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末，北平(今北京)和平解放。同年3月，担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3年的袁牧之奉命筹办中央电影局。袁牧之离任后，著名摄影师吴印咸接任东影厂长。4月，中央电影局在北平正式成立，袁牧之任局长，陈波儿任艺术处处长。
成功拍摄了《桥》的导演王滨，因为静脉曲张正在住院治疗。其间，他接到了袁牧之的一封信，提到了让他拍摄电影《白毛女》的事。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土地改革运动正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王滨理解袁牧之想把歌剧《白毛女》拍成电影，以配合土改运动的良苦用心。
王滨对《白毛女》的题材充满了感情。1945年鲁艺排演的歌剧《白毛女》，他是剧本创作组组长，又是导演之一。也许正因为如此，袁牧之才将拍摄电影《白毛女》的任务交给了他。
歌剧《白毛女》的创作灵感源自一个“白毛仙姑”的传说。传说是这样的:有一个贫苦的农家姑娘，17岁时被当地一个恶霸地主看中，以讨债为名将其抢走并奸污。姑娘由于忍受不了地主及地主婆的凌辱，便逃到太行山深处，住山洞，吃野菜，食野果……多年的非人生活使她长长的头发变得雪白，被不明真相的当地百姓误当成“白毛仙姑”。后来，她被八路军救出。
这个传说还有多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为:恶地主以地主婆不能生育为借口，奸污了年轻的丫头，并许诺若生了男孩就纳她为妾，可是生的恰恰是个女孩，便将她赶出门去。她只好钻进山洞里，靠吃山枣活着，并把孩子养大。由于没有盐吃，所以她长了一头白发。后来八路军从那里经过，把她救了出来，她的头发也渐渐变黑，还结了婚。
还有一个版本为:白毛女的故事发生在河北省阜平县黄家沟，当时黄世仁的父亲黄大德还活着，父子对喜儿都有心思，争风吃醋。一次为了争着使唤喜儿，父亲用烟杆打儿子，儿子正用菜刀切梨，顺手用刀一挡，不偏不倚，一刀砍在父亲的脖子上，当场断了气。母子俩私下商量，嫁祸于喜儿，喜儿逃进深山……
不管传说如何，故事的核心不变，那就是女孩受地主恶霸迫害，逃进深山，多年的洞居生活使她头发变得雪白。后来，女孩被八路军救出，白发变黑。
当时的鲁艺领导人周扬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可以在新秧歌剧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做成一部大型的民族歌剧。他找到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让他组织创作人员完成。张庚随即让带回这个传说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员邵子南按歌剧的形式写出一稿。剧本写出之后，大家不满意。张庚决定组织创作组另起炉灶，重新创作。
张庚组织的创作组集中了鲁艺的精兵强将:王滨在延安导演过《带枪的人》《蠢货》等话剧;王大化是新秧歌剧创作挑大梁的人物，既导又演，创作了《兄妹开荒》《拥军花鼓》等;贺敬之在当时已出版过诗集，写过《南泥湾》歌词;担任作曲的有为《南泥湾》和新秧歌剧《夫妻识字》作曲的马可及张鲁、瞿维、刘炽、李焕之、向隅等人，都是边区艺术界一流的音乐人才。在音乐的形式上，他们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开始想用秦腔，感觉不好，经过反复摸索，才在民歌领域找到了歌剧创作的路子。
21世纪初，我在长影采访到王滨的夫人李莫愁女士，她深情地回忆了王滨组织创作歌剧《白毛女》的经过:
周扬要做新歌剧，可什么是新歌剧，谁都没搞过，就探索着干。鲁艺成立《白毛女》创作组，指定王滨参加并担任创作组组长。王滨经验丰富，阅历广、想象力强，主意多又来得快，从整个剧本的结构到每一场戏，都是他先拉出个大纲，大家再“碰”，觉得好就往里填内容。一些重要的情节和细节都是他的主意，比如故事开头要放在矛盾最尖锐的时候——大年三十;比如喜儿的红头绳等等。每有得意之处，王滨都和田方说。田方不在，他就告诉于蓝，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王滨和创作组一场戏一场戏地研究，定了就让戏剧系的学生贺敬之记下来，并写歌词，后来又增加了丁毅。为了增强创作力量，王滨吸收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演员陈强。陈强是个好演员，创作能力强，模仿能力也强，就连平常的即兴表演都非常精彩。他有个节目叫《抓泥鳅》，是看了日本俘虏演出的一个节目之后模仿成的。他边唱边跳，唱的是什么谁也听不懂，反正大家看了都笑得前仰后合。王滨把他吸收到创作组，他果然出了些好主意。剧本完成之后，王滨让陈强演黄世仁，可是陈强坚决不干。他说:“我还没爱人呢，让我演一个坏蛋，以后我怎么找对象啊?”王滨坚持认为黄世仁非陈强莫属，陈强就罢工不演，王滨就停排。他对陈强说:“你看过毛主席的《讲话》没有?”一个星期之后，陈强说:“行了导演，我想通了。”
