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长春市南湖公园北门处，矗立着一座宏伟而又庄严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建于1988年长春解放40周年之际，由彭真同志题写碑名——“长春解放纪念碑”。碑身侧面十分醒目地镌刻着一个重要的日子“1948.10.19”。这是长春历史上全新的一天，从这天起，长春人民迎来了和平、自由的新生活。
在长春解放6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让我们跟随历史研究者的思路，回到解放前夕的长春，从驻守城内的国民党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的视角，回忆黎明到来前的那段日子。
10月19日是长春解放纪念日。1948年的这一天，苦难深重的长春人民终于获得了解放。
长春的解放，不仅使我军取得辽沈战役胜利变得毫无悬念，而且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使取得全国胜利的天平开始向我方倾斜。此外，长春解放是以我军围而不打，迫使国民党守军起义、投诚，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实现的。
解放军能够兵不血刃解放长春，与时任国民党第一兵团中将副司令兼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2.6万官兵起义有直接关系。促使其起义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前，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大势已去。当时，我军已拥有正规军70万，地方武装33万，而国民党军队只有55万人，且没有补充兵员的渠道。二是国民党军队已被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孤城中。10月14日，第四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仅用31个小时就解放了这座城市，关闭了东北的大门，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由陆路南逃的梦想。三是从1948年5月23日起，长春便被解放军包围得铁桶一般。入秋后，城内守军已陷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境地。加之以曾泽生为军长的六十军与国民党嫡系新七军的矛盾日趋加深，致使六十军人心思变，出现了“军长不起义，师长可能起义;师长不起义，团长也会起义”的局面。每天都有官兵外逃，甚至出现了成建制投降的局面。四是具有爱国之心的曾泽生主观上愿意起义，从而让人民免遭涂炭，把城市完好地留给新中国。
关于曾泽生起义的过程有许多传说。这里，我们节选曾泽生撰写的《长春起义纪事》，还原长春解放的过程。
曾泽生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力量陷入绝境，几十万军队被解放军重重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方，各不相顾，欲守不能，欲走不得。
九月，长春城内一片混乱，军队赖着微少的空投粮食活命，士兵面黄肌瘦……
当时，摆在六十军面前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其结果必是城破被歼;二是向沈阳突围，其结果是必将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沈途中;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只有这一条才是活路。走哪一条路呢?这是当时整天盘旋在我脑际的大事，也是盘旋在全军官兵心里的大事。
九月二十二日晚上，我在六十军军部办公室，用电话找来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和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
陇耀进屋就问我:“军长，有紧急情况?”我摇摇头，指着沙发请他们坐下。白师长见我紧锁眉头，闷闷不乐，就又关心地问我:“跟新七军又有冲突?”我说:“什么也不是，就是找你们来随便谈谈。”随便谈谈，谈什么?一时弄得他俩摸不着头脑，各自取火抽烟沉默着，等我讲话。看他俩的样子，我一下也不知怎样开口。过了好一阵，白肇学忍不住问道:“军座，我们共患难多年，平日推心置腹，难道今天还有什么不好讲的?”我说:“不是有顾虑，而是我想得太多，不知从何谈起。”陇耀问道:“什么事情呢?”我说:“就是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经谈得很多，今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我们究竟如何办。”没等我说完，陇耀就说:“商议什么!军长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嘛!”他的态度很诚恳，口气也很坚决。白师长低头不语，不知在想什么。本来我想马上提出自己的决定，但看白肇学的样子，就改变口气说:“这是关系全军前途的大事，还是大家商量决定才好。”我又问:“肇学，你的意见如何?”他点头同意，说:“对，多研究，才能万全。”而陇耀总是性急，说:“军座，你考虑的结果，意见如何?”我想，他俩都是我的老同事，平日披肝沥胆，无话不能谈，关于部队的前途，对时局的看法等等，我们都经常交换意见，纵使我提出反蒋起义，他们不同意，也无大碍。就直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率部反蒋起义!”陇耀一听，就激动起来，说:“我早就想你会这样决定!我们六十军，这些年受国民党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咱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然而，白肇学同意反蒋，但他提议把部队拉出去后，放下武器，解甲归田……陇耀不同意白肇学“解甲归田”的意见，他激愤地说:“我还要拿着枪，向蒋介石报‘五华山事件’的仇!”
