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写人记事，有“左图右史”的传统，希望用图像来补充文字难以传递的信息。其中的“图”，自然包括舆图。南宋史学家郑樵曾说过:“为天下者，不可以无书;为书者，不可以无图谱。图载象，谱载系，为图所以周知远近，为谱所以洞察古今。”而能以图知远近，只有地图能够做到。古人修志，必有舆地之篇，包括山川河流、疆域四至、道里、桥津、渡口、村镇等等，同时绘制舆图，附加说明，达到“左图右史”的效果。吉林省首部官修全省通志《吉林通志》便强调:“治地理者，首重舆图，图之为用，视书尤切。”就清代而言，受篇幅、绘图技术的限制，加之信息量不足，早期舆图在地物内容展示上，更重视山川、疆域、道里，而村屯、机构等人文地物较少。其中，山川是核心展示部分，因为在中国传统史观中，“河山”往往指代一国疆土。通过研读《长春历史地图集》中收录的大量地图，并与史料相印证，我们能够大致梳理出长春山川区划的历史变迁。
山阜
清代的长春厅位于平原之上，山的数量较少。从最早的《长春厅舆图》，到后来的《长春县地图》，都曾运用生动具象的手法绘入多座山峰，比如《长春厅舆地全图》中的太平山、兴隆山、万宝山、阜丰山、望波山等等，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山峰。《长春厅志》曾言:“厅属无崇山峻岭，以山名者，皆原阜耳”。《长春县志》也记载:“太平山，脉由南向北，势最平漫;兴隆山，在治城东四十里，由东而西延亘二十余里，上多良田，无峰峦，少树石”“南长岭，岭势低平”“万宝山，势极平坦”“潘家岭高仅丈余”，等等。其实，这些山只是在平原上隆起的带状土丘。《农安县志》说得更为直接:“唯其无山也，而山乃见珍;亦唯无山，而山乃益夥。夫人终日不见山，偶得一冈一岭，则名之矣。又偶得一丘一壑，则又名之矣”。相比之下，在长春界内真正能称得上“山”的，当属阜丰山。
阜丰山也叫白龙驹山，蒙古语为巴彦吉鲁克山，是长春厅和长春府疆域的西界地标，《长春厅舆图》《长春厅舆地全图》等区域地图都有绘入。就高度而论，阜丰山虽然只有“五十多丈”，却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拔地而起，显得极为突出，引人注目。长春厅建立后，它作为西部边界的界标而声名远扬。在道光五年(1825年)的《长春厅舆图》中，该山标写为蒙古语名称“巴彦吉鲁克山”，山上还绘有一座建筑，体现了中国传统具象式绘图的特点。从文献看，这座建筑应该是娘娘庙。《吉林志书》记载，这座娘娘庙为嘉庆六年(1801年)所建。关于这座山的归属，光绪二年(1876年)的《长春厅舆地全图》将该山绘制于长春厅区域之外，划入昌图厅界内，而在《长春厅舆图》和《吉林通志》内的《长春府图》中，长春边界则从山顶经过，这是符合历史的。《长春县志初稿》曾说，该山一半属郭尔罗斯前旗，一半属科尔沁旗，清代来往公文也证实了这一情况。
长春西界有阜丰山，东界附近则有望波山，同样被《长春厅舆地全图》和宣统元年(1909年)的《长春府舆图》绘入。这座小山也称八宝望波山、双合山，位于柳条边与松花江交会处的边墙以北，松花江左岸。长春厅初建时，东界只到沐石河，道光七年(1827年)长春厅扩容之后，厅界东达松花江，望波山才被纳入长春厅范围，宣统二年(1910年)又被划入德惠县。望波山距离松花江只有几百米，状似雄狮，顺江而卧，山清水秀，风景宜人，是今天德惠市的一处名胜。在这里登高远眺，江水滔滔，奔流不息。唐代诗人卢纶曾写下“雨里行青草，山前望白波”的诗句，可以说这座山的名称是颇具意境的。不过，这座诗意的小山今天已经改名为半拉山。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今天，笔者建议恢复望波山的本名，更好地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
