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刘和平:历史剧传达的是什么
记者:当年您所写的一部《雍正王朝》曾引起历史剧拍摄的热潮，如今在您的新作《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播出的前后，《贞观之治》、《卧薪尝胆》、《贞观长歌》几部大制作历史正剧也集中播出，这样的景象令人好奇，中国实力最强的影视创作者们，为什么在这个时期纷纷对反映治国经略、权谋斗争的历史剧产生浓厚创作的兴趣?
刘和平: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都一定是社会思潮在推动。这几年我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从前几年中央免除所有农业费税那一刻起，就已经标志着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转向商业文明，农业不再成为养活中国的经济命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与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告别，会带来一系列人们精神上在所难逃的困惑和阵痛。每个人心里都空落落的，一种思潮因此产生，即大家有意识和无意识地都在呼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回归，《百家讲坛》那么受欢迎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同时有这么多的人以自己的方式进入这个思潮，那我们这些人，就是运用手中的专业加入到这个思潮里来。《卧薪尝胆》是励志的主题，而《贞观长歌》则与民族的崛起、寻找民族自豪感有关。
记者:有一种说法，历史就像是中国人的宗教，每当现实需要，总会从历史中寻找行为依据和思想指导，拿历史说当下事。如今历史剧创作的风潮有这种意味吗?
刘和平: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有一定道理。每一代中国人都在寻找自己心中的中国历史，来完成自己的宗教皈依。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文学和艺术眼中的中国历史。但同时也因为如此，历史在每个人心目中都是非常神奇的，确实就容不得我们这些影视从业者所表现出的历史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历史。站在我们的角度，要理解受众的要求，不能受众提出质疑和批评就受不了。要达到大家心目中历史里的高度，不是一部两部作品能完成的，这条路很长，我们能做一分是一分。
既然我们创作的是历史正剧，就要有承受质疑与批评的准备。首先很多批评和质疑来自平时不大看电视剧的知识界，你毕竟让那些平时不看电视的人都来看了。而尤其我们面对那些平时不看史书不懂历史的人，就更应该传达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精神，那些人属于无意识阶层，对他们更要负责。
记者:实际上我们现在来讨论当下历史剧的热潮，有关某些情节是否符合史实的争论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其中所表现的历史观和历史精神。作为一个创作者，您怎么能保证自己所要传达和表现的东西是正确的，是好的呢?
刘和平:不能说我表达的就是好的是对的。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我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说明:作品=作者+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年有了这个思潮，我也进入到其中，而且我可能是当中更强烈地感受到这个思潮的人之一，并且我又是做这个工作的，我用作品的形式把这个思潮表现出来，所有在这个思潮当中的人就会跟我有共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怎么更好地从文学艺术的层面上要求它更高、更准确、更艺术化。这时候尤其要注意的是，任何一个人，你的专业水平再高和能力再大，你也只是这思潮中的一个人，不要把自己独立在外。我们这些人里面，没有先知先觉，没有引领潮流，潮流已经来了。
记者:“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既然您说到历史剧的创作表现的是一种当代思潮，您的《大明王朝》表现的是什么呢?
刘和平:就是当代大家都在呼唤的，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结晶成的伟大历史精神。今天缺这个历史精神，大家呼唤它，提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就形成思潮。我们写的人、拍的人、演的人都进入了这个思潮，那么(表现的)历史肯定就是当代史了。我们本来就是当代人，又不是明朝人，这就像历史学家汤因比说的:“每一代人都在重新解释历史。”说白了，一切历史都因今天而存在。因为这样，我们这些从业者就更加认真而认真，努力而努力，当作品达到一定的审美层面和艺术高度的时候，大家就不会说你影射啊、以古讽今啊包括说你扎堆、赶风头了。因为作品已经被认为是具有独立品格的好作品了，不因今天而存在。当然至于说我本人或我们这个团队所创作的作品是不是达到了这个高度，我不敢说，但这是我们的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谈何容易?
记者:您表现明代那一段历史，于今天的意义何在呢?
刘和平:我们的祖先们在那么一种困境人生中、那样一种生存状态下，怎么样做事、做人、做官。曾经有媒体问我对中国的封建历史怎么看，我就说:“光明与黑暗并行。”光明与黑暗是相生的，你不能为了光明而把黑暗去掉。其实你们最想问的就是这个剧的主题思想是什么，但要是一部剧一句话能把主题思想说出来的话，它的重播率就没有了。这部剧中有很多的主题，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部剧是不是反贪、反腐，是不是主要揭露封建专制体制下的腐败问题，确实这些话题也是我要说的。
记者:今天很多历史剧的盛行，的确跟时代的风潮、社会的某些文化心理有关，但这些风潮和暗藏的文化心理未必都是积极的，通过很多历史剧我们也能看到其中表现出对帝王权威的崇拜、以及对权谋文化的推崇等等，其中的历史观、价值观是相当混乱的，这对观众带来的误导很大，作为历史剧的创作者，难道不应该有责任传递积极进步的历史观吗?