我们反复地谈着蒋介石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军队当前所处的艰难境况，各人内心的伤痛，一直到下半夜三点钟，陇、白各执己见，争辩不已。我怕两人这样争辩下去有伤和气，就阻止说:“大家再想一想，今天决定不下，明天再研究吧!”
他们走的时候，已经快五点了，我躺在床上，激动得不能入睡。早晨，很早我就乘车去一八二师，见白师长疲倦地斜倚在沙发上，满眼血丝，像害了一场大病。他看见我就想站起来，我忙按他躺下。他嘶哑地说:“从你那里回来，一直睁着眼，想到天亮。”我笑着问他:“想得怎样?”他说:“没想好，我是决心不干军队了!”看着他苦恼的样子，我心里不禁一阵怜惜。我说:“肇学，我们滇军有过护法、讨袁、拥护共和的光荣历史，那几次光荣的起义，一八二师的前身都曾参加，你知道吗?”部队光荣的历史，更触动他今天的痛苦，他悲愁地说:“怎么不知道，现在还提那些干什么!”我说:“你看，今天的蒋介石比当年的袁世凯如何!”他气愤地回答:“更坏!”我乘势逼近一步问他:“那你为啥不同意起义呢?”他默默地望着我很久，突然挣起身来抓着我的手说:“军座，我赞成你!”我一阵激动，忙用手擦去兴奋的热泪，紧握他的手说:“好，我们就这样决定!”临走时，我又交代他说:“以后，你、陇耀和我，要经常保持接触，具体拟定起义行动步骤。开会的地点要多变换，临时听我通知。事情要绝对保守秘密。”
……
自白肇学也表示拥护起义后，我同陇、白二人就起义行动问题不断地秘密进行策划准备。
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五点钟，在铁路宾馆，我们商议派什么人去与解放军联络。考虑到在职者均不便离开，认为派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回来的两个人比较合适。这两人是原第五五一团团长张秉昌和原五四四团副团长李峥先。
……
十月十三日，我与陇、白二位师长在铁路宾馆讨论起义步骤，此刻，我们一致认为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遂作出如下决定:第一，十四日晨派张秉昌、李峥先为代表，持信前往解放军方面接洽;信由白师长起草，我们三人亲笔签名。由陇耀布置张、李出城;第二，接洽妥当后，予定于十六日夜开始行动，除另有指示外，应采取积极行动向新七军布防;第三，布防完毕后，对其上级送信警告，对其士兵用喊话方式，说明本军意志;第四，对暂编第五十二师，由第一八二师和暂编第二十一师各以一营兵力加以监视，并先行扣留其师长、团长，然后挟制该师就范;第五，派纠察队维持市区治安，并由各部派员宣传、安抚，使之镇静;第六，处置好伤病及后方人员。
……
按照计划，10月14日，张秉昌、李峥先带着曾泽生等人签字的信，出城与解放军接洽，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16日10时，曾泽生突然接到郑洞国的电话，以命令的口气要他马上赶到兵团司令部。这个电话让曾泽生十分紧张，他怀疑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走漏了起义的消息。于是，他赶紧打电话分别询问陇耀和白肇学是否也接到了郑洞国的电话。两位师长否定的回答让他多少放了点心，因为他知道如果郑洞国打的是诱捕电话，一定会同时打给陇耀和白肇学，将他们一网打尽。尽管这样，他还是再三嘱咐两位师长，这段时间千万不要离开队伍，如果他被逮捕，依旧要按原计划举行起义。
曾泽生硬着头皮来到兵团司令部，原来郑洞国找他的原因是蒋介石刚刚空投了一份“代电”，命令他们务必突围，如违抗命令，“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据此，郑洞国决定18日开始行动，而且选择了走伊通、双阳的路线，如果突围不出去，就将队伍拉进长白山打游击。
此刻的曾泽生根本没心思与郑洞国讨论计划是否可行，敷衍几句后，以回部队动员为借口，赶紧离开了。
虽然被郑洞国叫到司令部只是一场虚惊，但当时形势确实已经相当紧迫。因为他们原定10月16日夜举行起义，但出城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原定15日下午返回的张秉昌、李峥先尚无消息。此刻，曾泽生一是担心他俩能否顺利地与解放军取得联系，解放军又是否接受起义;二是担心他们被新七军捉去，后果不堪设想。幸好15日17时，张、李二人回到军部。原来他们14日出城后，很快就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但当时我军正在强攻锦州，长春的情报系统又送来一份情报，称“长春守军可能乘机突围”。为此，当东北军区政治部九台前方联络站负责人刘浩见到张秉昌后，一时难以判断曾泽生来信的真伪，更何况他们也没有接受国民党一个军起义的权力和级别。为此，刘浩与副参谋长潘朔端连夜赶到兵团司令部。司令员萧劲光经过综合各方面情报，确认曾泽生准备起义的来信是可靠的，当即派兵团参谋长解沛然(解方)返回前线，面见张秉昌、李峥先，转达兵团意见，表示欢迎六十军起义，并以兵团名义邀请曾泽生派正式代表出城，洽谈起义事宜。
