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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身世考

2017-09-27 17:10 | 来源: 北京晚报


《千里江山图》局部(网络截图)

  9月18日,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和业务人员排起长队,利用周一闭馆日时间到午门观摩学习难得一见的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本月15日,故宫年度大展《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拉开帷幕,诸多传世名作亮相,而堪比《清明上河图》的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更是备受关注。几天来,“冲刺”看名画的“故宫跑”,再次成为热词。

  眼下,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京故宫馆藏至宝《千里江山图》正在公开展出,这也是故宫继前年展出《清明上河图》之后的又一盛事。

  北宋绘画史上,有过两卷鸿幅巨制,一幅是家喻户晓的《清明上河图》,另一幅《千里江山图》。相较而言,《千里江山图》的知名度比《清明上河图》低很多,一个主要原因是其深藏宫中。据故宫博物院介绍,在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千里江山图》曾公开展出过两次。2009年,曾有过一次短暂露面,但仅展示了局部。一直到2013年,故宫才再一次全卷展出。《千里江山图》如此深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该画的画法为“青绿法”,使用了很多矿物质的颜料,颜料容易脱落,而修裱难度很大。

  《千里江山图》长11.9米,以完整的绢幅表现千里江山壮阔之景。该图继承和发展了唐代青绿山水画的技法,用笔精细,注重在青、绿颜色中寻求变化,是存世青绿山水画中最具代表性和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幅经典巨制,历史上关于其作者的记载非常少,只是在卷后北宋权臣蔡京的题跋提供了一些信息,“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此后几百年间,关于“希孟”都鲜有史料记载。直到清初梁清标的标签以及宋荦的《论画绝句》中才提出希孟姓“王”。关于《千里江山图》又是如何传世的,正史及学术资料鲜有提及。今天本文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分析这一旷世杰作的传世之谜,为观者提供另一种解读。

  希孟姓王吗

  《千里江山图》的作者,传为北宋时青年画家王希孟。从史料上看,围绕王希孟生平记载非常少。

  首先,人们对他的了解,只能依靠《千里江山图》上蔡京的题跋:“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载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此后,《千里江山图》和画家有如神龙,一直隐藏在云雾里。创作出如此了不起的画作,但画家却没有任何资料传世。直到清代,学者、鉴古家宋牧仲才在一首论画的诗中提到画家王希孟:“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肠断太师京。”

  令人疑惑的是,在蔡京的题跋上,并未指出“希孟”姓王,史料也没有此人的任何记载,宋牧仲从哪里考证出此“希孟”姓王的,他自己并未明言,我们也无从猜测。

  也许宋牧仲知道人们会对他的诗产生若干疑问,因此自注云:“希孟天资高妙,得徽宗秘传,经年设色山水一卷进御。未几死,年二十余。”显而易见,这条“注”,也大体基于蔡京的题跋,并没有表明他的推断出处何在。

  宋牧仲,即宋荦(1634年-1714年)。清代康乾年间重臣,官至吏部尚书。宋荦以能鉴古画为傲,曾经这样自评:我能在黑夜里通过摩挲书画、闻纸和墨的味道,就能知道画的真假。正是因为他的这首诗,《千里江山图》才得以说服清人,进入皇家秘藏。

  9月11日,北京故宫“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正在紧张布展。展览将于2017年9月15日至12月14日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和东西雁翅楼展出,分前后两期,共展出文物86件套。本次展览以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为中心,旨在系统梳理、展示中国历代青绿山水画的发展脉络,据介绍,《千里江山图》只公开展出过三次。9月,故宫博物院的展览活动再次进入黄金期,故宫博物院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形式向社会公众传递故宫文化信息。中新社记者杜洋 摄

  《千里江山图》的传承谱系十分脆弱,卷后只有宋代蔡京、元代溥光和尚二跋。还有南宋内府的一方“缉熙殿宝”印,然后就一直杳无踪迹。

  直到被宋牧仲鉴识才进入皇家收藏序列,善于在各种古画上题字盖印的乾隆,在此画上钤盖“乾隆御览之宝”,后被《石渠宝笈初编》著录,才完成了此画的整个流传过程。

  从宋到明,没有任何关于画家王希孟的评论以及描述,更没有画谱以及名画收藏鉴识的书提到此画。就像画家和他的作品从不存在一样。这个流传谱系,是否经得起严格推敲呢?

