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通高220厘米、宽137.5厘米，雕刻精美的《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该碑出土于重庆云阳旧县坪遗址，是目前三峡地区发现的唯一汉代碑刻，确定了旧县坪即为汉、晋时期的朐忍县，具有重要的考古、艺术价值，属国家一级文物，被列入该馆十大镇馆之宝。鲜为人知的是，这通石碑的发现者并非当地文博人员，而是吉林的考古人。
1993年，中国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为了对三峡库区历史文物进行有效保护，文物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救性考古发掘。1999年，受国家文物局委派，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支考古队，进入重庆云阳旧县坪，开展了长达6年的考古发掘。
2003年12月至2004年4月，考古队在重庆云阳旧县坪的一处六朝建筑遗址中，先后发现了断为两截的镌刻于东汉熹平二年(公元173年)的《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该碑的第一发现者，是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聂勇先生。据他介绍，旧县坪遗址坐落在一座濒江小山的东南坡上，山之东侧为俗称潘家沟的一条大沟，西侧为一道高耸的瓜子梁，整体呈扇面形，两边均有高达四五十米的陡坡。在S发掘区开探沟时，于地表1.6米处，发现一块泥土上印有文字痕迹，经扩方清理，发现半截石碑。因当时临近春节，暂停工作，只好原地掩埋，并委派专人守护。次年3月，考古队返回发掘工地，又经清理，距断碑不到2米处，发现另一半碑身。两截断碑合二为一，可见断开处有人为毁坏留下的三个錾眼痕迹。该碑有榫，按汉碑常例，应有龟趺，但因周围环境的限制，遗憾未能找到。
《景云碑》的发现，引起国家文物局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重庆三峡学院文化研究所程地宇很快便作出文本解读和考证，后相继有丛文俊《新发现〈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考》、胡亚星《国家一级甲等文物〈东汉朐忍景云碑〉在云阳出土》、魏启鹏《读三峡新出土东汉景云碑》等一批研究成果公布。
碑文阴刻隶书，凡13行，每行约30字，全文共367字，如下:
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叔于，以永元十五年季夏仲旬己亥卒。
君帝高阳之苗裔，封兹楚熊，氏以国别。高祖龙兴，娄敬画计，迁诸关东，豪族英杰，都于咸阳，攘竟蕃卫。大业既定，镇安海内。先人伯况，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帷屋甲帐，龟车留滞。家于梓潼，六族布列。裳絻相袭，名右冠盖。
君其始仕，天资明哲。典牧二城，朱紫有别。强不凌弱，威不猛害。政化如神，烝民乃厉。州郡立表，当亨苻艾。大命颠覆，中年徂殁。如丧考妣，三载泣怛。遏勿八音，百姓流泪。魂灵既载，农夫恻结;行路抚涕，织妇喑咽。吏民怀慕，户有祠祭;烟火相望，四时不绝。深野旷泽，哀声忉切;追歌遗风，叹绩亿世。刻石纪号，永永不灭。乌呼哀哉，乌呼哀哉!
赞曰:黄灵炳璧，郢令名兮。作民父母，化洽平兮。百工维时，品流刑矣。善劝恶惧，物咸宁兮。三考绌敕，陟幽名矣，振华处实，畼遐声矣。
重曰:皇灵禀气，卓有纯兮。惟汶降神，梃斯君兮。未升卿尹，中失年兮。流名后载，久而荣兮。勒铭金石，表绩勋兮。冀勉来嗣，示后昆兮。
熹平二年仲春上旬，朐忍令梓潼雍君讳陟字伯曼为景君刊斯铭兮。
释文:
汉代巴郡朐忍县令广汉人景云叔于，在永元十五年晚夏中旬己亥日去世。
先生是颛顼高阳帝的后代子孙，受封楚地，称楚熊，楚熊是以封邑为姓氏的。汉高祖刘邦王者兴起，戍卒娄敬献出计策，把关东英杰豪族迁移到咸阳，其祖任职为京师的藩卫。高祖的统一大业安定以后，便辅佐汉室，镇安海内。
先生的祖先伯况，雄心壮志，慷慨非常，效仿石纽大禹，召集各宗族在汶川会盟，帏幄甲帐，官车前去。伯况在广汉郡的梓潼建家，而六族相互附依，祖先的名声也保佑子孙们世为官宦，衣裳冠冕沿袭下去。
先生刚入仕时，天资聪明，就被任命到两个地方主管一方政事，能够分清好坏正邪。先生作为强者绝不欺凌弱者，有威严却不凶暴。其政绩如神，民心振奋。州郡联合上表，应当享受像符艾一样的官职。可惜先生中年就去世了。百姓们像死了父母一样，很长时间都忧伤悲苦，并阻止演奏各种音乐，哭泣流泪。先生的魂灵载在车上，农夫悲痛得系结于心上，路旁人们抹着眼泪，那些织布的妇人们硬咽着嗓子都哑了。不管是小吏还是农民，大家心怀先生，每户祠堂里都祭祀先生。很长时间都是如此，就连遥远的地方，也是哀声切切。我在此追颂先生，歌其遗风，慨叹他的政绩，亿世永存。刻石以记住先生，永远不能磨灭。唉!唉!
