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Yeats)的创作融合了19和20世纪的文学风格，也是现代主义的开山者之一。图片来源:阿拉米(Alamy)
叶芝出生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但他仍在塑造着英语。他对现代作家的影响可与莎士比亚(Shakespeare)相提并论。
对于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在英语文化中从古至今所起的关键作用，再大的颂赞都不为过。
“叶芝对今天的影响与莎士比亚、琼森(Jonson)或者狄更斯(Dickinson)一样，”批评家兼诗人詹姆斯·朗根巴赫(James Longenbach)说，“他与我们理解的书面英语的形成密不可分。 ”齐诺瓦·阿切比(Chinua Achebe)和琼·迪迪安(Joan Didion)等作家都在叶芝那让人留恋的诗句中发现了概念化的完美标题——《万物四散，疲惫朝向伯利恒》(Things Fall Apart and Slouching Toward Bethlehem)。TS·艾略特(TS Eliot)称叶芝为“少数人之一”，他们“让自己生活的时代永垂青史，不研究他们就无法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因为他们都是所处时代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1865年6月13号，叶芝出生在爱尔兰，之后在伦敦他的画师父亲的波西米亚圈中长大。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叶芝成为一名传统主义者，他写了半个世纪的14行诗。他对英格兰诗歌形式、爱尔兰文学和凯尔特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在爱尔兰西部斯莱戈郡他母亲家里的避暑经历)的掌握给予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如果他在19世纪末即停止创作，那么他给今人留下的就是一部感人肺腑的乡愁和田园诗集——幸运的是，他没有这么做，这才有了他20世纪的著作，才使得现代主义更上一层楼——以及他所创造的用以理解现代性之恐怖与美的新语言。正是这一贡献突破了时间的考验，依然与今天的诗歌产生共鸣。
记忆中的斯莱戈郡(照片中的道路是其中一首诗的灵感来源)激发了叶芝早期浪漫诗歌的创作。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
一个世纪以前，叶芝的诗歌总是充斥着他称之为“越来越猖獗的全球屠杀”的灾难。在一首名为《1916年复活节》(Easter 1916 )的诗歌里，他记述了1916年发生于爱尔兰的复活节起义(the Easter Rising)，他认识的人在这场运动中死在了执行死刑的射击队枪下。他把这些人称为烈士，并形象的总结道:“一种壮烈之美由此诞生。”
紧接着，他于1919年开始动笔的《二度降临》(The Second Coming)在1921年出版了。该书回应了一战、俄国革命和爱尔兰内战这些重大事件。威斯坦·休·奥登(WH Auden)在1939年写给叶芝的挽歌中写道:“疯狂的爱尔兰把你逼成了诗人。”
“现实与正义”
和所有伟大的艺术品一样，叶芝的作品也能够与时俱进——且叶芝与那些饱受战争与民间非议双重煎熬的诗人产生了最强烈的共鸣。诗人苔丝·加拉格尔(Tess Gallagher)初次接触叶芝的诗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她说:“他对政治很关注。祖国的命运以及它在争取自由的路上所付出的代价，还有那些为国家的建立不惜自我牺牲的人，都是他所关心的。”
复活节起义和一战给国家造成深刻影响，局势动荡不安。叶芝在后期的作品中反映了现代社会行进过程中遭遇的种种恐怖。图片来源:阿拉米
诗人雷诺·摩尔(Honor Moore)指出，《二度降临》让读者对混乱的1968年有了新的理解。“他的写作紧跟一战(当时人们并没意识到还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步伐，”她在邮件中说:“当时，我和其他20出头的年轻人一样，看到这些表达如此精确的诗句简直不寒而栗:‘上进者再无信念/堕落者更加卑劣，满腔激情在贲张。’还有一只难以形容的可怕畜生，它的‘无情之凝望似若骄阳’。”
诗人汤姆·斯莱(Tom Sleigh)的新诗集《Station Zed》取材自他在黎巴嫩(Lebanon)、索马里(Somalia)、伊拉克(Iraq)和利比亚(Libya)的记者经历。他提到，叶芝曾经说，艺术的目的在于“守住单一思想的现实性和正义性，”他还说:“你进行这一类阅读，并将书中内容投射到伊拉克等国家的艰难处境中，这会说服你去反对各种情绪化的废物。”
