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春人而言，人民大街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街路。这不仅体现在这条街是长春的交通要道，两侧有很多政府机构、商业设施和历史建筑，还体现在这条街早已融入长春人的休闲文化生活。用历史的眼光看，人民大街两侧的胜利公园、杏花邨、儿童公园、牡丹园四座老公园，见证了长春的百年变迁，也承载着一代代长春人的生活记忆。
胜利公园:见证人民大街的初始岁月
今天我们看到的人民大街全长十余公里。然而，它最初只有900米长，即从长春站到胜利公园之间的路段。这900米是日本通过日俄战争获得长春以南中东铁路管辖权之后，在长春修建满铁附属地时修建的。胜利公园与人民大街的修建时间相隔不远。可以说，胜利公园见证了人民大街的初始岁月。
满铁附属地中的“满铁”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是日本政府在1906年11月设立的，第一任总裁是后藤新平。1907年，“满铁”本部从日本东京迁至大连。“满铁”并不是简单的铁路管理机构，而是日本用于统治和管理中国东北的重要机关。日本人以需要铁路用地为名，通过收买和非法侵占手段，在今长春站周边建立了满铁附属地。
“胜利公园是长春历史最悠久的公园。1908年，日本人规划满铁附属地时，就划定了头道沟公园(胜利公园的最初名，俗称西公园)的预留地范围。”已故长春市地方志专家于祺元先生曾向笔者介绍，“当年，为了搞好满铁附属地的规划工作，日本从其国内派来了包括建筑学家、军人在内的10名专家。为了深入开展工作，这些人都化装成了中国商人，人人脑后也都拖上一条大辫子，秘密进行勘测。”
按照清朝的土地政策，1906年长春开通商埠地所需的土地要向土地占有者购买。为此，清政府将土地按照地理位置等具体情况分四个等级进行买卖。据说，当时长春道台孟宪彝将已经开发好的熟地按照未开发的生地价格进行收购，弄得百姓怨声载道，双方甚至将官司打到北京城。日本人得知这一情况后，私下采用抬高地价(用熟地的价格购买生地)、和中国农民单独接触私自买卖土地等一系列非法手段，购买了部分农民的土地，尤其是地主赵洛天的土地和房产。这样，日本人不仅扩大了满铁附属地的范围，同时也扩大了西公园的面积。
伪满时期的西公园。(资料图片)
据说，当时的西公园向东越过人民大街，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乐府大酒店一带。西公园的大规模建设开始于1915年，6年后相继完成了主园区筑造，并利用伊通河支流头道沟的水源造湖、堆山，还修建了桥梁、休息亭、厕所等设施。1923年在园内东北角，也就是赵洛天住房旧址，建成了西公园事务所(该房舍现位于胜利公园北门附近)，由“满铁”派专业人员进行管理。
这座公园曾多次更名。1938年，伪满新京特别市根据“满铁”的提议，将西公园改称儿玉公园，还专门树立铜像，纪念一个叫儿玉源太郎的日本人。此人曾担任“满铁创设委员会”委员长，在日俄战争期间还担任过日军总参谋长。东北光复后，儿玉源太郎铜像被推倒，公园名称也被改为中山公园。解放后，这座公园才有了现在的名字——胜利公园。
胜利公园在长春人心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骑木马、划小船、赏冰灯、看动物、荡秋千……这些活动伴随着很多长春人的童年时光。1934年定居长春的李其颖老人至今记得刚到长春时和父亲到西公园游玩的情景:“公园里有很多动物，不仅有小毛驴、骆驼可供小孩们骑，还有熊和老虎、孔雀等动物可供人们观赏。孔雀开屏是孩子们最盼望的时刻……1936年修建的电动旋转木马，几乎就是西公园的招牌。”
在于祺元老人的记忆中，当时的西公园是个难得的好去处，“骑在飞旋的木马上，可以听见音乐，在木马的北面，还设有专供儿童洗手的盥洗台，一些游玩的儿童常聚在这里洗手洗脸。”
后来，胜利公园在正门原儿玉源太郎铜像位置，新建了一座6.8米高的毛主席像，很多游客在这里照相留念，留下了一抹红色的回忆。
1986年，胜利公园内的动物全部迁到长春动植物公园，胜利公园又引进了一批现代化的游乐设施，如小火车、碰碰车、电瓶小汽车等，为春城百姓的娱乐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
杏花邨:溥仪行“告天礼”的地方
从长春市公安局沿人民大街南行不远，就来到一座历史悠久的公园——杏花邨。这座曾被称为“白山公园”，与我们这座城市一起经历了不少荣辱沧桑。不过，早年的杏花邨要比现在大得多。据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介绍，从现在的公园一直向西延伸到东民主大街、文化广场，这一大片区域以前都叫杏花邨。
根据文献记载和专家考证，杏花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当时的杏花邨是长春城外的一个自然村落，地形起伏很大，不便耕作，中间还有一条溪水潺潺流过。据《长春县志》记载:“其中遍植樱桃、李、杏等树，而又以杏为最多，故名之曰杏花邨焉。”1901年，长春知府王昌炽上任后，为了游赏方便，买下杏花邨重建。1903年，王昌炽的幕僚撰写了《杏花邨记》，并立了一座石碑做纪念。不过，这座石碑也和这座公园一样命途多舛，几次易址。
