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寺：长春第一寺的旧忆新说

　　老北京人有“崇效寺的牡丹，嘉兴寺的荷花”之谚，这里的嘉兴寺是老北京八大古刹之一，在嘉庆年间，嘉兴寺的元宝和尚来到伊通河岸，在那里建下了长春第一座寺院建筑万寿寺，之后，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很多关于元宝和尚和万寿寺的传说。如今，毁于“文革”时期的万寿寺得以恢复重建，关于它的过往，学者又给出了新的考证。
　　万寿寺开山建庙的传说
　　在长春市奋进乡小城子村小城子古城遗址处，原有一座清代古寺万寿寺，有关史料和在老百姓的口头传说中，都说此寺是当时北京嘉兴寺的元宝和尚来此创建的，建于长春设治前的清嘉庆二年(1797年)。
　　元宝和尚腿跛，是个大弯腰，《长春市志·宗教志》上说，元宝和尚是嘉庆朝摄政王的“替僧”。关于元宝和尚和嘉庆朝的摄政王还有一段传说故事。据说有一次摄政王在北京的嘉兴寺进香，主持方丈派了一个小和尚去敲钟，结果这个小和尚是个罗锅，怎么也够不到那个吊起的大钟。小和尚急得往上一窜，哪想到脚下走空从台阶上滚了下来。他弯腰驼背加上一身黄缎僧衣，远远看去好像一个元宝在滚。摄政王笑道:“好个元宝!”机灵的小和尚立刻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谢王爷!”从此“元宝和尚”就叫开了，他真正的法号却是很少人知道。
　　当年长春一带属于蒙古郭尔罗斯前旗辅国公领地，清政府曾明确规定，“蒙旗”一律禁止招垦，蒙古王公的封地不许出典或买卖，并设立边关哨卡，派官员把守，禁止内地民人入境开垦。但郭前旗蒙古王公恭格拉布坦却私召“流民”越过柳条边垦种收租，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流民越来越多地越过柳条边垦种，让原本荒废了的“金代小城子古城遗址”再一次萌发了生机，形成了小城子村。
　　据传，摄政王听说小城子村的繁荣，特意安排在当地修建万寿寺，开山建庙者就是受摄政王喜爱的元宝和尚。
　　主事和尚一度调解民间纠纷
　　万寿寺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1799年全部竣工。建好的万寿寺占地约1万平方米，工程之大，耗资之多，可与北京的嘉兴寺相比。而建筑万寿寺的费用，一部分由“官家”供给，一部分出自豪绅大家，其他捐赠者不计其数。
　　万寿寺总体上分为前殿7间(即马殿)，中间12间为正殿，后殿5间。寺里有东西两廊，左右还有两个跨院。东跨院住着僧众，西跨院建成时空着没有用，后来作为学校。原来，当年该地没有学校，也没有衙门，市场管理部门就更没有了，万寿寺就承担了他们的职能，在西跨院成立了学校，安排主事和尚调解民间纠纷，还为雇工确定工钱标准等。
　　在万寿寺的殿前有钟、鼓楼各一间。前殿靠右侧还有一个化纸炉和一个长方形的石桌。可能是鉴于当地的人多为外省所来，信奉的神佛也不同，万寿寺里不但供着玉帝、释迦牟尼、娘娘的塑像外，还供着关羽。此外，万寿寺还设有功德堂、狐仙堂等。中间正殿上方悬挂的黑漆金字牌匾上写着“惠我无疆”。院内四周遍植草木，环境清幽。史料上说，万寿寺建成后香火极盛，僧人最多时有50余名，四面八方的信徒争相来做佛事，小城子一带也比之前更为繁华。
　　元宝和尚此后一直生活在万寿寺，死后被停放在寺外的塔式坐观里。接替他的主持永庆和尚不守清规戒律，几年下来寺里的财产被挥霍一空。偌大的一座万寿寺渐渐消沉。之后的主持六和尚、四和尚、空耀和尚等虽有心兴隆，无奈力不从心，年轻僧侣渐去，万寿寺只剩老弱僧人勉强维持香火。
　　1934年时，长春市内修建了般若寺，万寿寺更受冷落。“文革”时，万寿寺被拆毁，遗址辟为农田。
　　专家考证万寿寺与乾隆有关
　　在现有的关于万寿寺的记载中，混杂着一些传说故事，多认为元宝和尚是清嘉庆摄政王的“替僧”，而万寿寺正殿所挂牌匾“惠我所疆”四字为摄政王所书，当地民间也多认可此种说法。但长春市地方志编委会方志馆管理处处长孙彦平却通过考证，给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万寿寺是一座有着隐秘背景的为乾隆皇帝祈寿的寺院，并和当地开发设治有着直接关联。
　　孙彦平说，元宝和尚并不是摄政王的“替僧”，因为那时虽然嘉庆帝已经继位，但乾隆还活着，且已经明确被认定是太上皇了，乾隆总揽朝政，也没有设什么摄政王。摄政王一人并不存在，元宝和尚又怎么能是他的“替僧”?
