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被誉为“森林城”，公园、风景名胜众多，为市民营造了美不胜收的生活空间和生态环境。其实，早在100多年前现代城市园林绿化观念尚未在东北兴起时，长春就有一处极富诗意的园林，名叫“杏花村”。作为长春最早的风景名胜，杏花村曾经声名远扬，被《长春县志》收录到“名胜”中，加以详细记述。作家萧军也曾在《忆长春》一文中回忆小时候在长春就读时集体到杏花村游玩的情景。
名胜初兴
杏花村虽然名为“村”，最初实为一处林木丛生的荒田，位置大致在今天朝阳区裕华园一带。
东北平原不像南方地区那样水系发达，山水相依。百余年前的长春城周边地势平坦，但在老城西部大约2.5公里处有一条溪流，从西北向东南流淌，最后注入伊通河，被称为“黄瓜沟”。黄瓜沟上游有南北两条，北侧溪流流过之处，地形比较复杂。在清朝末年，这片土地为民人刘殿臣所有。由于溪流两岸地势起伏较大，沟底平阔，长年为积水所占，不适合耕种，刘殿臣就在这里“遍植樱桃、李、杏等树，而又以杏为最多”，因此得名“杏花村”。
档案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殿臣只有23岁，父亲早丧，与母亲相依为命。杏花村这片土地是刘家祖上花费官帖700吊买到的，到刘殿臣手里已“传承四世”。按我国传统习惯计算，这片土地应为嘉庆初年(18世纪末19世纪初)购得。当时长春的土地按类别分为生荒、熟荒、山荒、水塘、砂砾等多种形态，杏花村一带属于“山荒”。刘家将其改造成林地后，还将自家住宅、井泉、祖茔等安置其中，作为安身立命之所。经过几代人的经营，杏花村逐渐形成规模，景色宜人，小有名气。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俄国借口保护侨民和铁路建设，派遣大批军队进驻我国东北，也包括长春。在时任长春知府谢汝钦的协调和抗议下，俄军没有进入城中，而是驻扎在长春周边地区，其中就包括杏花村。杏花村草木茂盛，又有水源，适合饲养战马，于是，这一名胜“遭其蹂躏，所有花木摧残殆尽”。《长春县志》记载，俄军离开时，杏花村已经“水泉涸竭，莲藕枯败”。刘殿臣财产损失巨大，濒临破产，已经无力重整家园，杏花村“胜境将成秽虚”。
知府购地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湖北江夏(今属武汉)人王昌炽出任长春知府。《长春县志》记载，王昌炽“公退之暇，偶至是村，见而惜之”，于是捐出自己的俸禄，将其购归官有，进行修复，并修建“课农山庄”，作为“游宴之所”，并教农稼穑。事件经过被写入《杏花村记》，并勒石立碑，以传后世。然而，历史档案显示，王昌炽的购地过程是相当复杂的。
上任不久后的一个春天，王昌炽在处理完公务后，“寻芳偶至”杏花村，看到“小山耸翠，细柳摇青，杏红似火，柳绿如烟，花木四合，归鸟争鸣，涧流潺潺，沟溪环抱”，立即喜欢上这个地方，便想效仿欧阳修《醉翁亭记》的雅趣，或可流芳百世。
王昌炽回到衙署后，多次传唤刘殿臣，“委婉劝谕”，提出要购买杏花村，“修筑亭庐，预作长春延客公地”。但是，刘殿臣的母亲对此事坚决反对，刘殿臣遵从母命，拒绝卖地。于是，王昌炽亲自去见刘母，开价官帖3000吊。面对这样一笔巨款，刘母不为所动。在她心里，这块“历传四世”的土地是全家人安身立命之所，不管多少钱都不卖，何况“民氏孀居，率子守墓，先夫遗嘱言犹在耳，不敢背命贪价取富，开罪先灵”。王昌炽表示尊重刘母的意见，但又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愿意支付刘家当初买地的700吊官帖，但刘家要允许他择地修建一座用于“延宾”的“公亭”。他还打算修建东西配房，准许刘家人“永远居住”。除了亭、房所占土地外，其他田亩仍归刘家所有，用来栽培花木、耕种砍薪。王昌炽保证这个协议永远不变，双方可以“刻铭立碑，留案存卷，以昭公信，而免变更”，但是刘家不准将这块土地“典卖招佃食租”。“此卖如不卖。”王昌炽最后这句极具说服力的话打动了刘母，交易达成。
根据记载，杏花村由王昌炽出资，为长春府“公买”，所有权属于长春府。王昌炽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了这片土地，取得了“官绅商民会客欢娱之处”，而刘家保留了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又拿到了700吊，这在当时来说可谓皆大欢喜。