  蔡京何以将其视若珍宝

  故宫在展出《千里江山图》时,曾介绍:“青绿山水在唐代李思训父子那里达到高峰后,其主流地位便逐渐被以水墨为主的画风所取代,而其发展也趋于停滞。青绿山水画自唐代李昭道以后,处于绝迹的边缘,不仅作品罕见,就连文字记载也只是星星点点,这个先前曾一统天下的山水画形式,竟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它的主流地位。因此在未见多少脉络的情况下,重彩青绿的《千里江山图》出现在饱浸着水墨情调的北宋山水画坛上也算是一个特例。”

  大约自魏晋起,中国画便色彩斑斓起来。南北朝时,产生了明确的绘画色彩理论。当时的色彩,并不像今天这样千变万化,主要是与五行理论相匹配的五种色彩。隋唐时,佛教绘画渐渐流行。佛教绘画以青绿为主的色彩样式,影响了当时的画家,中国绘画色彩从汉初的黑、红,变为青、绿。青绿色彩的流行,也大体展现了唐中期人们的审美趣味。青绿山水是典型工笔重彩,画面青绿相映、富丽堂皇。其主要画法是“勾线填色”。但蹊跷的是,在唐宋画史上,均没有“青绿山水”这样的称呼。

  晚唐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在其著名《历代名画录》里,对唐朝画家作了逐一品评,谈到李思训时,说他“一家五人,并善丹青”。传为李思训所作的《江帆楼阁图》现藏于台北故宫,用精细匀称的铁线勾画出山石树木之形态,线条硬朗且疏密有别。画面设色浓厚,以石青、石绿为主,再用金粉提色。在技法上,把山石罩染数次,呈现出繁茂厚重、金碧辉煌的景象,极具装饰效果。“青绿为质,金碧为纹”,是对李思训父子画作的理论描述。但到了唐末五代和宋初,“青绿趣味”已被士大夫画家鄙夷,称之为“匠俗之作”。

  正如《千里江山图》大展介绍中所言,其出现在强调水墨情调的北宋画坛是一个特例。既然是特例,那么《千里江山图》为什么会逆时代潮流而出现?在崇尚水墨的艺术世界里,突然出现复古的青绿,这样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吗?

  早在唐末,张彦远就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一幅画作没有气韵,只有形似,一点儿也看不出画家的笔踪和笔力,只会往画上面涂抹颜色,这真不是什么佳品。或许是有意针对青绿山水,张彦远对有色彩的画作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光有色彩,而没有笔法,这还叫画吗?他认为:一草一木,自有其本身动人的绿色,不需要丹青这些外在的色彩强加上来;云雪飘扬,那种寒冽和洁白,也不是铅粉所能描画出来的;山不需要施以人工的色彩而自然苍翠,凤凰不需要添加人为的描画,天然具有动人的色彩斑斓。因此,只要用墨来表现物象就可以了。如果过于强调颜色,那么物象就背离了本真。至于该收藏哪些画家的画作才是正确的,张彦远也给出了参考名单:一定要有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的画,才好意思说自己家里有名画收藏。

  到了宋代,审美趣味,已经从外在“赋彩”,回到大自然的原有旨趣上来。宋代画评家和收藏家重新定义了画作标准,“笔迹”“气韵”成了衡量画作优劣的尺子,而颜色花哨、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成了劣等画作。宋代的画评家和艺术家普遍认为,画作如果仅仅以形似为标准,工于谨细而失于自然、神妙,那实在不能算是优秀的画作。

  与欧阳修等倡导的古文运动相呼应,宋初的画坛也掀起了“画以载道”的浪潮:绘画已经不只是寄托情致的小事,而要与家庭伦理、社会道德、自我操守联系在一起。古文运动反对雕琢华美的骈文,画坛新风反对追求奇巧炫目的艺术观。因此,强调“用笔”,强调用笔墨来表现物象,“山水既以探求天地之道为旨归,将其形式力求超乎赋彩的巧饰与干扰”,把青绿山水视为不入流的“术画”,是到了宋代的艺术主流。

  在这样一种整体的艺术潮流之中,宋徽宗指导一个“画学生”画青绿山水,完成后又赠送给他最倚重的权臣,而后者奉之若珍宝,以溢美之言题跋其上,这样的传承之事,似乎也缺乏严格的逻辑支持。

责任编辑: 曹淑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