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长春职官那些事儿之长春府知府文韫

　　两次担任长春知府

　　深得吉林将军信任

　　文韫，满洲正黄旗人，他由监生报捐走上仕途。到吉林省之前，先是投效在甘肃军营，后受差遣到奉天。同治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和宁夏将军穆图善率领清军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当时的文韫正在甘肃军营，他极为卖力，在一系列战役中表现非常突出，曾多次攻城夺寨，不断被提升。光绪三年，他又加捐知府，虽没正式署任，却有了担任知府的资格。

　　光绪十二年正月，文韫在甘肃的老上司穆图善以钦差大臣和东北练兵大臣的身分来到奉天，会办练兵事宜，穆图善非常赏识文韫的军事才能，因此把他调到身边。到了光绪十六年，穆图善已经故去，吉林将军长顺开始兴办军务，正需要文韫这样的军事管理人员，就奏请将文韫调到吉林。同年八月，文韫来到吉林省。

　　在吉林省短短几个月，文韫就得到了长顺的信任。光绪十七年二月，长春府知府孙堪因病离职，长顺就委署文韫任长春府知府，这一年他45岁。文韫这次任职时间有9个月。当年十一月离职后不久又署理了吉林知府。按照惯例，文韫在吉林省试用一年后，吉林将军要对其进行甄别上报，他从长春离任时，恰好是他在吉林试用一年期满。长顺在奏折中表扬他“措置裕如”，称如果遇到长春、吉林府这样的知府提调要缺，文韫完全可以和“候补、委用人员一体酌量试署”。长顺的奏请，是将文韫等同于中央直接派到吉林的官员一样的地位，因此受到吏部的批驳。吏部称，只有“候补委用无人”，才能轮到文韫试署。

　　在清代，像文韫这种投效而来的官员，在某个岗位上只有试署一年，才能实授。而那些委用、候补者一般不用试署，可以先补授，到岗后就是实任，比如早期长春的理事通判就是如此。但长顺并没有在意吏部的批驳，而是反复为文韫寻找机会，想尽快提拔他。光绪十八年二月，长春府知府同勋因病离职，由王鸣呵暂时接任，长春知府之缺就空了出来。这年六月，长顺上奏推荐文韫，认为他在长春知府任上的9个月内，能去除积弊，在文教团练方面都很有成绩，绝非碌碌无为之辈，而且当时“候补、委用两班无人”，正好由文韫先试署一年，然后再补授长春知府，这样对地方会大有裨益。但这个奏请还是被吏部否决了，吏部认为当时吉林省的候补知府班内，还有双全符合条件，应先由双全来补授长春府知府。双全，仅在光绪九年担任长春抚民通判50多天，长顺很不喜欢他，也不想重用他。光绪十八年的年末，长顺再次奏请，称双全资格甚浅，工作因循守职，吉林省是边疆省份，不能拘于成例，需任用能创新除弊之人，推荐文韫。对长顺的这次奏请，吏部却“大开绿灯”，文韫因此补授了长春知府。到任后的文韫，确实以实际行动回报了长顺，在随后长春商人罢市和西夹荒农民抗丈案过程中，镇压颇有成效，但也因此为自己“赢得”了骂名。

　　商人罢市案应对得当

　　正式出任长春府知府

　　长顺拼命举荐文韫时，长春府知府为王鸣呵，王鸣呵是举人出身，他出任知府时已经55岁了。当时长春城商业贸易非常发达，仅长春的商业自治组织——长春公议会的成员就达470多家。这些商号都要交厘捐，由长春公议会包办代收。长春商业日益发达，但厘捐数目却在减少。原来，当时长春和吉林的商人发明了一个避税的办法——“自办货”，也就是商人不从行商坐贾那里购货，而是自己出去购回货来，这样就可以不交税。鉴于这种情况，长顺开始整顿全省厘捐，以增加税收。措施之一就是在吉林城和长春城设立税捐局，不用公议会来征收;还规定“自办货”也必须照章纳税，这极大地伤害了各商号的切身利益。

　　光绪十八年八九月间，时任长春公议会“首商”的广顺号执事人李洛荣和福兴当执事人祖翠林等人，听到吉林城厘捐改章之事，担心长春照此办理，就找到长春府户房经承曲子安，向他探问相关消息。曲子安多次从衙门里把相关的公文偷拿给李洛荣阅看。在李洛荣授意下，曲子安对王鸣呵说，如果要收税，长春商人会罢市的，王鸣呵大为吃惊，立即把曲子安抓了起来，并将消息报告给长顺。此后王鸣呵还对长春公议会的领导层多次劝说，但都没有效果。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三日，长春厘捐局对外揭牌，第二天全长春街面大小商号一律关门，全城罢市。见此情形，王鸣呵与驻扎在长春的亲军统领明顺非常惊恐，他们先是劝说，挨个店铺敲门，凡闭门不见的，都由士兵硬性开启。但无论他们怎样劝诱，全城商民拒不开门营业。罢市持续到第七天时，王鸣呵和明顺将公议会的领导人之一赵甸升和几个商号执事人“传去开导”，并当场扣留，送到省城吉林讯办。

