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我喜欢在路上。去往青藏高原的路上。
有时，我怀揣一个面目模糊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一些人的回忆，来自尘封的档案，或者是一些尚未形诸文字的历史碎片。我背包里装着记录这些故事的文字，或者就是脑子里回荡一个民间的口头传说，我前往一个地方，或者是由不同的道路——铁路、公路、乡间小径、荒芜的古驿道——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去求证那些故事。也就是去往历史的现场。
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故事，没有目标，没有准备，只是在别人的书中或自己的书中呆得久了，便向往着道路，道路所带来的流动感，怕跟生活隔绝，就上路了，在不同的空间中遇到不同的人，单个的人，成群的人，突然之间，一个故事就出现在面前。
这些年，我的四本书，或者我写的四个故事，就从这两种不同方式得来。
四年多前，写完了取材于藏族史诗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在有关史诗材料的寻访过程中，听到了另一个历史故事的不完整的民间版本。为求证回头便去读清代史料。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是今天四川西部的一个县。把这块小地方的有关史料从浩繁的清代史料中一一打捞出来，足有上百万字。这些文字促使我不断去回访那个地方，一段废弃的古道，一座河上曾经有过的桥梁，三四千米雪山上已然消失的关隘，一段曾经有上千人殒命的峡谷。然后，继续搜集梳理新的史料，然后，再重返现场，从当地人口中听取那些口头的传说，自然也有当地人稀少的文字记载。两年多时间，在故纸堆中和故事现场的不断往返，终于使我在第三年写出了非虚构作品《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
写完不久，我依然去往青藏高原。这一回，没有准备，只是想去看见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现实。五月，高原地带草色刚刚返青，四处残雪斑驳。有些时候，往高处攀登，雨变成雪。有些时候，从高山牧场去往低处农耕的峡谷，雪又变成雨。在路上，总遇到一些本该在上学的少年。他们从山上下来，在路边向来往的车辆摇晃着手里的东西。停下车，他们会拿出一块奶酪，一块小动物的毛皮，更多则捧出刚从雪线附近的草坡上挖出的虫草:“虫草，虫草，三十元一根，三十元一根。”我熟悉这些孩子，如果是秋天，他们捧在你面前的会是几只蘑菇。但现在，他们只是说:“虫草，虫草。”这天，我停下车，问一个孩子，打算用这些钱干什么，他说:“给姐姐买跟同学一样的东西。姐姐在城里上学，要有跟城里同学一样的穿戴。”这句话击中了我。那天，我改变计划。在当地县城一个稍微舒适的酒店住下，打开电脑，写这个新遇到的故事，故事叫做《三只虫草》。我想，我要用清新的笔调写一个善良的高原少年。我要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天真少年在今天这个消费社会中的历险记，而且，我不能让他在这个社会中沉沦与迷失。
这个故事使我意识到，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其实还可以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自然界到底能在什么程度上承受人类无休止的索取。沿着这个思路，我又写了《蘑菇圈》和《河上柏影》，揭示这个消费至上的社会的种种图景，揭示环环相扣的商业链条对自然界，对乡村，对弱势群体的剥夺。
这是我近五年所写的四本书的缘起。一个写作者，终生都会寻找故事，但一个写作者，不会只止于讲一个故事，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这意义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是关于人的，更是关于社会的。对这些意义的寻求，不是依靠空想，也不是等待灵光乍现，而是始终使自己在路上，读书、寻访、体察。在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复杂的现实生活间不断往返，在我，是通过写作提升自己的惟一方法。(文/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