造景立碑
《长春县志》记载，王昌炽拿到杏花村地权之后，立即重新修整。一是补植花木，广泛绿化。二是在黄瓜沟北岸新建瓦房3间，取名“课农山庄”，作为游宴之所，派专人管理。山庄内“几案备具”，还有一副楹联，上联为“倚云枝艳，映日花娇，于此间游目骋怀，得少佳趣”，下联为“新月镰腰，斜阳笠影，看遍地男耕妇馌，求通民情”。除课农山庄外，还修建了4间平房。三是将原有的“碧水一泓”进行扩大，形成了一个小水塘，在里面栽植了大量荷花，在水塘南岸修建了一座草亭，在池边还设了栏杆。经过此番修整，杏花村“景物顿复旧观，每值杏花时节，灿烂枝头”，成为长春的一处胜景。
为了昭示王昌炽的贡献，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中旬课农山庄建成后，他的幕僚秋元朗精心撰写了一篇《杏花村记》，由史菡书丹，在杏花村“西冈之北”立起一座石碑，“备述村之始末，既详且尽”。史菡，直隶玉田人，光绪乙酉科举人，时任长春垧捐局总理，后来还曾出任吉林省检察厅厅长，是当时的长春名人。他能出面书写碑文，说明王昌炽对立碑之事极为重视。
我们今天仍能从《长春县志》中找到这篇《杏花村记》，文中通过阐释“课农山庄”这个名字的深意，渲染了王昌炽的功绩。“课农”旨在仿照屯田重视农时的做法，督促百姓勤于耕作，最终达到殷实富强、杜绝边患的目的。《长春县志·人物志》中也提到了王昌炽“购杏花村建课农山庄，以教民知稼穑之为先”。实际上，课农山庄只是王昌炽“与其宾僚公余游宴之所”，只是在名称中突出了“劝导人民重视农桑”之意，便令知府此次建屋造景的意义变得积极起来。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王昌炽卸任离开长春之前，杏花村应当留下了他的许多足迹。
至于这片土地原来的所有者刘殿臣，根据双方约定可以在此“永居经管，不索租资”，但要负责“培灌、扫除之役”，主要是培植、浇灌花木，打扫庭院卫生等，相当于为长春府看管课农山庄。
宣统元年(1909年)，吉林省各府厅州县根据要求创办农林试验场，时任长春知府孟宪彝响应清廷号召，花1200多吊购买了杏花村西侧“界址毗连”的崔焦氏的一块熟地，着手筹备农林试验场。从这个意义上讲，“课农山庄”的名称才开始有些名符其实。这年五月，孟宪彝与吉林西路道道员颜世清因开埠事宜发生冲突，被降调双城，他买入的土地“不敷作农林试验场之用”，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土地不能闲置，长春府下令将其改为公园，“以官产之遗爱,便公共之卫生措施”。加上原来刘殿臣的土地，这处官办公园仍由刘殿臣“藉便看守耕种”，不用纳租。
产权风波
光绪末年，长春大规模实施新政，其中教育经费主要依靠地租，但无法满足学务需要。宣统二年(1910年)，长春府城议事会和董事会建立，其职责之一就是为地方公益事务筹措经费。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长春府城董事会发现，当年孟宪彝购买农林试验场土地用的是学款专项，那么这块土地自然属于学产，于是向时任知府何厚琦提交呈文，请求让刘殿臣将土地交由劝学所经理招佃，何厚琦表示同意，于是刘家交出原农林试验场用地。呈文中还提到，杏花村虽然是官产，但官方案卷里有准许刘殿臣“永远居住确据，自应遵照宪逾，准该民人照常看守，以符前案”。
到了1912年，由各界士绅组建的长春城董事会看中了这块风景胜地，向长春府提出接管杏花村，被知府何厚琦驳斥。1914年，长春县参事会又向当时的长春县提出这一请求，获得长春县知事的支持，下令驱逐刘殿臣。刘殿臣据理辩驳，但无济于事。虽然由于刘殿臣无处安身，延缓了驱逐，但这也意味着他失去了土地使用权。1915年春，长春县署再次下令驱逐刘殿臣。当时刘母仍在世，刘殿臣也已成家生子。眼看自己即将一无所有，刘殿臣又向长春县知事作最后的争取，但已无力回天。
1915年三月春寒料峭之时，刘殿臣“扶挈老幼，移居他处，业将杏花村全行退出”。几天之后，刘殿臣又向县署提出呈请，多年来他在杏花村种植杨树400余棵，柳、杏、樱桃等树800多棵，希望得到一定的补偿，但是也只得到了一顿训斥。
盛极一时
