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华 著名作家;1960年4月生于浙江杭州;1977年中学毕业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先后在浙江省海盐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工作;1983年开始创作;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代表作家之一;著有《活着》《兄弟》《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多部影响深远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意、荷兰、韩、日等文字在国外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04年获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我是畅销书作家吗?
张 英:由一个被少数人知道的纯文学作家，到变成一个大众所熟悉的畅销书作家，怎么看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些变化?
余 华:这是二十多年漫长的经历，不是那种一夜成名的经历。我确实意识到了《兄弟》一书所受到的关注程度，我想原因十分复杂，在《兄弟》之前，我的其他作品已经受到关注了，毕竟我已经写了二十年的小说，二十年的逐步积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兄弟》的出版，给我的感觉是这种关注突然爆炸了。
事实上很多作家都有过类似我的经历，从被少数人关注，到被大众所熟悉。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出版之前，已经出版了四部小说，在拉美的文学界已经被注意到了，可是《百年孤独》的出版，马尔克斯立刻爆炸成一个大众熟悉的作家，在一千万人口的哥伦比亚就卖出去了一百万册。还有法国的杜拉斯，她在晚年写下了《情人》，此前她已经是一位法国文坛瞩目的作家了，可是《情人》在法国卖出了五百万册，杜拉斯立刻成为一个大众熟悉的作家了。
在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兄弟》的上部和下部仅仅只是分别接近了五十万册，就已经如此议论纷纷了，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哀。不要说美国和欧洲的那些大作家了，就是韩国和日本的那些严肃作家，一部新书销售超过一百万册，根本不是新闻。
台湾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按照人口比例的话，《兄弟》的销售也就是达到了台湾作家张大春、朱天文“还好”的时候，不是他们“最好”的时候。
张 英:我记得，在南海版《活着》之前，你的作品卖得并不好，怎么会突然就开始畅销了，你分析过其中原因吗?是不是和电影有关?
余 华:《活着》不是突然畅销的，是慢慢畅销起来的。我想这和电影肯定是有关系的，不过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出版环境实在糟糕，我记得当时一位著名作家的新长篇小说出版前向书店征订时，仅仅收到三十多册的订单。
长江文艺出版社最早出版《活着》时，就是这样的现实，当时《活着》给任何出版社都会这样。1998年的时候出版环境好了，所以南海版的《活着》也好起来了。
张 英:《兄弟》出版以后，已经卖了40万本，在出版前，你有这样的心理预期吗?
余 华:《活着》各种版本的销售加起来也快有一百万册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才两年时间，就印刷到了二十七万册。《许三观卖血记》的几个版本加起来也肯定超过五十万册了，就是《在细雨中呼喊》也差不多接近三十万册。应该说《兄弟》卖到四十万册，我不会吃惊，我吃惊的是这么短的时间卖到四十万册。
张 英:突然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你怎么看自己的变化?