　　长春商人罢市，吉林将军长顺非常愤怒，他一面向朝廷奏报，一面又把当时的吉林府知府兼吉林税捐局总办的文韫派往长春“调停”。多年的军旅和官场经历，让文韫非常具有公共危机处理经验 ，他先对失去领导层的长春商人们引诱与威胁，几天后长春城商家陆续开张营业，至此，长春罢市结束。

　　因为处置罢市不利，光绪十九年二月，王鸣呵被调回吉林，而应对得当的文韫则正式出任了长春府知府。此后一年，他积极配合厘捐局对商人们征税，对人民进行严厉的压榨，这一年的长春厘捐征收超额完成了任务，他因此受到上级表扬，长顺还很得意地将所取得的成就报告朝廷，以此证明自己推荐的人和采取的措施得当。

　　镇压西夹荒抗丈

　　仕途沾上民人鲜血

　　西夹荒抗丈事件的缘起在我们以往的稿件中都有涉及，撕毁原有契约、对长春府西夹荒的土地进行重新丈量、征收地租是蒙古王公多年的心愿。光绪二十年，长顺在理藩院的压力下，也同意重新勘丈。三月份，成立了“长春农安夹荒地局”，由长春府知府文韫为总理，张呈泰、塔尔干和农安县知县尹融为会办，前往西夹荒“勒验民契”，以便为丈量工作摸清底数。但佃民对“验契摊租”极为不满，开始反抗。

　　文韫是怎么做的呢?他先对各甲民众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温言开导，晓以利害;还对农民实行分化，把鼓动抗丈的头目刘勇收买为差役，使抗丈者群龙无首。在他的劝说下，刚开始六个甲参与的抗丈活动，最后只有农安三十甲、十四甲两个甲的佃民不肯让步。这二个甲的头目岳殿会、刘万有、李学文等人联合起来，还联系上了当时的“教匪”贾老道，以“敛钱吃会，聚众演戏”的方式，聚集了西夹荒各甲佃民2000多人，甚至制作旗帜传牌，购买枪炮，宣称抗丈到底。文韫看到形势逐渐恶化，自己也无力控制，于是向吉林将军长顺报告，要求派兵镇压抗丈民众。四月中上旬，清军分别在徐家店的裕通福和朝阳堡，两次成规模地对抗丈农民进行血腥屠杀。

　　后来，在长顺汇报相关情况的奏折中，用“奋勇剿杀，尽数歼除”来表现清军对抗丈民众的行为。长顺在奏折中说杀死民人“八百余名”，后来的吉林将军恩泽的奏折中，这一数据是上千人;《农安县志》中称“被击毙千七百余人”，《长春县志》中记载此事的具体数字是756人。成书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长春县志》记载说:“至今其地尚见白骨磷磷，杂于沙碛”，可见当时状况之惨烈。

　　西夹荒的抗丈风潮被武力平息后，上千精壮劳动力被屠杀，民力大伤。在善后工作中，文韫还亲自到邻近的怀德县去招集逃亡到那里的难民，“加意抚恤”。长顺对文韫的表现非常满意，在七月份就将他调往省城，暂署吉林分巡道，以示奖赏和肯定，还评价他“才识兼优，深识大体”。不久文韫就随长顺出征辽阳，参加了对日作战。

　　当然，长春府千人被屠杀，责任总要追究的。光绪二十一年八月，户部掌印给事中洪良品就出来讨说法，他奏参吉林将军长顺，包括文韫、张呈泰等人，以及对吉林机器局各员毫不加察，以至于这些人串通一气，“贪残纳贿”。暂时署理吉林将军的恩泽于是奉旨“确查具奏”。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恩泽上了长达6000字的长折，其中详细介绍了事件的经过以及当事官员在面对危机时所采取的行动。恩泽认为张呈泰会同知府文韫“遽行请兵。酿成巨案。实属罪无可辞”。最后的结果是张呈泰被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文韫被革职永不叙用。

　　朝廷处分下达后，当时的张呈泰还在前线处理善后事宜没有回来，文韫也回到本旗。可是两人并不认同恩泽的结论，分别给长顺上书，要求平反。接到属下的申诉后，光绪二十二年六月，长顺以属下要求彻查案件为由，上奏折给皇帝，为文韫等人鸣冤。光绪就让当时的吉林将军延茂调查。延茂这次是完全站在长顺一边的，他认为对文韫、张呈泰等人的查参处分过重，请光绪下旨更正。光绪二十五年，文韫官复原职，而这时长顺也回任吉林将军。

　　文韫复职后，又连续出任了多个重要岗位，比如担任了吉林府知府，不久又兼署吉林铁路交涉局总办，前往哈尔滨与俄国商办铁路交涉事务。光绪二十七年，他又升补吉林分巡道，这是当时吉林省唯一道缺，权力仅次于吉林将军。此后文韫又调往奉天，任奉锦山海关道。

　　总的来说，文韫在长春任职一共加起来有两年半时间，在统治者眼里，他的贡献应该是巨大的，否则也不会官至吉林分巡道。可是从历史角度看，同样的受命清丈西夹荒，但他和李金镛的处理方式却完全相反，他是应声而动，请兵镇压，被称“贪残纳贿”其实也不冤枉，最后落下骂名，千夫所指;而李金镛却是与上据理力争，为民请命。因此，才有了人民为其建祠立碑，名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