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二马》剧照（图源网络）
泛黄的旧英文报纸，蛋壳型的英式女帽，黑色的长柄伞，话剧《二马》的亮相，是描白一般的英伦风格。故事虽然发生在英国，但人物一开口，仍然是人们熟悉的、有点贫嘴的老舍的“京味儿”。两个漂洋过海来到异国的中国父子，一对相依为命充满成见的英国母女，老舍《二马》要讲述的，不仅是横亘在文化差异与世俗眼光之间的爱情与萌动，更是一代华人在伦敦的际遇，一个旧国度与新世界的碰撞。而创作近一百年后，这部小说被搬上话剧舞台，似乎又有了另外的意味:百年前的偏见与愚昧尚未消弭，新的矛盾与荒谬已经登场。
在老舍的创作体系中，《二马》是不常被提起的一部。小说完成于老舍进行长篇创作的初年。1924年夏, 老舍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教师。五年的侨居生活, 打开了他的视野, 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二马》是继《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后的第三部小说，也是他回国前在伦敦写就的最后一部作品。
虽然写人在异乡，但不像同样描绘异乡故事的《布鲁克林》，老舍的《二马》里没有托宾笔调中“醉里既知身是客，直把他乡作故乡”的美丽与哀愁。也不似日后的《骆驼祥子》和《月牙儿》，老舍在《二马》中没有着墨于命运的悲凉，反而用幽默的口吻写了马氏父子和温都太太、温都小姐的爱情。在爱情和玩笑背后，老舍的文字中还有热热的不甘。他寄希望于用新的思想完成民众和社会的进步，用商业的崛起实现国家的复兴。
在他的笔下，“老马”马则仁、“小马”马威、古玩店伙计李子荣，是不同类型的三类人:老马迂腐陈旧，是典型的“旧民”形象;小马是中庸的观望者;而李子荣则是受过教育、有理想的新青年。然而在书中的人物里，还是要数老马最让人印象深刻。这个官迷爱面子、讲排场，身上有着入神入骨的偏执、滑稽，为人不好不坏，可爱亦可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老舍写起来最得心应手的人物类型。
从《我这一辈子》到《猫城记》、《离婚》，方旭接连改编过三部老舍小说。因而此次在《二马》中出演老马，显得驾轻就熟。光溜溜的脑袋上戴一顶黑色针织小帽，圆圆的眼镜片后露出滑稽的神色，坐在长椅上四仰八叉，舞台上的老马活脱脱是一个顽固懒散的“老北京”。然而作为导演兼编剧，方旭还要应对小说中人物塑造力度不均衡的难题。他选择了五个男演员，轮流扮演剧中的九个角色。两个男演员反串温都母女，目的是以更加间离的方式来消解中国面孔演洋人的生硬。
剧中的两个标题人物老马和小马，都各自有口头禅:一个是“俗气”，一个是“人活着还是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而实际上，只有“俗气”是老舍原著里的关键词。这种增补和剧中不时出现的流行语一样，无疑是冒险的。然而这是方旭在《我这一辈子》和《离婚》中惯用的改编方法，为的是让台词和当下发生关系。
然而比起转瞬即逝的流行语，或明或暗揶揄现实的部分似乎更让人心有戚戚。在舞台上，小说里伦敦工人的砸抢被悄悄换成了“爱国”华人针对“卖国贼”老马的打砸。抱怨完伦敦空气差，老马立刻怀念起北平的好空气。在这些偷梁换柱的细节映衬下，话剧《二马》里那个看似光明的尾巴，也显得面目可疑了起来。马家的后人拎着行李箱出场，说出了爷爷常挂在嘴上的那句话:“人活着还是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笑过之后，回味老舍于百年前写下的梦想，方能体会出笑声里的一丝苦味。(文/王菲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