论赞如下:祖先的德行光辉照耀，先生在郢城有美好的声誉。作为当地的父母官，先生使大家变得和谐平安。先生鼓励善行，使恶人惧怕，事物都安宁了。人们都按时做自己应做之事，能够体察出那些行为不轨的坏人。朝廷三次考察先生，以定升降，先生清高，已经具有升迁的可能。先生振兴华夏，为人处世置身实地，声名远播。
再赞如下:先生祖先所积聚的灵气，卓绝而纯正。汶山降神，而生先生。可惜没有升到高官，中年就去世了。流名后世，愈久而愈加荣耀。书刻此碑来表示先生的卓越功绩。希望能够勉励告诫后世子孙。
熹平二年仲春上旬，后任朐忍县令梓潼雍陟，字伯曼，为景君书写此碑铭。
关于《景云碑》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神道碑”和“功德碑”两种认识。持前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其一，《景云碑》有晕、有穿;晕三重，穿则一，其碑符合汉代神道碑的形式。其二，汉人书墓阙及神道，则有尽列其平生所历官者，《景云碑》正是如此。其三，东汉碑中，凡功德碑之类，常在碑额或首行题云“功勋铭”“功德叙”;而《景云碑》不合此惯例。其四，功德碑之类的铭文，以颂扬碑主丰功伟绩为主，夸饰溢美，不遗余力，往往碑主生前就有阿谀之徒为其立之。且歌功颂德之词，并非功德碑所独有，神道碑中也有之。
笔者以为《景云碑》定性为“功德碑”更为合适。理由是:其一，《景云碑》出土地点在衙署基址前不足20米处，此位置不可能为景云墓所在地。其二，碑文中间一大段篇幅都是赞扬景君德政的言辞，故应称之为功德碑。其三，从碑中行文和语气看，景云于永元十五年(公元102年)死于朐忍任上，之后是否回葬梓潼，碑中未有说明。然此碑不是墓碑却是显见的，其同乡后任朐忍令雍陟为其勒铭立碑，也有附雅叨光之嫌。其四，《景云碑》的出土地点就在县衙遗址前，又临通往江边之路，用以彰表勋绩、昭示后代，再合适不过。
《景云碑》也受到书法界的高度关注。吉林大学的丛文俊教授，对此碑的艺术风格及价值有精辟的论述:汉代巴蜀地区阙多碑少，与其地域性和历史文化有关。对东汉晚期碑碣鼎盛、普遍以八分隶书提铭碑策的风气而言，不尚碑刻即等于阻绝书法时尚，故而巴蜀石刻虽多，书法却不发达。和中原相比，明显呈滞后状态。不过，滞后也有其优胜之处，它能保留一些前期的样式，也不影响艺术欣赏，《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即是如此。此碑滞后最重要的特点，是一字之中的波挑笔画不避重复，表明书写者对时尚碑刻八分隶书只是粗知梗概。其中长横和部分捺画的挑法大多重按而提锋上扬，有些字完整地保留了“雁尾”状，即古代书论中记述的“缺波”，又名“击石波”，意谓如水击石，转势折向而出，传世的章草捺画多用之。这种简率、粗糙的写法在中原只见于安帝元初二年的《贤良方正残石》和《子游残石》，汉简中这种现象也很少见。这表明，当八分隶书从简牍进入碑刻之后，字被放大，再规矩于方格界栏，即逐渐产生了新的书写方法和审美标准，开始了文献记载的“王次仲饰隶为八分”的艺术化进程。此碑挑法比早于其60年的《贤良方正残石》《子游残石》更为典型，真实地反映了八分隶书演化的最初状态，虽然偶尔也有与中原相同的“雁尾”挑法，但可以肯定，作者尚未认识到它的审美意义，所以未能成为作品风格的基本样式。此碑整饬朴厚，波挑飞动，虽不够雅正，却具有巴蜀独特的艺术风韵，与同期的中原汉碑相比，此碑未入程式化，多了几分古朴与鲜活生动之感。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的发现，是吉林考古人在省外考古的一项重要收获，值得铭记。
(作者马洪 为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