种记载明显不真实，但足以表明他对苏轼的极度推崇。
苏轼乃大文豪，假如声称他人前身是苏轼，无疑就成了对他人的一种恭维。南宋卢祖皋在《渔家傲·寿白石》词中说“人说前身坡老是。文章气节浑相似”。据考证，卢祖皋所祝贺的寿星是钱文子。明末清初彭孙贻在《和子服自云栖归游虎跑泉用东坡壁间韵》其一中说：“前身应是东坡老，槐火寒泉试更尝。”被恭维为苏轼后身，文士对此是否受用我们无从知晓，但无疑能换来对方的好感。除了交际应酬外，假如在文学创作上被认定为苏轼后身，则是一种极高的评价。近代学者吴梅在《词学通论》中说：“余谓遗山竟是东坡后身，其高处酷似之。”吴梅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对元好问表达了无上尊崇。
苏轼拥有众多“粉丝”。诸般说法猬集于苏轼一身，既表明了人们对苏轼的敬仰，又意味着苏轼这一文化符号具有极大的消费价值。
（作者：朱美禄，系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