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辋川图卷》长达10米，“八大山人”朱耷所绘《游鱼图轴》是典型“白眼向人”画法，《宪宗调禽图》中明宪宗戴帽竟有“胡服”风格，康熙、乾隆都曾手抄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12月17日开幕的中国古代书画展现场，不少珍贵展品各具特色、饶有趣味。
这场专题展览以展示宋元以降中国古代书画的发展脉络为理念，以时间为主线遴选52件宋元名家的稀世之作和明清各派的代表作品，展示了近千年画坛书界的发展风貌。
长达10米的宋人《辋川图卷》(局部)
宋高宗“二王”时期扇面录诗
在展览现场，宋元时期3件珍贵书法佳作亮相。其中，宋高宗赵构《草书七言绝句团扇面》尤为引人关注。这件作品是宋高宗赵构抄录的白居易《绝句代书赠钱员外》诗一首，纵24厘米、横23.2厘米，通篇行距疏朗，用笔圆劲，清秀中寓老练。
宋高宗赵构《草书七言绝句团扇面》
记者看到，在画作末行左侧钤“德寿”朱文葫芦印。这是高宗禅位于太子赵眘，退居德寿宫后的常钤之印。因此，该扇面是他退位后所书，为着意于“二王”时期的作品。
南宋名臣文天祥以忠义之名著称，但其书法作品传世不多，目前所见传世墨迹仅有3件。在展览现场，文天祥的一件作品《草书谢昌元座右辞卷》现场展出。该卷为文天祥38岁时所书，笔力迅疾、一气呵成，与他同年所书《木鸡集序卷》，可称为“双璧”。
文天祥作品《草书谢昌元座右辞卷》
画作再现明清时期宫廷生活
明代早期，崇尚宋代院体画风的宫廷绘画与“浙派”流行于画坛。的确，这次不少作品描绘了宫廷生活情景。其中，明代宫廷画家所绘的《宪宗调禽图轴》，表现了宪宗皇帝在庭院中游玩的场景。
这幅画出自当时一位宫廷画师之手，描绘了在宫廷御花园的两棵古树下，明宪宗便帽常服，一位太监双手举着鸟笼，内有一只小鸟，宪宗朱见深毡帽曳袍正在逗弄鸟笼中的小鸟玩赏，另一小太监立其身后。
据记载，明宪宗追求新奇、喜爱艺术。这幅《宪宗调禽图》里的皇帝，头戴短檐有顶帽，帽顶有顶珠，是沿袭元代帽式而演变来的一种帽子，有着“胡服”的遗风。然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却明令禁止胡服、胡语。看来，明宪宗显然已把祖上定下的规矩抛在脑后了。
清代的绘画延续了元明以来“文人画”传统，追求笔墨情趣，风格技巧多变。尤其到了清代中期，宫廷绘画在皇室扶持下得到了较大发展，展览中也有多位供奉活跃于内廷的宫廷画家及擅画词臣的作品:画苑领袖钱维城的《云泉松坞图轴》笔墨沉厚、气韵浑穆;邹一桂着意花鸟，所绘《芙蓉双鹭图轴》为典型的清代宫廷绘画;宗室画家弘旿的《阅武楼阅武图卷》表现了乾隆帝弘历于西郊阅武楼阅武的真实场面。
康熙“崇董”、乾隆“尚赵”
清代是中国书画艺术集古今大成的时代，名家之众、流派之丛、技法之新远超前代。尤其，清代书法以帖学的逐渐衰落和碑学的乘势崛起为趋势。因为康熙皇帝喜爱董其昌，书家皆以董字为尚;而乾隆皇帝对赵孟頫颇为欣赏，又使“崇董”变为“尚赵”。
玄烨、弘历分别抄录《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记者看到，这次展览展出了玄烨与弘历分别用楷书和行书抄录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册。清代帝王多信奉佛教，祖孙二人都曾多次抄写此经。玄烨楷书稳健老成、笔致敦厚，于雍容闲雅中不失圆转柔美;弘历行书则笔划秀丽、端庄圆润，虽饶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
清代中期，纳碑入帖、力图变革的书家也日趋增多，“扬州画派”诸家堪称代表。展出的金农《隶书周日章传轴》通篇取法汉碑，又参以己意，已露“漆书”端倪。清代后期，帖学穷途，碑学大兴，新貌纷呈，形成了书道中兴的局面，影响直至近代。
“中国古代书画”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院开幕
“四王”“四僧”“八大山人”作品亮相
清初，画坛复古与创新并存。崇尚复古的画家以“四王”为首。展览中，王鑑、王原祁、王翚三人佳作均为摹古之笔:王鑑中年仿元代吴镇《深山古寺图轴》风格苍秀沉郁，尽得元人笔意;王原祁晚年《仿梅道人溪山烟霭图卷》，山川林木郁茂，笔墨苍厚取胜，“得力于古者深也”;王翚62岁时所作仿王蒙《卢鸿草堂图轴》为其钟爱题材，笔墨自如，化古为新。
锐意变革的代表当属“金陵画派”与“清初四僧”。展览中有“金陵画派”之首龚贤的《白云锦树图轴》，描绘了道家“烟霞仙圣”的景致;另一位“金陵画派”名家吴宏的《仿元人山水轴》山石纵横交错，笔墨豁然大度，尽显放逸之态。展出的“四僧”画作山水、花鸟俱全:石涛的《仿古山水轴》仿吴镇山石汀渚圆点皴笔用法，展露画家的独特风格;“八大山人”朱耷所绘《游鱼图轴》图中大面积留白，上部绘一尾瘦鱼，鱼眼是其典型的“白眼向人”画法，画面构意造型十分新奇。
到了清朝末期，活跃于上海地区的“海上画派”，显示了“文人画”向世俗化发展的新趋势。这次展出了“海上四任”之一任颐的《梅雀图轴》和吴昌硕的《玉堂风格图》，体现了“海派”画家雅俗兼善的新风貌。(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