　　从过往一些情况看，“替僧”建寺一般都是替“身主”祈福祈寿，并按照“身主”的身份和意愿为寺院命名。假如元宝和尚真是嘉庆时某一位摄政王的“替僧”，为某一位摄政王祈福祈寿，他建的寺院是不应该叫、也不敢叫万寿寺的!因为“万寿”二字只有与皇帝有关时才能使用。当时总揽朝政的人是乾隆，别说没有摄政王的存在，即便有的话，又有哪个摄政王敢明目张胆地让“替僧”为自己建一个叫万寿寺的寺庙?
　　真正能够担得起“万寿”二字的只有身为太上皇的乾隆!元宝和尚建万寿寺是为乾隆祈寿!“北京嘉兴寺在北京是很有名的寺院，建于明朝，清康熙朝重修，在乾隆朝时其住持曾受过乾隆的皇封，属皇封的寺院。”孙彦平说，皇封的寺院为乾隆皇帝安排个“替僧”以代替皇帝修行是有可能的。后来这个“替僧”建寺替乾隆皇帝祈寿，并将所建的寺院名为万寿寺也是应该的。将万寿寺的寺名和匾额上的题词连起来，就是颂祝皇帝的那句话:“万寿无疆”。“惠我无疆”四个字应为乾隆所题。
　　元宝和尚参与蒙旗放地收租?
　　再回头看万寿寺的建寺时间，是清嘉庆二年即1797年。寺庙所在地是蒙古郭尔罗斯前旗辅国公领地，尽管有汉民不断涌入该地开垦农耕，也形成了一定的村落，但仍属僻远之地。为乾隆建寺庙，为何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而且还是蒙古王公的封地上呢?
　　孙彦平认为，这与当时郭前旗蒙古王公恭格拉布坦私召“流民”垦种而欲要逃避朝廷的处罚有关。因为从乾隆三十几年起恭格拉布坦就已私召“流民”越过柳条边垦种，到乾隆末年已经公开化。私召“流民”越边开垦是清代的大罪，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惩罚?讨好皇帝从而得到宽恕应是聪明的办法。因此，恭格拉布坦拿出自己的封地，投乾隆皇帝所好，邀乾隆太上皇的“替僧”来此建寺为乾隆祈寿就是再好不过的了。
　　而且，从后来的事实看，在万寿寺建成的第二年(1800年)，恭格拉布坦私召“流民”垦种的行为就得到皇帝的宽恕，皇帝批准在这儿设立长春厅。从长春厅的职能看，长春厅只管理民人事务，“弹压地方，管理词讼，承办命盗案件”，地租仍由蒙旗自行收取，长春厅署协助。由此可见，乾隆已将蒙古王公收租外来“流民”垦种都通过设治而合法化了，并且后来又一次次地默许蒙古王公在自己的属地招“流民”垦种的行为，允许其扩大租地范围。
　　孙彦平说，他了解到，在长春民间传说中还有元宝和尚参与蒙古王公向“流民”放地的说法。他前几年到小城子考察，访问过炮手屯的一位年近九旬的吕姓老者，这位老者讲起了元宝和尚的许多掌故。如果不是因为建万寿寺而得到皇帝的欢心和默许，一个普通的和尚怎敢参与私放“蒙荒”这有违国法的事情呢?但若是元宝和尚依仗其是乾隆皇帝“替僧”这样一个身份，在情理上就讲得通了。
　　万寿寺是长春第一座寺院建筑
　　孙彦平表示，万寿寺是长春第一座寺院建筑，建于嘉庆二年，早于建在长春南关区的朝阳寺(后改为关帝庙)，更早在长春厅设治之前。万寿寺当时建于小城子村小城子古城遗址处，这说明，当时小城子一定是蒙古王公恭格拉布坦招“流民”开垦荒地的中心。
　　当地开发时地广人稀，当地居民和“流民”一直将小城子叫“宽城子”(因为小城子古城遗址东西长500米、南北宽250米)，蒙语为“乌浩特”，意为“又宽又长的城子”，这就是长春旧称“宽城子”的缘由。即便是远处的人，也将小城子周围之地泛称“宽城子”。后来小城子周围也发展起来了，特别是小城子以南发展更快。
　　1825年，长春厅治北移至小城子南十清里处的一个较大的居民点内(也就是今天长春市内的三、四道街一带)，1865年又在那里修了长春城。因为新城也恰好东西广于南北，符合“宽城子”之名，渐渐地人们便将泛称的“宽城子”地名固定在新修的长春城上，成为长春城的城名，同时原属于小城子的“宽城子”的名子逐渐湮没，而改称为小城子。
　　也就是说，“宽城子”之名早已从小城子转移到长春城上了，此“宽城子”已非彼“宽城子”了，故此有“先有小城子，后有宽城子”的说法，也可见万寿寺建立之早，与这块土地渊源之深。所幸，毁于“文革”期间的万寿寺得以在伊通河下游东岸的奋进乡隆西村异地重建，目前尚未完工，不日可再现百年古寺的风采。如今，寺庙真切，传说却已远去，好在有很多人仍在追寻它所带来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