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9日，陈忠实因病在西安去世。2017年4月29日就是著名作家陈忠实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了。报纸、网络、微信上，作家、诗人和广大文学爱好者纷纷撰文写诗纪念这位当代著名作家。在临近陈忠实逝世一周年之际，社会各界人士以自己的方式，纪念这位当代著名的作家。
在他的老家灞桥区西蒋村，一拨又一拨的人前往陈忠实的旧居瞻仰他曾经创作《白鹿原》的地方。大家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陈忠实的崇敬之情……
《白鹿原》创作过程
在1986年到1987年《白》书构思的这两年里，新时期文艺复兴发展到真可谓百花齐放的红火时段，欧美以及拉美几乎所有流行过和正在流行的文学流派，都被引进中国文坛来了。尽管未必都能读得懂，未必都能进入欣赏的愉悦，却仍然兴趣十足地阅读，基本的收获是大开眼界甚为鼓舞。
和这种五彩缤纷的文学景观不大匹配，或者说不大协调的事，已经悄然出现，就是出书有点难了。作家们正忙着追求新的文学流派和别致的写作方式，不太留意出版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体制改革，由政府支配的计划经济性质，改为纯商品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了。一本书能否出版，利润的判断已成为一条硬杠子，具体到征订数目，如同一道判决书。当市场经济运作的无情而冷硬的杠子横到眼前的时候，我很快做出决断:只写一部，不超过40万字。之所以能发生这种断然逆转，主要是对这本书未来市场的考虑，如果有幸顺利出版，读者买一本比买两本会省一半钞票，销量当会好些。
我重新审视一个个业已酝酿着的人物，重新审视每个重要人物的每一个重大情节和细节，舍弃某些可以舍弃的情节和细节。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40万的字数很难装得下已经难以再做舍弃的内容。这样，我便把自己逼到语言方式这条途径上来——采用叙述语言，也几乎就在此时作出了决断。
在我的语言感受和意识里，仅就篇幅而言，叙述语言比之描写语言，是可以成倍节省字数和篇幅的。但叙述语言较之白描语言，难度也要大很多，尤其是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要做到通体不松懈更不露馅儿的形象化叙述，就我已不算少的文字实践的感受和理解，完全能估计到这是非同一般的难事。然而，我已经确定要用叙述语言来表述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那一段历史生活内容，或者说必须寻找到和那一段乡村历史生活内容最相称的语言方式。这次由小说规模引发的语言选择，很快就摆脱了最初为缩短小说篇幅的诱因，导致成为对这部小说语言形态的严峻课题。
为了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形象化叙述——的追求，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试验。我在《白》书开笔起草之前，写了短篇小说《窝囊》和《轱辘子客》，就是要试验一种纯粹的叙述。我尽量不写人物之间直接的对话，把人物间必不可少的对话，纳入情节发展过程中的行为叙述，把直接的描写调换一个角度，成为以作者为主体的叙述。印象最深的是《轱辘子客》，近万字的一篇小说，通篇都是以形象化的叙述语言完成的，只在结尾处有几句对话。我切实地体验了叙述语言的致命之处，不能留下任何干巴巴的交代性文字的痕迹，每一句都要实现具体生动的形象化，把纯属语言的趣味渗透其中，才能展示叙述语言独有的内在张力，引发读者读下去直至读完的诱惑力。记得《轱辘子客》在《延河》杂志发表不久，我从乡下赶到城里去买粮和买煤球，在作协院子里碰到几位同事，都说到这个短篇的语言，对熟悉我以往语言的他们来说，感到新鲜，也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都以为这种语言形态不错。我大受鼓舞，却不便说出这种变化的深层因由。
在《白》书已经草拟过半的1988年夏天，关中的三伏天热到近40摄氏度，屋里屋外都热得汗流不止，迫使我的草拟停止下来。偶遇下雨得着短暂的凉爽，我又写了两个短篇小说《害羞》和《两个朋友》，继续着叙述语言的演练。我计划的草拟时间为一年，正式稿预计两年，多一倍的时间预算，其中一条因素就是花给叙述语言的……意图很实际，到半年后摊开稿纸正式下笔时，便能进入完全自如的文字叙述。
草拟稿进行得超出预料的顺畅。到1989年元月，超过40万字的草拟稿完成了。1988年4月动笔，到次年元月完成，刨除暑期近两个月的停笔，实际写作时间只有8个月，这大约是我自专业创作以来写作量最大的一年，也是日出活量最高的一年。
又到清明了。当我在稿纸上写下“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的开篇话句时，我的心境竟是一种前未所有的沉静和舒展。我开篇叙述的感觉是空前的自在，对于叙述语言的把握也是空前的自信。我后来才意识到，此前用几个短篇小说练习叙述的工夫没有白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