在长春东北界，《长春厅舆地全图》和《长春府舆图》均绘入了红石砬子。它位于驿马河(今饮马河)汇入松花江处的南岸。绘成于宣统二年(1910年)的《长春府舆图》绘制手法最为象形，并标写为“红石砬山”，这是该图除两仪门之外，绘入的唯一农安县界地物，说明它在当时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据《农安县志》记载，红石砬子“小曼山也，高八丈，山有石，其色红，故称”。光绪十四年(1888年)，吉林将军希元奏请将长春厅升府、分设农安县时，就提到两者东段以“红石砬子、靠山屯南面之驿马河为界”;史志中提到农安县疆域时，有“东至红石砬子、松花江伯都讷界”的记载。由此可知，红石砬子是当时的标志性地物。宣统二年(1910年)德惠县从长春府划出后，它又成为德惠、农安两县边界的一个标识点。今天的红石砬子一带林地广阔，风景秀丽，这里出产的小米更是远近闻名。
河流
对于长春的河流而言，不管是史乘、方志，还是档案，提到长春厅的四大乡，必言及作为四乡边界的新开河、伊通河、乌(务)海河(今雾开河)、伊勒门河(今饮马河)和沐(木)石河，这些河流最终都汇入松花江，所以《吉林通志》(第二十二卷)在介绍松花江时，曾对这几条河的名称变化、发源地、走势、长度等信息进行简要介绍。《长春历史地图集》中收录的有关长春的舆图也绘入了上述几条河及其支流，从中可以总结出:乌海河注入伊勒门河，新开河注入伊通河，伊通河又与伊勒门河在今天农安县靠山镇附近交汇后注入松花江……这比文字讲述更能让人对这些河流的面貌一目了然。
虽然地图便于解读这些河流的自然情况，但图上标注的河流名称的变化，也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一些困扰。千年以来，东北地区河流的汉字名称多为音译，为“一声之转”，比如今天的伊通河，古称“益褪水”，明代写为“一秃河”“亦东河”等，清代则称为“伊通河”。而今天的饮马河，在明代被称为“亦迷河”“额勒敏河”，清代称“伊勒门河”“驿马河”“饮马河”等，都是音同字异。然而，在长春区域内也存在着同一名称指代不同河流的现象，它就是驿马河。
资料显示，今天的饮马河曾被称为“驿马河”，发源于磐石市的呼兰岭，流经磐石、双阳、永吉、九台、德惠、农安，至农安县靠山镇与伊通河汇合，是松花江较大的一条支流。《长春厅舆图》《长春厅舆地全图》将其标写为“伊(依)勒门河”;《吉林通志》正文中也写为“伊勒门河”，但书中的《长春府图》则将其标注为“驿马河”。清廷发布的最高级行政法典《钦定大清会典图·舆地十一》(卷一百四十九)收录的《长春府图》，对于长春府境的河流标注，就分别有“驿马河”和“伊勒门河”两条河。该图所附“帖说”记载，伊通河经过长春府治后，“北至农安县南，驿马河自蒙古入境东流，合新开河来注之”;谈到伊勒门河时，则说它合“新立屯河、沙河、务海河来会(汇入伊通河)”。《吉林通志》(卷二十二)中更写明:“驿马河源出蒙古旗地六家子山南，流入长春府西北界折东流，北岸直农安县，又东一百七十余里，南受新开河，合东流四十里，迳赵家店北，东注伊通河。”《吉林通志》在记述伊勒门河时，还特别指出，“今土人呼曰驿马河(与发源蒙古六家子者，名同，非一河)”。由此可见，《吉林通志》的编者已经注意到两条河的差别，还在正文加以提示，可是书中的《长春府图》却自行其事，将伊勒门河标注成“驿马河”，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不一致。由此可见，在清代，驿马河绝非伊勒门河的音转，它们完全是两条不同的河流。
从相关地图和文字来看，当时的驿马河从西向东，流经长春府境内，注入新开河(《吉林通志》则说新开河注入驿马河)。从《长春府图》来看，长春府和农安县之间，西段是以驿马河为界，中间是新开河，东段则以伊勒门河为界。今天我们如果不了解伊勒门河和驿马河之间的关系，就会对发生于驿马河流域的历史事件，造成地点上的误判，影响长春历史研究。