余 华:我的书其实不畅销啊，不好的话就是自己砸自己。我的书当然在纯文学领域中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整个文学图书市场其实不算什么。
像郭敬明的书一上来就一百万啊。还有现在那些悬疑小说，也是一上来就三四十万的，这是我从媒体上看到的。
张 英:现在国内的文学界还有这种观点，就是畅销并不是值得骄傲、光荣的事情。
余 华:我在美国的时候，哈金告诉我，像菲利普•罗斯的《反美阴谋》在美国一年就卖了200多万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活着为了讲故事》一个月就卖了30万册。后来我离开了，也不知道这两本书后来怎么样了，因为它那书和我同是兰登书屋出版的。
去年(2004年)我在美国住了七个月，真正是定下心来了，我太太和孩子，我一家人都去了嘛。我就开始对美国书店的格局有所了解了。从书店的格局你就可以看到人家的出版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稳定成熟的时期了。不像现在我们中国，比如《达芬奇的密码》一进来，马上就引起了悬疑小说热了。去年有几本卖得都不错。
他们出版商告诉我，今年悬疑小说可能会有一两百本，这样一来，可能大家都没饭吃了。就像80后一样，第一拨大家都很好，第二、三拨以后，每年要是出了几百本80后的书的话，最后大家又都没饭吃了。在中国，大家都是一拥而上。
美国那些大的连锁书店，像Borders，它的布局就很清晰，哪块是青春小说，哪块是爱情小说，哪块是悬疑小说，就是那种畅销书类的;哪些是虚构类的、非虚构类的，它全是分开的，虚构的一般都是严肃文学。进门桌子的位置，永远就是两路人马，一路是畅销书，还有就是名人传记，像克林顿、希拉里这样的。
另一类就是大作家的书，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托尼•莫里森的书，永远就是在这个架子上，当然三个月后可能放到后面书架上。一进他们的书店，你就感觉到他们的出版业已经是很稳定了。它每个月有一定数量的悬疑侦探小说、青春爱情小说，你写一部悬疑小说的畅销可能性和写一部严肃文学的可能性一样多。
中国这两年，可能性或许还比纯文学大吧。包括他们每年重版的书，那个量就是控制在十二万。我们中国是每年都在增长，现在已经有二十多万了。而业内的人告诉我，品种在增加，而总量在下降，那就意味着大家都没饭吃了嘛。我去了广东，江门的书店经理跟我说，现在是编的比原创的多，我到了杭州的购书中心，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原创的作品越来越少了。
张 英:你经常出国，怎么看待国外的文学变化?
余 华:现在美国几个大出版社的高层，比如那个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高层，他们对文学类的图书有那么一个预测，他们认为十九世纪的文学是欧洲的文学，那时候是最辉煌的，二十世纪的文学是美洲的文学，拉丁美洲和北美洲。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亚洲的文学。
北美洲主要是指美国了吧，我到了美国和欧洲以后，觉得它那个文学的态势、经济的状况和文化的传统都是紧密相连的，你到了欧洲，尤其到了法国，那里所有的人都是懒洋洋的，当然巴黎还是有很多很匆忙的人的，但是整个欧洲文学到了法国新小说为止，它的整个文学已经是一个没落的标志了。美国就不一样，它虽然不像中国那么生机勃勃，但比起欧洲来，真的是很有生气，美国作家的确如此。而欧洲的整个社会气氛让人感觉到死气沉沉，这肯定要影响到文学。不像我们中国的社会生活是生机勃勃的，文学也同样如此，这已经是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事情了。
所以他们兰登书屋的高层就认为，他们很重视中国市场，他们的眼光肯定是比较宽广的，信息比我们也多得多，他们认为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可能是以中国为主的。因为中国的土地真是太生机勃勃了，我想的确也是如此。比如拉美，马尔克斯那时，他们身处的是一个动荡万变、生机勃勃的时代。美国也是一样，二十世纪作家真是层出不穷，欧洲真是没法和他们比。法国、德国、英国，和我们同时代作家比，我真不觉得他们写得有我们好，和他们的前辈完全不一样。社会生活变得一潭死水的时候，文学也很难活跃起来，大家都在追求形式，就像你说的，他们每本书印个两百本，那整个文学就进入死胡同了。
张 英:在资讯信息爆炸的时代，艺术的各门类都在努力挽救自身，扩大影响，文学也是这样，你觉得呢?
余 华:其实文学的情况与整个市场、与经济有很类似的一点。我们来看看拉美文学，就是所谓的爆炸文学，当时那么风靡世界，真正一流的作家就那么四五个。在我眼中，也就是四个，而其中超一流的就那么一个，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另外我觉得就是略萨、福恩特斯、科塔萨，我觉得这四个是真正一流的，你想拉丁美洲有多少国家啊?整个西班牙语文学中疯狂的就这四个。有个加西亚•马尔克斯就能把整个拉美文学给拉起来了。因为文学这个产业，不是某个基础提高了，它才提高的。它是某一个点抬高了，它再抬高的。所以我们回顾现代文学，鲁迅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回顾现代文学，就是鲁迅，他就是这样一个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