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再次为人类敲响了警钟。作为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现象，灾难是文学作品热切关注的主题之一。在中外文学史上，不乏经典作家作品，或以真实客观的记录，或以象征性的寓意描写，生动演绎人类同各种灾难作殊死搏斗的艰难历程，为人类文明史写下凝重而又不失华彩的动人篇章。
寓言描写展现人性善恶斗争
大体上，书写人类与灾难斗争的文学作品，或多或少都会彰显人类在面临灾难时所表现出的坚毅、顽强、乐观、自信、友爱、善良、互助等崇高精神和美好品德;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也不无警醒地让我们认识到，人类只有与自身的自私、恐惧、怯懦、贪婪、邪恶等丑恶品行进行持久的抗争，才能最终战胜灾难。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小说以象征手法描述1940年代发生在阿尔及尔奥兰城的一场瘟疫。奥兰城里鼠疫肆虐，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小说主人公里厄医生，在瘟疫面前始终保持镇静，体现了加缪存在主义哲学观点:“不能成为圣徒，但可以拒绝向瘟疫屈服，竭尽全力做创伤的医治者。”在激发人性的恶与贪欲的同时，瘟疫复苏的是善，是同情，是良知。正是这种蕴含在每个普通人体内的勇气和正义，在生命面前焕发出惊人的力量，带来奥兰城的最后胜利。
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通常被认为是自《鼠疫》之后疾病灾变题材的另一次“文学探险”。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人性中的善与恶，尤其揭露了人类的欲望和脆弱。小说描写西方某大城市突然暴发传染病，人们莫名其妙地患上了“白色眼疾”，随之成了失明者。疾病迅速蔓延开来，城市里一片混乱，罪恶的念头在幸存的失明者中萌芽。医生太太为了照顾失明的丈夫，谎称自己也是瞎子。于是，机智的少妇、懦弱的丈夫、刚烈的妓女、狠毒的恶棍等，在她眼前上演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间悲喜剧。
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里，麻风病虽然只是个影影绰绰的背景，却为人性善恶斗争提供了舞台。中世纪后期，梅达尔多子爵在和土耳其人作战中被一枚炮弹炸成两半，后被医生救活。其中坏的一半被救回奥地利老家，成为邪恶的化身，极尽破坏之能事。正当人们苦不堪言时，善良的那一半奇迹般地出现了。同一个人截然不同的两面之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宿命的冲突。最后在两半子爵同时爱上美女帕梅拉进行决斗时，因双方伤口破裂并被缝合在一起，重新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子爵。诚如有评论所说，善与恶的两半子爵体现了善与恶在现代人身上的并存、对立和冲突。而当人性出现可怕的分裂，尤其是以善和恶作为对立两极的时候，我们对善的思考应该多于对恶的思考，对善的批判性思考，也是通往人性完整之路的重要环节。
相比而言，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则侧重于对恶的探讨。故事发生于想象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群六岁至十二岁的儿童在撤退途中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岛上，起先尚能和睦相处，后来由于恶的本性膨胀起来，便互相残杀，发生悲剧性的结果。这种“荒岛灾难”启发了他的英国同行理查德·休斯，他在《牙买加飓风》中以飓风过后的牙买加岛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孩子与海盗之间的故事，飓风过后，孩子们遇到海盗，并被带到了海盗的船上。让人意外的是，这些海盗把孩子们当成客人一样款待，并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然而一旦登上大陆，曾经的温情便立刻荡然无存。
灾难场景演绎复杂人生况味
灾难事件考验作家的文学书写，也催生伟大的作品。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选择用编年体的撰写方式叙述伦敦大瘟疫。1664年岁末伦敦爆发瘟疫时，笛福还只有五岁，对灾情谈不上有触目惊心的记忆，这或许反而激发他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化身为一个叫H.F.的叙事人，在出版于1722年的《瘟疫年纪事》里忠实记录这场灾难。他意在为后人留下一份“备忘录”，当有类似的灾难发生，可以给人警醒和指导。