1934年，溥仪从伪满洲国“执政”变成伪满洲帝国“皇帝”以后，他规划中的“新帝宫”就位于杏花邨内，也就是今天的地质宫一带。当年3月1日，溥仪举行“登基大典”。当天早晨，溥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杏花邨“祭天”，行“告天礼”，“祭天”所用的临时“天坛”就设在今天地质宫大楼的西配楼处。
溥仪亲信随侍李国雄先生曾向溥仪研究专家王庆祥先生讲述过当天发生在溥仪宫廷仪仗队里的两个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1934年3月1日，溥仪举行登基祭天礼，我们仪仗队当然要到搭天坛的地方——杏花邨去“立规矩”，不料这第一次行动出了事故，实在是个险兆。虽说仪仗队是骑兵编制，实际无马可骑，参加祭天的人是用两辆运货大卡车拉去的。由排长带队上车，仪仗队员整齐排列在汽车厢板上，一律脸朝前站着。头辆车启动较稳，顺利开出了，第二辆一启动就把后排的一名仪仗队员甩到车下，当即摔伤，我立刻让人把伤者送到医院，又让两辆车上的后两排人调转身体脸朝后。我们仪仗队就是这样在大同大街两侧伪满国军、学生及部分市民数万人夹道迎送中走过，虽谈不上“一律”，却避免了甩人。我单独骑摩托跟在汽车后面。到达杏花邨，我迅速整队迎候溥仪经过，平时把指挥刀竖立在鼻子处，溥仪抵达时横刀为号，全队人员手持标枪肃立甩头，等溥仪走过后恢复原姿势。
8时30分祭天典礼开始。溥仪经日方允许在郊祭时穿龙袍，从捧玺官手中接过国玺，交给司玉官，向神案三鞠躬，退下，即告礼成。卤簿车队沿着原行车路线返宫，可就在这时又出事了。那天前往杏花邨时，专有一辆皇帝旗车在卤簿前列开道，车上一名校官高举“皇帝旗”，若干护卫兵侍立，神气十足。可是，祭天仪式刚结束，皇帝旗车返回休息地，也同样要经过大同大街两侧数万人的“夹道迎送”。然而，那个掌旗的，把“皇帝旗”随便一扔就不知哪儿去了。我见到当时场面很生气，一面“庄严”的“皇帝旗”歪歪斜斜地横扔在车厢边上，一半脱落到地。我出于对溥仪的恭敬，赶紧过去把“皇帝旗”拾起，放在车上。
解放后，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杏花邨公园西段，也就是今天同志街以西，东民主大街以东，建政路以北和锦水路以南的地方，逐渐被占用。
时光飞逝，现在的杏花邨已经成为闹市中难得的一处休闲之地。每年杏花开放的季节，都有不少市民到此赏花，令人想起“春日游，杏花吹满头”的词句。
儿童公园:带有殖民烙印的公园
提起儿童公园，很多人会把它与君子兰展览联系到一起，这倒和儿童公园的历史有些吻合之处。据《长春市志》记载，“儿童公园始建于1936年，原名大同公园。公园建设以园林为主，占地面积33公顷。拦截流经公园内的黄瓜沟，筑成3.68公顷的人工湖，并且修建了能容纳万人以上的露天音乐台及长春市第一座游泳池。”
和杏花邨一样，初建时的大同公园也比现在大得多，带有很深的殖民烙印，曾经轰动一时的、针对溥仪护军的“大同公园事件”就发生在这里。
于祺元先生曾回忆说，除了儿童公园现址外，这个公园当年还包括吉林省文化活动中心及周边区域，西到人民大街，南到解放大路一带。“1942年，日本人利用伪满洲国‘建国’10周年的机会，曾在大同公园举办了一次所谓的博览会，同时还出售一些商品和食品，讨好和收买人心。因为受到太平洋战争的影响，那时候长春的细粮供应已经不能自保了。很多人都跑到这里来，抢购伪币1毛钱一碗的面条。”
1945年日本投降后，大同公园改名为中正公园。解放后，又改名为人民公园。“文革”末期，公园的游泳池和露天音乐台遭到严重破坏。后来，公园内建成了吉林省文化活动中心等建筑，使公园面积大幅缩小。1981年，人民公园改名为儿童公园，成为长春市唯一专门为儿童设立的公园。
牡丹园:国民党军队曾经的炮兵阵地
牡丹园(初名牡丹公园)与杏花邨有很多相同的“经历”，也都在城市建设中由大变小。
伪满时期的牡丹公园。(资料图片)
年轻时曾在长春生活过的日本人粟原忠道，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曾数次来过长春，并写有《长春回忆录》一书。他在书中写道:牡丹公园和白山公园一样，也是东起大同大街，西至“宫廷用地”(今文化广场一带)，只是稍宽一些。在这座公园里，有钢筋混凝土的纯日式建筑——神武殿(今吉林大学鸣放宫)。每年春秋两季在这里举办武道大会，并且还可以看到附近机关和企业的职员们在这里练习枪剑术。
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被国民党军队当做炮兵阵地，一度惨遭破坏。于祺元先生曾痛心疾首地说，“以绿化见长的公园，就因为国民党要搞独裁、打内战，给糟蹋了。”
解放后，牡丹园和杏花邨、儿童公园、胜利公园一起重获新生，展现出全新的面貌，成为普通市民和外地游客休闲游览的好去处。
(作者张贤达为长春历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