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会长春街景（资料图片）
1954年，吉林省省会移驻长春，而此前，从清代开始，吉林市一直是吉林省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近代以来，长春由于铁路交通的便利和地理位置的优势，迅速发展起来。1922年7月，吉林督军行署机关陆续迁到长春，这样，吉林省长和省长公署驻吉林，督军和督军行署驻长春，就形成了吉林省军政机关分驻两地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24年5月。这一事件，曾被当代史学工作者称为“吉长省会之争”。这一事件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历史上，在长春市和吉林市之间，真的存在“省会之争”吗?
辛亥革命时，全国各省军事长官多称为都督，实行军政合一的管理。后来，各省又设省长署理民政，都督专管军事。1916年之后，各省都督改称督军，是当时各省实际的军事首脑。当时正值军阀混战，各省虽有省长，但督军实际上总揽全省军事政治大权。20世纪20年代初，张作霖借口宽城子事件，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由他的心腹孙烈臣接任，加上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从此，整个东三省就成了奉系军阀的天下。
当时的长春，是一座坐落在中东、南满、吉长铁路交会点上的城市，因此成为吉林省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1922年7月，孙烈臣提议将吉林督军行署从吉林移驻长春，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同意了这一提议。从1922年7月开始，吉林督军行署机关大部及陆军稽查处、卫队团等陆续迁入长春，吉林督军行署暂设在今天的道台衙门(原吉长道尹公署址)，并在这年年末完成搬迁，孙烈臣也开始驻长春视事。但督军署下的军务、军需、军法、军医四课留在吉林市，而且仍悬挂吉林督军行署的牌子。吉林督军行署为何要迁到长春，而两年后又回迁吉林呢?当时坊间有传言是由于孙烈臣和省长魁升二人的矛盾导致了这一事件，这也是“省会之争”说法的由来。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直奉矛盾影响下的
吉林督军行署移驻
1920年直皖战争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后为扩张势力，两派军阀矛盾日益激化。1922年4月，奉军南入山海关与直军对峙，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这次战争以奉系的失败而告终。当年5月，张作霖败回奉天后，随即宣布“东北自治”，并任命心腹干将孙烈臣为前敌总司令。第一次直奉战争，虽以奉军失败而告终，但此次失败，也让奉系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于是整军经武，秣马厉兵，网罗人才，养精蓄锐，立志雪耻;直军则相应在山海关一线部署精锐部队，拟定紧急应变措施，严加戒备，防范万一，一旦战端再起，则倾力以赴，意图占领东三省。
当时，直奉双方虽经调停，却并没能化干戈为玉帛。身兼“前敌总司令”的吉林督军孙烈臣担负重任，既要坐镇吉省又要外顾直军，但是当时军署所在地省会吉林位于吉林省偏东，又非交通枢纽。而长春地处东北腹地，交通便利，如果能坐镇长春，战争再次打响时，则长春“轮轨交错，为东三省要枢产”，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督军驻长，治理军务，便于控驭;而省长仍“从镇吉垣，便于专理民项。”
其实，当时安排，并不是为实现军民分治，当时的体制和环境，也做不到军民分治，《盛京时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孙督军为实行军民分治，并为军事上治理之方便起见，拟将督军署移驻长春，以便控制”。这就是说，督军行署驻扎在交通中轴线上的长春，更易于随时调配军队部署，向南直视奉天及山海关。1907年东三省实行民制，改设行省，设东三省总督于沈阳，统辖三省。当时的总督已经决定将总督衙署迁到长春，只是因为清朝的灭亡而作罢。在张作霖驱逐孟恩远的过程中，当时的吉长镇守使，孟恩远的外甥高士傧为了对抗奉系军队，也曾把前线司令部放到长春，曾想与奉军一决死战。可见，孙烈臣此举并不是心血来潮之举，而是经过军事和行政上深思熟虑的必然结果。
虽然督军署迁到了长春，但省长仍继续坐镇吉林，承办全省行政、民政要务。即使当时的省长魁升与孙烈臣有矛盾，但张作霖作为东三省巡阅使，坐镇奉天，把持着吉林、黑龙江、奉天三省一切大权。吉林省长的任职，都必须经过张作霖的同意。军事做出的决定，省长是没有权力更没有资格反对和干涉的。当时的形势，民政长官和行政体制只是军事体制的附属品，魁升多年任职于奉天，不可能与孙烈臣做对，而孙烈臣作为张作霖的嫡系，也不会为私人矛盾而做出如此重大的行动的。而另一方面，各地经常有督军驱逐省长而自代的情况，或者即由督军兼任省长。吉林省就是后一种情况，从1921年3月，孙烈臣就兼署吉林省长，只是到了1922年6月，因军务问题不能回到吉林，才暂由魁升代理半年罢了，到了12月份，孙烈臣即复回省长之任，如果真的有省会之争，那就是孙烈臣自己和自己“之争”了。
三大原因导致
督军行署又回迁吉林
1924年5月，孙烈臣去世，张作相接任吉林督军，四天之后，吉林督军行署又迁回了吉林。于是今天的一些人就认为孙烈臣一死，督军行署就迁回吉林市了，这更加坐实了“省会之争”的说法。但从《盛京时报》记载上看，军署回迁，也并不意外，而是大势所趋，甚至是在督军行署迁至长春的几个月之后，就曾开始筹划欲迁回吉林，并且在孙烈臣死前，就已经确定下来，张作相只是执行了一个决定而已。
首先，这是军事形势发展的结果。与军署驻长春的原因是一样，当时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的节节败退，奉军势力已经扩张至长江流域，张作霖在实际上掌控了北方政权，其它军阀集团对奉系大本营东三省的军事威胁已不存在。1922年12月23日的《盛京时报》曾记载: “孙督军兹因奉直和议告成，军署无再驻长之必要，已于月之十八日在长议定，并电准张总司令将督军署迁回吉垣”，此时距孙烈臣迁署到长春只有6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有了归还“省垣”之意。
其次，这是为吉林市维护治安的需要。在督军署迁到长春后，大量军队也跟随来到长春。主要军事力量不在省会，导致防务失宜，当时的吉林市周边都是深山，匪患猖獗，极大威胁到了吉林市的安全。而原来的吉长镇守使官邸一直设在长春，长春自身军事力量并不弱。在直奉关系缓和之后，镇守使的兵力和实力足已抗御匪徒滋扰。
第三，长春各界对督军署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持以反对的结果。吉军驻长后，“均颇忧虑遭兵横暴，以致市面萧条，财界较受影响”、“每晚游逛平康里，暴戾威胁，大有有恃无恐之势”。也就是说，督军署的迁出，除了造成治安的不足，更主要的是影响了经济，这也是吉林省绅商各界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各团体领袖曾赴长，请孙督回吉坐镇，以维治安”。而且，从省垣迁入长春的部队纪法不严，钩爪锯牙、骄逸自恣、肆意扰民，导致长春百姓人心恐慌，民怨沸腾，也不欢迎他们。
因此，1924年2月，孙烈臣已经拟将军署移回吉垣。到了3月末，吉林督军署已经开始着手搬迁工作。但4月下旬，孙烈臣去世，这时，军署迁回吉林的所有准备工作基本已经完成。随后，张作相继任为吉林督军，4天后，督军署迁回了“省垣”。由此可见，张作相只是顺应时势，回迁决定并不是他主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