刘和平:恰好在这部作品里，我是很清楚的，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精神我不遗余力地肯定它、弘扬它，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地看到我的价值取向。但是那个时候的封建体制，我是不遗余力地揭示它，最后把根子挖到皇帝本身。但是如果我只是做到这一层，这又不对了，我尽量写合理性，合理性怎么表现?这个体制的核心人物嘉靖，即是既得利益最大的获得者，也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我通过形象已经把他表现出来了，他自己最后变成一个囚徒，什么叫“孤家寡人”?“孤家寡人”的日子不好过，他这个“孤家寡人”从内容到形式最后达到了一个极致。
批判的对象是谁?我们也找不到，当我试图要做文化的海瑞的时候，做堂吉诃德的时候，我拿起这把枪，找不到对象。我相信我的同行们很多都有同感。
记者:你写的《雍正王朝》掀起了“帝王戏”拍摄的一个高潮，当时有人批评这部作品是在以前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帝王和历史，因为剧中对皇帝的权威予以了极高的肯定，到今天这部《大明王朝1566》，有声音认为您的进步在于是站在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待历史，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刘和平:我要反过来说，我是以更前代人的观点来看待问题了。孔子说的“恕道”，我更愿意用这个观点来看待历史，所以才有了“光明与黑暗并存”的历史观，封建体制就是黑暗，但是是合理产生的黑暗，把黑暗驱除了，光明也就不存在了，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太阳那会是什么样?存在就是合理，因为存在是因为需求而产生的，我又进了一步，就是在这里。
搞文学艺术的人，没有自己的个性形成不了自己的风格，没有自己的风格形成不了自己的作品。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但共性就在于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真理。我觉得我的进步就是更追求真理了，尤其是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又悟出来一些东西，就受到道家思想里有无相生观点的影响。
关于《大明王朝1566》的反省
《大明王朝1566》口碑爆棚，刘和平却说，他最想谈的是自己的反省。
首先，他觉得自己身兼总制片人与编剧的双重身份，干扰了作品创作过程中的纯粹性。
作为制片人，必须考虑该剧的运作成本是否能控制在可能承担的风险之内，因此他在写剧本的过程中，无时不受到这种因素的制约，无疑影响了创作的思路和结构。
这样的后果体现为，为了严格把控制剧本在50集之内，他写到三十多集的时候，生生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倒严(严嵩父子)”戏一带而过了，让观众在观看的时候感觉不过瘾。他说，这段戏原本写个十多集没有问题，但身为总制片人，为了严格把控制作大关，在编剧的时候他用“六必居”的细节，取巧把这一大段戏带过。为此他想向观众真诚道歉。
他的剧本写得密不透风，不够舒展，不给观众以喘息的机会，也给导演张黎等人的二度创作带来了较大的麻烦。从剧本到电视剧的视听呈现，中间是需要转换的，文字上能够精炼表达的东西，也许视听语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表达明白。刘和平说，自己很清楚自己剧本的结构给张黎导演等人出了多大的难题，张黎导演就说自己要付出比平时多5倍的精力来对付这部作品。为此，刘和平由衷感谢导演、演员等人所具备的高度专业素质和他们付出的巨大心力，将这部作品呈现到目前这么好的一个程度。
再有，他认为通过此剧自己一个最真诚的反省就是:面对电视观众的时候，要有艺术责任感，最好不要有精英意识。好多地方作者多写几句话、多给几个镜头交待，观众就能看明白了。而他在创作中太过追求文学性、艺术性、独特性，忽略了电视剧观众的特点，剧情的设置过于紧密，很多地方的结构上太文学化、电影化，总认为观众看到后来自然会明白，给观众带来观看的疲劳和难度。
例如:比如第二集中杭州知府马宁远执行“改稻为桑”兼并土地的国策，一上来就是“断水、踏苗毁田”的情节，很多观众看得一头雾水，其实应该之前交待一下马宁远接受这个任务的情节，表现一下他本人的大惊失色和不可接受，这个时候观众就会很明白他们下面要干什么了，也就能理解人物后来的状态和台词。刘和平说，这样的地方很多，造成了观众的接受障碍，这是他以后的创作中将尽力避免的。
不为人知的幕后
原来还有传说中的《大明王朝1587》
在最初决定搞《大明王朝》这部戏的时候，原本决定50集的内容将一直写到海瑞死的那一年，即万历十五年(1587年)。所以该剧原来并不用“1566”为名。
但是当刘和平进入创作状态的时候，发现写到嘉靖皇帝死就已经快50集了，如果接着写下去，到万历十五年，那么就会写到100集。于是他紧急和投资人、出品人一起开董事会，并征求了张黎导演的意见，将原定计划改为结束在嘉靖皇帝死，正好剧情发展到这里是一个阶段，也可独立成篇。于是出现了今天的《大明王朝1566》。
他说，如果早知道自己的这个创作状态，先定为写到1566的话，整个剧会写得更舒展。
当然，出于种种不可知的因素，1587并没有来，或许对于这部剧的粉丝而言，能再看到1566，已经很知足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