秩序与混乱
叶芝直面人类的悲剧。永垂不朽的不仅是他的主题，还有他的形式。
“(他)一直是我最喜爱的诗人，”生于都柏林的诗人依婉·伯兰(Eavan Boland)如是说，在她的指导下，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开展了一个很有创造性的写作项目。她强调:“叶芝对20世纪的抒情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给诗节带来了重获生命力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他后期的作品里体现得最为明显。最重要的是，他为抒情形象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这种形象在19世纪晚期已经变得温柔多情。”
步入迟暮之年的叶芝在爱尔兰已经是受人爱戴的名人，这部分得益于无线广播对其诗歌的宣传。他离世时，举国为之哀悼。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
“叶芝给读诗或写诗之人留下的主要遗产或榜样，”伯兰说，“是他后期作品中对人类圣约的着迷”。诗人的生活横跨两个世纪的结果，很简单，这是一个成长故事。“作为一个诗人，他在部分早期的诗歌中颂扬英雄和力量，但在后期的作品里，主题却转向了迷人的成长。他越来越不像一个诗人，更像是年华逐渐远去的老人。不朽的诗人与脆弱的血肉之躯两相结合，给浪漫主义带来了极富影响力和颠覆性的突破。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抒情诗:严肃、引人注目且具有说服力。在这种成就的笼罩下，我想我们仍以诗歌的写作者或读者的身份活着。”
斯蒂芬·博特(Stephen Burt)是诗人兼批评家，也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把叶芝描绘成一个模范诗人:“叶芝在很多明显矛盾的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很神秘，但我们又知道他是一名辛勤耕耘、具有独立意识的工匠;他是一位珍视私人生活的诗人，但又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在某些方面，他是保守复古，在其它方面他又是超现代的。”
投下长长的阴影
诗人兼批评家詹姆斯·朗根巴赫说，无论今天的英语诗人有没有意识到，都改变不了叶芝对他们诗歌创作的影响。“叶芝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抒情诗，使之在过去一个世纪成为我们期望中的诗歌样式。他将多个世纪以来一直不被重视的诗歌，即偶然得来的诗歌中更为庄严的部分——关于婚姻、出生或者加冕礼、死亡的诗歌——转变为我们语言中最严肃、最重要的一类诗歌。”朗根巴赫指出，该影响的结果是“诗人们如弗兰克·奥哈拉( Frank O'Hara)、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和苏珊·豪(Susan Howe)表面上各有自己的特点。”
叶芝1939年在法国逝世并在当地安葬——但9年之后，他的遗体被迁回斯莱戈郡重新入葬，这也是叶芝纪念碑的所在地。图片来源:阿拉米
汤姆·斯莱创作《Station Zed》期间曾到叶芝那里寻求灵感。“(他给了)实用的写作建议，比如‘我现在只会为了更富热情的语法而修订我的作品。’你所需要做的只是看一看他写于19世纪90年代的的作品——《红玫瑰》(Red Rose)的语言，我的生活中骄傲而伤感的玫瑰——并将其与《Crazy Jane》中的诗歌做对比。你会发现，‘音乐’已经从修辞的音乐美转变为演说的音乐美;你还会发现，音乐美是思想的浓缩，而不是环境诱导的结果。”他的关注点从环境转向了人类——在考虑外部事件时甚至能够洞察复杂的动机。这种他就在你的脑子里，与你的思想互相交融的感觉可能正是当代很多诗人与他发展出强有力的亲密联系的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在今天依然深具影响力。斯蒂芬·博特说:“很少有诗人如此值得我们反复阅读、反复聆听。”苔丝·加拉格尔说，“我觉得很神奇，他的诗在今天依然深受追捧。情感如此丰富又如此神秘，只有这样一位诗人才能在思考中发现这股秘密的力量。”
(原文选自:BBC 编译:薛佳茵，编辑:刘秀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