见到张秉昌的曾泽生，心底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听过汇报，马上指派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和暂编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连夜出城与解放军商定行动方案。随后，他先后到暂编二十一师和一八二师，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进行起义动员，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响应。为防止郑洞国和新七军武力镇压起义，两个师分别派出部队，沿今天的人民大街布防。一切安排妥当后，曾泽生打电话给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要他带3个团长到军部开会。曾泽生的副官长张维鹏首先向他们宣布了六十军的起义计划，随后要求他们分别将所辖部队的副师长、副团长调来。据张维鹏在其回忆录《六十军长春起义》中所述，暂编五十二师的行动非常顺利。尽管这支部队是杜聿明派来监视六十军的，虽属该军序列，可平日基本不听曾泽生指挥，但由于广大官兵对当时形势都很清楚，所以在得知可以跟着军长起义的消息后都言听计从，毫无反抗之意。
17日凌晨，曾泽生给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鸿各写了一封信，告知六十军决定起义，同时希望他们加入起义队伍。据当天给郑洞国送信的六十军政工处长姜弼武回忆，郑洞国看到信后对他说:“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当天上午，郑洞国派来一群说客，劝曾泽生不要起义，均被曾泽生拒绝。
据曾泽生回忆:
十月十七日下午，解放军代表刘浩同志专程来接我出城商讨起义事宜。在围城兵团政治部，唐天际将军对我表示热情的欢迎。我们抓紧时间，当面展开军用地图，把部队交防及撤向解放区后方的具体安排确定后，于黄昏时又赶回我的指挥所，立即布置当夜行动。入夜后，第六十军部队认真地将防地交给解放军入城接防部队，我和刘浩同志乘车到各团巡视后，即随部队撤出长春，沿公路开往九台地区集结修整。
18日凌晨3时，解放军完全控制了长春东部地区。
有关六十军起义后长春的情况，郑洞国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十八日早晨，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来见我，说“新七军官兵已决定放下武器，希望司令官一道行动。”后来我才知道，这时我的副参谋长杨友梅和其他几位高级幕僚，都在与解放军秘密接洽，而且解放军代表已经到了我的司令部。下午，新七军放下武器，集体投诚。
当天夜里，我的司令部周围突然响起剧烈的枪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杨友梅他们想出的办法，要直属部队朝天放枪，造成抵抗后才放下武器的假象，真是煞费苦心哪!
十九日早，我的司令部也放下了武器。
在长春起义的六十军后来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仍担任军长，曾参加抗美援朝一至四次战役。曾泽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1973年在北京逝世。 (作者为长春历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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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之差” 是怎么回事
□ 徐振泽
瞻仰过长春解放纪念碑的市民可能会发现，标牌上明确指出，纪念碑基座的边长尺寸“象征着长春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获得解放”。既然如此，长春解放纪念日为何确定在10月19日呢?
其实，这个“一日之差”很正常，因为按国际惯例，通常都把事件结束的次日作为纪念日。例如，日本于1945年9月2日在美军密苏里号战舰上签字投降，由此，9月3日被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
德国于1945年5月8日由陆军元帅凯特尔向苏军元帅朱可夫递交了投降书。苏联也是根据投降仪式次日为纪念日的国际惯例，将5月9日确定为“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
有人可能知道欧洲实际是将“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定在5月8日，这是因为在5月7日，德国已经在兰斯向包括苏联在内的盟军递交了投降书。可是斯大林要求德国在第二天单独与苏联举行一次受降仪式，于是，5月8日和9日就双双成了“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但日子都是对手签署投降书的第二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