令人不解的是，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各种地图上，这条发源于蒙古，曾是长农界河的驿马河就不再出现了。也可能是该河所在的流域，大片草原被开辟为耕地，令其失去了水源涵养，导致河道最终消失。与此同时，从清末开始，伊勒门河开始被正式称为驿马河(后转称为饮马河)。
这种河流称谓上的变化或混淆，在其他一些地图上也有所体现，比如1924年的《长春县地图》就把乌海河标为“新开河”，与原有的新开河一起，分别称为东、西新开河;1925年的《长春县图》上将雾海河、雾开河都写为新开河。于是，当时的长春竟有3条“新开河”。
除了河流名称上的变化和混淆外，历史上还存在对伊通河和伊勒门河(今饮马河)哪条是干流、哪条是支流的争议，也就是两河交汇后到汇入松花江前约20公里长的河段，应称为“伊通河”还是“伊勒门河”。今天的水系划分，将伊通河视为饮马河水系的组成部分，是其最大支流，但在清代的官方文献中，两种说法都有呈现。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图》文字记载，松花江流经长春与伯都讷边界时，“经红石砬北，南受伊通河”;《吉林通志》记载伊通河“过长春府东，又北流九十里，迳赵家店东折北流，驿马河自西来入焉”;修成于1927年的《农安县志》更明确记载说“伊通河……又东北迳卜家窝堡北，伊勒门河合数水，自东南来注之……”在这些官方文献中，伊勒门河都被认定为伊通河的支流。但清代官方公文中也存在伊通河是伊勒门河支流的记述。如《长春厅舆地全图》“帖说”便记载为伊通河在卜家窝堡“汇入伊勒门河”。光绪十四年(1888年)，吉林将军希元奏请长春府与农安县划界时也提到“以驿马河为界”。《吉林通志》中的《长春府图》更是将这段约20公里长的河段标为“驿马河”。清末的《长春府舆图》和民国的《农安县地图》，以及伪满时期的《德惠县地图》都将其标为“伊通河”。这说明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人们比较认可伊通河的代表性，毕竟这条河要比驿马河更有名气，她孕育了长春和伊通两大城镇。
区划
注重山河的呈现，是早期舆图的特征之一。清末和民国时期，由于人们对地图功能和作用认识程度的加深、绘图技术的提升，以及新生事物的涌现，更多的人文类地物被绘入地图，比如长春府内的乡甲界线、巡警局、车站、铁路、陆军、保卫队、四乡电话等等，这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由此，大量无法在史志中记载的历史资料和信息，也得以体现和传承。以宣统元年(1909年)的《长春府舆图》为例，图中除去山河、铁路、铁桥、松花江上的渡口和伊通河上万姓、黄姓开设的渡口之外，还绘有从长春城出发通往4个方向的6条主要道路及经过地点等。最可贵的是对当时长春府各乡甲全貌的首次展示和约1160个村屯的记录。
近代学者提出，“地志以最确为最佳，舆图以最新为最要”。府县之新设，厅州之裁并、土司之归流、旗盟之所属，这些变化可以在地图上一览无余。我们原本对长春厅初建时的四大乡(下文称“老四乡”)各甲的数目和各自的区域知之甚少。《长春县志》曾记载，长春厅建立时，怀惠乡甲数不详，沐德乡为8甲，抚安乡11甲，恒裕乡19甲，这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比如恒裕乡的19甲中，从第10甲开始，都是道光七年(1827年)出放西夹荒时设置的，绝不是长春厅初建时的甲数。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月吉林省呈报的《造送会典馆清册》中，写明当时长春府“老四乡”有36甲:恒裕乡9甲、抚安乡11甲、沐德乡9甲、怀惠乡7甲;东夹荒合计为5甲，共有41甲。