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1921年4月18日，一位名叫安特生的瑞典地质学家和他的中国助手、标本采集员刘长生等一行5人，继1918年初访后，再次来到河南渑池仰韶村进行考古调查。他们在村南冲沟断崖剖面的灰土层中，发现了石器和彩陶片共存的地层，由此初步判断这里应是一处大规模的古代居址。但是安特生认为，精致彩陶的时代可能会很晚，又因为事前没有申请发掘许可，便很快结束了考察。回京后，他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看到中亚安诺彩陶和东欧特里波列彩陶的资料，通过比对，惊喜地发现与仰韶彩陶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敏锐地意识到仰韶遗址的重要性，遂着手准备考古发掘工作。
约翰·贡纳尔·安特生(1874年～1960年)，生于瑞典克尼斯塔，1901年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取得地质学专业博士学位。安特生早年热衷于从事北极和南极的探险和寻找矿藏工作，来中国之前，他组织编写了《世界铁矿资源》和《世界煤矿资源》两本调查集，1910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11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安特生担任秘书长一职。1914年，北洋政府聘请安特生帮助中国寻找铁矿和煤矿，他辞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前往中国。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程，安特生顺利抵达北平，第二天便前往农商部赴任，他的身份是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
来华后，安特生最初的一系列野外调查活动，都与地质学或古生物学有关，主要任务是寻找矿藏，其足迹遍及山东、山西、河南、甘肃、内蒙古等多个地区。他的第一个贡献便是在河北宣化龙关山和张家口发现了储量巨大的铁矿。由于这一重大发现，他还受到了袁世凯的接见，并获得一枚嘉奖勋章。安特生在中原地区勘探矿产的过程中，敏感注意到很多地层中蕴藏着大量的古生物化石，这引起他极大的兴趣。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时局一度陷入混乱，地质调查因经费短缺而被迫停滞，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决定调整工作重心，转而专注于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这也是安特生真正的兴趣所在。采集古生物化石计划的实施，促成了日后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
安特生通过申请获得了仰韶遗址的考古发掘许可，也得到了河南省政府的许可和渑池县政府的帮助。1921年10月27日，一支由安特生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主持、加拿大骨骼研究专家步达生、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组成的考古队，悄然进驻仰韶村。考古发掘从10月27日展开，操作过程中使用了手铲、毛刷、铁钩、皮尺、卷尺、垂球、画板、米格纸等工具，对遗址进行了全面测量，并精确绘制了等高线地形图。考古工作至同年12月1日结束，历时36天，共发掘17个地点、10座墓葬，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等，成果斐然。按照国际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1923年，安特生在《地质汇报》第5号第1册上发表了《中国远古之文化》一文，将这一重要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公诸于世。
仰韶文化，如今的概念是指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及其支流渭河、汾河、伊水、洛水、卫河等广大区域。一个世纪的研究表明，仰韶文化纵横数千里，绵延2000年。自首次发掘以来，在上述区域内还有数以百计的遗址相继被发现和发掘，如:西安半坡、陕县庙底沟、宝鸡北首岭、郑州大河村、华县元君庙、洛阳王湾等，均是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由于时间跨度与分布地域的不同，彩陶主要有半坡、庙底沟和马家窑三大类型，分别代表了仰韶文化的早、中、晚3期。仰韶文化的制陶工艺相当成熟，器物规整精美，多为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其装饰以彩绘为主，于器物上描绘多种具象或抽象的纹样，呈现原始艺术的美感;陶器种类有杯、钵、碗、盆、罐、瓮、盂、瓶、甑、釜、灶、鼎等，形制极为丰富。在不同的时期，尤其是在早中期，仰韶文化对黄河上下游及南北临近地区诸文化都施加了强烈的影响，但同时又吸收了周围诸文化的许多因素，建立起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仰韶遗址的发掘，填补了我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也是我国考古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以遗址地的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种命名方法后来成为我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通则，沿用至今。仰韶遗址的发掘，被视为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真正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这也是我国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由此起步。
安特生考察史前文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激发了他去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勘探和发掘的热情。在经过充分准备后，他于1923年春率考察队出发，经过18个月的艰苦跋涉，足迹遍布陕西、甘肃、内蒙古和西藏等地，发现并系统发掘了约50个文化遗迹，其中包括著名的齐家坪、朱家寨、半山等遗址，获得了大量古代文物。一直到1924年10月，考察队才踏上归程。对于此次西北之行，他在1925年印行的《甘肃考古记》导言中叙述:“所得结果颇出意料所及。盖不仅器物丰盈之仰韶遗址为吾人所获，而多数前古未闻之重要藏地亦竟发现，其中完整之彩色陶瓮多件，类皆精美绝伦，可为欧亚大陆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此次收获引起国际和国内考古学界的高度关注，其中涉及的诸多学术问题引起热烈讨论。西北考古也成为安特生一生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他把余生献给了考古学，而完全放弃了地质学专业。
1925年7月，安特生与北洋政府农商部所签的合约到期，根据合约规定，他将所有发掘到的古文物带回瑞典进行研究、检测。后来在瑞典政府的支持下，安特生以这批文物为基础，创建了远东文物博物馆并担任馆长。其后，安特生怀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又先后两次重返中国进行学术考察、访问，并严格按照当初的约定，分7次将文物归还给了中国，但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文物都不知去向，成为一桩悬案。安特生因考古与中国结缘，他在中国生活了长达11年之久，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回到瑞典后，他仍然积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工作，并高度关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动态。由他撰写的有关中国考古学的著作主要有:《中华远古之文化》(1923)、《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1924)、《甘肃考古记》(1925)、《黄土的儿女》(1934)、《远东地质学与考古学研究》(1939)、《中国史前史研究》(1943)、《朱家寨遗址》(1945)、《河南的史前遗址》(1947)等，为中国考古学留下一批珍贵的学术遗产。
由于当时方法论和考古资料的限制，安特生在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分期曾作出过不正确的判断，如甘肃考古6期的划分，而他提出的仰韶彩陶可能源于西方的假设，沿袭西方学界“中国文化西来说”，缺乏实证，存在认知上的严重错误。但是，随着更多史前文化遗址和遗物的发现，安特生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也在不断调整和修正。1943年，他反思道:“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偏见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一种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的时候，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而且是丢脸的。”这段话是一个真正学者勇于修正错误的内心独白。
中国现代考古学从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遗址发掘启程，百年漫漫长路，经过中国几代考古人的孜孜探索，逐步建立起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愈加清晰地描绘出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宏大历史画卷。 (作者马洪 为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
来源:长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