有研究表明，让当时伦敦城数以万计的人痛不欲生的瘟疫，和发生在1348年佛罗伦萨的瘟疫症状如出一辙。这场瘟疫让这座昔日美丽繁华的城市变得惨不忍睹，这给意大利作家薄伽丘以深刻印象。为了记下这场灾难，他以此为背景，写下了传世名著《十日谈》。小说开篇，虽然疫情如黑云一样密布，薄伽丘仍然让笔下的人物保持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并让心中有爱的年轻人彼得拉克去向心爱的人表达。他试图以此传达一种生命理念:越是面临死亡，越要珍惜美好的人生。而正是这种“向死而生”的生活态度，造就了一种崭新的人类精神。薄伽丘书写灾难而不言悲伤的创作方法，也在此后的乔叟、莎士比亚、莫里哀、莱辛等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在灾难面前，爱情总是迸发出绚丽夺目的光彩。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以霍乱中的哥伦比亚为背景，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爱的故事，在五十年的时间跨度中，几乎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幸福的爱情，贫穷的爱情，高尚的爱情……透过这些爱情故事，马尔克斯向我们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法国当代作家让·吉奥诺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而产生广泛影响的小说《屋顶上的轻骑兵》，同样讲述一个灾难背景下的爱情传奇。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法国南部的村镇，安哲罗是一个逃亡的意大利轻骑兵上校，当他来到法国南部时，正逢一场蔓延的霍乱，也邂逅了一位高贵美丽的法国少妇波林拉，两人开始了千里同行的旅途，途中渐渐滋生微妙的情愫。尽管出于高度的自制力，两人之间的感情发展并没有如读者期望的那样惊心动魄，但安哲罗在灾难与爱情面前表现出的精神高度却不能不让读者为之动容。
英国作家毛姆在小说《面纱》里，写了灾难让迷途的爱情得以返航的故事。小说以女主角吉蒂开篇，为了逃离当时伦敦浮华却又空虚的社交圈，吉蒂接受了沉默寡言的医生沃特·费恩的求婚。费恩在把吉蒂带到上海后，便迅速投入到了细菌学研究中去，但吉蒂和已婚男子查理·唐森发生了婚外情。费恩发现后，为了报复，也为了重整自己的生活，决定孤注一掷，带着吉蒂远走霍乱肆虐的偏远城镇。费恩慢慢协助控制了当地的疫情，吉蒂则开始在一家由法国修女住持的修道院兼医院中做义工，并逐渐找回了生活的勇气和意义。
似乎是对毛姆的致敬，英国作家维多利亚·希斯洛普在处女作《岛》里，以英国女孩阿丽克西斯对其母亲家族渊源的探寻为引子，讲述了佩特基斯家族祖孙三代人对抗麻风病侵袭的故事。希腊克里特岛和斯皮纳龙格岛上，以佩特基斯家族为代表，第一代伊莲妮的生活被麻风病摧毁，第二代玛丽娅的生活被毁而又重生，爱情被毁而又重生，第三代的索菲亚最终在女儿的牵引下回归家乡，到第四代阿丽克西斯从上代人的故事中获得启发，重回自我。由绝望到希望，由痛苦到光明，一步步前行、寻找，直到重获新生。“岛”就是悲凉生活中的希望，是污秽之地的鲜花，而浇灌、滋养这朵鲜花的，是温暖、博大的人性之爱。
德国作家克莱斯特写于1807年的《智利地震》则传达出更为复杂的人生况味。故事发生在1647年，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叶罗尼模是一个清贫的西班牙青年，在一户有钱有势的人家做家庭教师。这户人家的女儿何塞法爱上了他，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一气之下把女儿送进修道院。事与愿违，修道院寂静的园林反而给俩人提供了更优美的幽会场所。何塞法意外怀孕后终被发现，被判火刑，之后改为斩首，叶罗尼模被关进监狱。就在何塞法即将被行刑的危急时刻，地震发生，叶罗尼模侥幸逃生，碰到同样从刑场逃出的何塞法，他们在树林里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之后巧遇城防司令官的儿子费尔南多一家。但这对情侣最终没能躲过人为的灾难，尽管有费尔南多的誓死守护，他们最终惨死于地震灾难中幸存的公众暴力，只留下劫后余生的“罪孽之子”生存于世。
科学幻想反思人类文明进程