长春厅建立后，增设过农安乡和夹荒，但直到清末，四大乡的各自范围基本没有发生变化。所以，这36甲就应该是长春厅初建时的甲数。《长春府舆图》表明，宣统元年(1909年)时长春府已有49甲，“老四乡”则有43甲。比如恒裕乡，原来9甲，但地图上有11甲，其中九甲分成为“上、中、下”3个甲;该乡的二甲与四甲、五甲与七甲，合称为“二四甲”和“五七甲”。这说明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16年间，“老四乡”曾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口增减，长春府对其进行过甲的拆分与合并。《长春府舆图》对清末的49甲范围进行了详细绘制，这些地理信息是无法用文字表述的，所以该图为研究长春社会发展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清末，长春府辖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即宣统二年(1910年)德惠县划出，“四乡”变成“二乡半”，49甲减少为32甲。同年，为配合新政，推行自治，长春府曾将32甲划为30乡，但不久又合改为6镇14乡。民国初年，自治停办后，又将长春县改划为5个区。金毓黼先生曾在《长春县志》中说:“其区划之故，变迁之迹，不可不知也。自四乡之制一变为三十乡，再变而为六镇十四乡，三变而为五区。”金先生总结非常精炼，但从《长春厅舆地全图》等地图和史料中我们能看到，长春厅内还有过在道光七年(1827年)时，四大乡加上农安乡和东西夹荒的“四乡变七乡”的时代，这曾是长春区划变迁中较为重要的“一变”。关于清末的30乡，笔者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地图，但从《长春县志》中的“县境区划沿革表”来看，是德惠县分治之后，长春府将各甲转称为乡。至于6镇14乡的区域范围，1912年时，吉林民政司使韩国钧绘制过《吉林全图》，其中的《长春府图》可做参考。
1912年民国成立，长春府根据要求，将整个区域划分若干区，设区长。当年7月，长春知府何厚琦根据上级要求下令:“东三省旧有之乡约、甲长，流弊实深”，所以予以裁撤，而他们以前“所办之事务，一律统归区长担负”。此后长春县被划分成5个区，1924年的《长春县图》对这些区的范围有直观的呈现。乡甲制度此时虽然已经走到了尽头，但对当时的长春人来说，已经使用百年的乡甲概念却已经根深蒂固，当时的公文和民间在说明交易土地的位置时，还习惯于写位于某乡某甲。
不管是《长春府图》的49甲，还是《长春县图》的5区，其中收录的村屯疏密程度和大型村镇数量，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各乡各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金毓黼先生在《长春县志》中对此有精彩论述:“昔有清盛时，井里晏安，家给人足，民习耕凿，富等封君。”但是进入民国后，“兵匪肆扰，闾阎残破”而 “盖藏俱尽，杼轴其空”，一区受患稍轻，富室多半迁徙;二区幅员广表，匪患猖獗，村单丁弱，守望难资;三区面积较小，人烟稠密，殆以附郭麇集之故;四区……开垦较晚，面积虽广，墟里尚稀，民俗强悍，乐于斗争，团编乡丁，颇能自卫，匪氛稍戢，户鲜播迁;五区……伏莽潜滋，攻没剽掠，闾阎凋残。”将这些文字配合地图来看，百年前长春的历史画卷就生动、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作者杨洪友为长春市社科联(社科院)科研处处长、副研究员]
来源: 长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