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的传承与保护，既要激发曲艺的内生动力，又要营造适宜的发展环境，进而强健曲艺的自身体魄、焕发曲艺的魅力与生命，努力追求“不再保护”的工作目标与终极境界。
曲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10大种类之一。作为演员以本色身份采用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表演艺术门类，曲艺由创作、表演到传承、传播的鲜明“口头性”特征，使其最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范属性。这种主要是由口头创作、口述表演、口口相授、口耳相传等特点构成的文化存在样态，其传统知识包括创演技能，天然地保存在艺人们的身上，极少也很难凭借一般的典籍文献作为艺术传承的根本依托。这也使得以人为核心载体的这种表演艺术类非遗的“活态”传承与有效保护，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人在艺在、人走艺亡”的危险。对于曲艺的传承与保护，形势因而更为紧迫，任务因此更加艰巨。
更何况，我国的曲艺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品类繁多、异彩纷呈，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项目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曲艺志》(29卷)编竣完成的初步统计，中华各民族古今拥有的曲艺品种为1000个左右，至今依然存活的约在500个以上。这种由“说书”、“唱曲”、“谐趣”三大类型构成的庞大艺术门类，具有非常多样的文化功能与价值作用，不只是供人娱乐和精神审美的表演门类即单一的“艺术之属”，还是“文化之舟”、“文学之父”和“戏曲之母”。历史上许多有语言无文字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与传播，主要依托曲艺化的口述表演来完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式的中国章回体长篇小说样式，也是直接“克隆”曲艺说书的产物;大部分戏曲剧种的形成，更是各式曲艺孕育脱胎的结果。因此，在其自身的“本体价值”之外，曲艺还有着十分特殊的“载体价值”和“母体价值”。对于曲艺的保护，因而不单是在保护曲艺本身，同时是在保护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和文学与戏曲的滋长植被。对一些较小民族如赫哲族而言，保护其濒危曲艺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伊玛堪，也是对该民族已经基本退出日常生活的特有语言的保护与传承。凡此，均使曲艺类非遗的传承与保护，意义尤显重大。
浙江独脚戏
湖南常德丝弦
陕西榆林小曲
好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并出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我国对于曲艺在内的非遗保护工作，迅速上升为国家意志，体现为政府行为。曲艺保护与其他非遗的保护工作一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可喜成就。迄今由国务院公布的曲艺类国家级非遗保护代表性项目共有127个，包含134个曲种，涉及193个地区和单位。同时，认定曲艺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共207名。中央财政投向各地的曲艺保护专项经费，累计26588万元。加上供给曲艺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的9174万元，中央财政投入曲艺保护的资金总额已达35762万元。地方各级政府也都公布了各自的曲艺保护项目，认定了相应的代表性传承人，投入了不少的专项经费。全国范围的曲艺保护工作，由是得以全面加强和整体提升。
然而，我国绝大部分的曲艺品种，长期以来缺乏专门的班社与团体作为持续发展的专业化依托，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自然发展状态。从创作、表演到传播、接受，依然属于自编自导自演乃至自娱自乐的“小农经济”式生产与消费模式。而且，其在当今的文化传承，也未实现相应的现代化转换。人才的培养和孵化方式，随着传统“拜师收徒”的基本式微与现代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机制缺失，存在着无所依托的困难。再加上缺少杰出人才及精品节目的示范引领，以及日常演出的普遍匮乏和随之而来的受众老化，导致整体的传承与发展，较难在短期内走出低水平重复的态势。这就要求对于曲艺的传承与保护，必须投入更大的关注，付出更多的关切。
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活动启动仪式暨全国非遗曲艺周开幕演出在天津中华剧院举办。曲艺名家与非遗曲艺传承人一道为观众奉献了精彩的演出，展示了近年来我国曲艺类非遗保护成果。图为著名曲艺家刘兰芳为观众表演评书。
正是出于对曲艺保护的特别注重，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从6月8日到14日，文化和旅游部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在天津联合主办了盛况空前又意义非凡的“全国非遗曲艺周”活动。这是第一次将全国范围由国务院公布的迄今4批127个曲艺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及所包含的134个曲种汇集起来进行展演的集中检阅，也是有史以来我国曲艺界参与曲种数量最多的一次规模空前的专业聚会，更是基于非遗保护工作的一次意涵丰富的专业考核和体检调研。来自全国各地193个国家级曲艺类非遗保护单位的各级传承人、曲艺保护工作者和专家学者齐聚津门，共襄盛举，通过6天20多台分类专业观摩和60多台共170多个曲艺节目的下基层惠民巡演，以及4个展览研讨和座谈交流活动，既为各级曲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搭建了展现魅力、切磋技艺的交流平台，也为相关的非遗保护工作者和专家学者提供了交流经验、探讨问题的难得契机。对于激发曲艺传承人的文化自信心和艺术自豪感，激励他们更好地传承和保护我国的曲艺类非遗，同时也激扬形成曲艺保护的良好社会环境及舆论氛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天津中华剧院，演员在表演四川清音《布谷鸟儿咕咕叫》
当然，曲艺的传承与保护，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重视和解决的现实问题，有待各方面齐心协力、统筹克服。一是要在科学认知和专业把握上狠下功夫，坚守曲艺本体，保持曲种特色，强化方言基础，张扬“说唱”特质，突出伴奏特点，讲求舞台美化，以此坚决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确立的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原则，使之“原汁原味”不走样。二是要在传承保护的措施上狠抓落实，尤其要加大对于各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工作监督和考核力度，促使他们在培养优秀人才和推出精品力作上出成绩、见实效，特别要扶持和督促他们把恢复演出传统经典和新创推出优秀节目作为主要的工作方向，并为同行做出表率与示范。三是要在营造适宜曲艺生存发展的社会生态即创造提供客观条件上更多着力，通过培育相应的文化土壤包括激活演出市场和培养青年观众，助力曲艺的发展与繁荣。归根结底，既要激发曲艺的内生动力，又要营造适宜的发展环境，进而强健曲艺的自身体魄、焕发曲艺的魅力与生命力，努力追求“不再保护”的工作目标与终极境界。以此而论，曲艺保护的路还很长，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