剧本确定之后，演员也定了下来，并进行了多次排练。林白演喜儿，凌子风演杨白劳，陈强演黄世仁，王家乙演穆仁智，邱力演大婶，韩冰演张二婶，李百万演大春，李波演黄母。
剧组的舞美设计是鲁艺戏剧系教师钟敬之。乐队成员也都是当时延安一流的演奏家:时乐蒙拉小提琴，李元庆拉大提琴……
到正式演出时，林白因为怀孕，反应强烈，不得不退出演出，换上了王昆。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首场演出，获得成功。次日，中央办公厅派专人来向鲁艺传达中央首长意见:《白毛女》是个好戏，有民族风格，只是结尾处理不妥，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
鲁艺于是对结局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公审黄世仁的情节。改好之后，在“七大”期间正式公演。
时隔4年之后，王滨接受了袁牧之的建议，开始筹拍电影《白毛女》。把歌剧改编成电影，改编剧本是第一件大事。歌剧呈现在舞台上，电影则要在银幕上放映。戏剧有很大的假定性，观众知道那是看戏;而电影就要求更生活化、更真实可信。
为了修改好剧本，王滨和联合导演水华及作曲瞿维来到河北省平山县深入生活，还特意聘请了一位熟悉当地风俗习惯的农民作家杨润身担任编剧。杨润身是演员出身的作家，抗战期间在晋察冀边区编导过多部街头剧。
剧本改编完成之后，确定演员成为头等大事。在摄制组里，选演员是副导演的事，确定演员是导演的事。当时有4个“喜儿”待定。水华推荐了一位女演员，王滨觉得她有些洋气，而喜儿是个农村姑娘，要有农村气息。陈强向王滨推荐了田华。有好几天时间，王滨都拿不定主意，不知到底该用谁好。4个待定的“喜儿”照片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一字排开，他更多注视的是田华。当时田华已经22岁了，可她的样子却像十七八岁，圆脸，充满稚气。而且，田华出生在河北农村，刚好与产生“白毛仙姑”传说的是同一个地区。王滨觉得她身上表现出的乡土气息，更接近剧本中的喜儿形象，于是便下决心用她了。演员选对了，影片就成功了一半。
电影《白毛女》和歌剧《白毛女》相比，删掉了一些情节，也增加了一些情节，目的在于强化喜儿和大春的爱情，并将他们的爱情作为主线。在歌剧中，喜儿被黄世仁强奸，怀有身孕，黄家欺骗喜儿，假称黄世仁要娶她，喜儿信以为真。电影剧情则改为:喜儿欲自杀，被二婶劝住;在黄世仁娶亲的时候，黄母假装仁慈，给了喜儿两件衣服，打发喜儿回家，实际上黄家已将喜儿卖给了人贩子;喜儿扔掉了黄母送的衣服，拿起自己的旧衣回家。这样改的目的是为了表现喜儿不屈不挠的抗争性格。在歌剧中，喜儿逃出黄家后，在山洞里生下并养育了孩子，一直到抗战初期;而在电影里，孩子刚刚生下来就死去了。杨润身还将杨白劳由躲账改为主动还息，黄世仁为霸占喜儿，强词夺理，要求本利全收，一步步逼得杨白劳走上绝路。这样一改，人物的行为就更加合情入理了。
歌剧是以唱为主，而电影是以对话为主。歌剧中一些深受观众欢迎的优秀唱段在电影中保留了下来，增加了影片的感染力。
电影《白毛女》在全国产生了比歌剧更大的轰动效应。学者陶文玲的文章《从歌剧到舞剧——〈白毛女〉创作、影响史话》称:1951年3月18日晚上，电影《白毛女》举行首映式。1951年的中秋节，影片《白毛女》在全国25个大城市的155家影院同时上映，盛况空前。据统计，一天的观众竟达47.8万余人次。观众纷纷投书报刊，高度评价《白毛女》。《白毛女》在1951年捷克卡罗维·发利第六届国际电影节上，荣获了38个特别荣誉奖中的第一个。《大众电影》在1959年做了一次统计，1949年到1958年，按照国内观众人次来排名的国产影片排行榜中，影片《白毛女》位居榜首。
在电影《白毛女》之后，又出现了京剧《白毛女》和芭蕾舞剧《白毛女》。不仅如此，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也演出了《白毛女》。
日本电影专家川喜多说，日本电影靠《罗生门》打入世界，中国电影则是靠《白毛女》打入世界的。
(作者王霆钧为长影原艺术处处长、吉林省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