人类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是科幻小说热衷表现的题材。与纯文学作品凸显人类在灾难面前的人性表现不同，科幻小说家热衷于在技术与人性的生死较量中，对人类自身的行为作深刻的反思。他们力图通过写作告诉人们:自然灾害并不可怕，需要警惕的是潜藏在人性深处的邪恶欲望本身。
英国科幻小说家约翰·温德姆出版于1951年的小说《三尖树时代》就包含了这样哲理性的思考。小说主人公比尔·马森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眼睛受伤。当他的眼睛痊愈、揭开纱布时，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因为一场奇特的流星雨而变成了瞎子。在目睹了失明者疯狂而绝望的惨状之后，马森加入了少数未失明者组成的团体。他们决定逃离混乱不堪的城市，进入乡村，展开全新的生活。但此时，常见的产油植物三尖树却获得了智能和行动能力，开始了对幸存者的捕杀……
生活在狭窄的岛屿，日本作家危机意识极强，对灾难也更敏感。1973年，被称为“日本科幻推土机”的小松左京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日本沉没》。在小说中，日本海沟出现大量泥团，关东大地震造成二百多万人死亡，富士山也重新爆发。地质学家田所博士预言了更为可怕的灾难:两年之内，日本列岛将沉入地下。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巨大的海啸冲入陆地，日本列岛沉没了。小说在“未来在哪里?新的生活该如何继续?”的自问中戛然而止。
美国作家詹姆斯·鲍里克的《海变》则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太平洋西北部海岸，人们在水中或岸上莫名其妙地死去。海洋微生物学家加纳前往调查，初步推测海水中可能含有有毒微生物。目睹过多起惨剧的大夫艾莉挺身而出，协助加纳找到了杀人真凶:真核双鞭甲藻，一种繁殖迅速的致命微生物。形势危急，真核双鞭甲藻已集结成大片菌落，漂在水面，散发着毒雾，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即将到来的超强风暴极有可能将其吹向海岸，直抵西雅图。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近在眼前，加纳被历史性地推到一场惊天动地的细菌歼灭战的中心，去承担那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与此相仿，义无反顾投入到灾难调查中，为历史和时代留下见证，更是非虚构文学写作者需要肩负的责任。在这方面，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作《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的过程，无疑有着典范性意义。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治下的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上万平民因放射性物质长期受到感染或致命，数万亩土地被污染。事故发生后十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冒着核辐射危险，深入事故发生现场，历时数年访问超过500位幸存者，用普通个体的声音拼贴出时代的全景，写下这部人类的启示录。
事实上，在记录和书写灾难上，非虚构文学从来不曾缺席，缺的是具有较高水准的经典著作。美国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劳里·加勒特关于疾病灾变的书写，颇具文学性和可读性。有评论说，普雷斯顿在《血疫:埃博拉的故事》里对病发过程纪录片式的描述，让每个字都像埃博拉病毒一样瘆人。埃博拉的故事，不仅仅是一种病毒的历史，也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抗瘟疫的当代缩影。
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已经克服了骇人听闻的黑死病、肺结核、流感等传染病，以致于科学家们断言人类已经可以利用药物和疫苗击败几乎所有瘟疫。但事实是，此后玻利维亚出血热、巴西脑膜炎、埃博拉、军团症乃至艾滋病等种种新的传染病不断出现。加勒特的《逼近的瘟疫》，正是对20世纪下半叶各类传染疾病爆发的描述。她讲述了传染病暴发的恐怖，也写出了科学家抗争搏斗的努力。而作为拥有斯坦福大学细菌与免疫学博士学位的资深科学记者，加勒特的这本书更是用侦探小说一般的笔法，将严肃的科学知识写得抽丝剥茧、扣人心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