刘殿臣被驱逐后，杏花村这块土地被租给了民人刘成，每年纳租140吊。一年之后的1916年三月，为推动街路绿化，时任吉长道道台郭宗熙大力推行植树造林，在“杏花村旧址”组织成立吉长道立苗圃(也称“种植试验场”)，苗圃事务所就设在课农山庄之内。第二年，郭宗熙又将杏花村北侧相邻的40亩土地购入，扩大了规模。苗圃“划分四区，一大区又分四小区，以一大区为播种地，余大区为床替地”，主要栽种桑、松、柏、杨等十多种树苗。每年春季，将这些苗木分发给吉长道下属各县栽种。为了发挥榜样作用，每年植树节，郭宗熙都会“躬率僚佐及各界来此手植树木，提倡人工造林，并重大典”。
为了办好苗圃，郭宗熙还特别聘请了“技士苏后三君到圃任事”，并派人到吉林市东关、北关的各处花园中“采购新奇木本花秧，运回苗圃，以供众览”，这些奇花异草大大地增加了杏花村的观赏性。1919年，这里又“添设陈列室、成绩橱，搜集木材标本，以备参考”，俨然成为了植物博物馆，扩大了杏花村的影响力。苗圃每年所需经费都列入政府财政预算，而苗圃每年的业绩也要呈报当时的吉林省长。从此，以杏花村为核心的长春苗圃正式纳入了官方管理，与长春公园(又称“中国公园”，今不存)、商埠局等一起成为吉长道尹直管机构。当然，苗圃的成绩也非常喜人，从1916年到1922年，得树苗50余万棵。从1920年开始有苗木出圃，到1928年，向长春、农安、舒兰、吉林等8个县提供树苗30多万棵。
前有知府王昌炽的修复，后有长春苗圃工作人员的细心经营管理，民国时期的杏花村已是“树木葱蔚，饶有十里杏花之趣，光景无边”，“两岸平冈环绕，春夏之际，草嫩如茵，杨垂似线，蜿蜒曲折，形势天然。山庄之北，樱桃极盛”。小水塘内种满了荷花，与“岸边之杨柳、冈上之李杏红绿掩映”，是当时长春的风景名胜，游人到此“留连不忍去”，更是当时长春学子们郊游的首选之地。按照当时的规定，学校可以在春秋两季举行郊外旅行，长春的学生们每到旅行之期，就会选择一个“天气融合、日光可爱”的时间，集体到杏花村郊游。学生们在这里不仅能看到秀丽的风景，还能“参观杏花试验种植”。彼时，“衣服齐整，鼓号喧鸣，各学生精神倍加”。赶上星期日，甚至长春全城的学生们“咸聚于此，藉资观览”，可见其影响力之大、吸引力之强。作家萧军小时候曾就读于长春商埠小学，后来他在《忆长春》一文中记述了春夏之交到杏花村游玩的情景。当时，中小学生都穿上童子军的服装，打鼓吹号列队前往杏花村。可见这个地方在老长春人心目中的地位。
见证历史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长春成为“首都”。在日伪政权的建设规划中，杏花村被划入“执政府用地”。1934年，溥仪当上了伪满皇帝，“执政府用地”又变成了“皇宫用地”，日伪政权在这里为溥仪规划了一座“新皇宫”，还准备在“新皇宫”北面修建一座“宫廷花园”。根据长春历史研究专家于泾先生考证，当时课农山庄和种满荷花的小水塘即位于这座“宫廷花园”之中。当时还进行了挖池筑山行动，小水塘的面积由此扩大，而课农山庄旧址则被假山所取代。笔者通过对多幅地图进行比对，认为于泾先生的考证是正确的。
据记载，溥仪还曾在杏花村建造过临时性的“天坛”，并在当上伪满洲国“皇帝”后，在上面举行过“告天礼”。由于杏花村这片土地被划为伪满“皇宫用地”，所以《杏花村记》石碑被搬运到东侧的白山公园内安置。后来，随着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规划中的宏伟“皇宫”最终未能建成。仅仅建造了“政殿”的地基，日本侵略者及其扶植的傀儡政权便已覆灭。解放战争时期，杏花村一带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树木曾被大量砍伐。
到20世纪90年代，原来的“宫廷花园”区域内，也就是曾经的课农山庄核心区域，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的原貌，有桥、亭、水榭，但池水污染，草苇丛生。当时，满园树木多是松柳杨榆，杏树已经很少见。20世纪末，长春市对这片园区进行了全面修复和绿化，将其命名为“裕华园”。每年春天，这里的桃树、杏树、李树、樱桃竞相绽放，芳香四溢，成为市民们休闲锻炼的好去处。而《杏花村记》石碑所在的白山公园西部的大片区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机关、学校和住宅所取代，只剩下一条仅供一辆车通行、名叫“杏花村路”的窄小胡同，仍透露着历史的蛛丝马迹。而白山公园东部的一小部分仍作为公园使用，后来几经改造建设，成为长春占地面积最小且最具特色的公园之一，这就是今天的“杏花邨”。（杨洪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