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打牲乌拉
在与长春市九台区隔江相对的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曾经存在一个专为清廷采捕贡品的机构，叫“打牲乌拉总管衙门”。
“打牲乌拉”来源于满语“布特哈乌拉”。“乌拉”即汉语的“江河”，“布特哈”意思是“渔猎”“打牲”，所以“布特哈乌拉”也叫“打牲乌拉”，为“江河渔猎”“江河打牲”之意。
明代的东北，有海西女真的“扈伦四部”，其中之一乌拉部(亦称“乌拉国”)地域广大，明末时其王城便设在今乌拉街。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率领建州女真灭掉了乌拉部。
此后，努尔哈赤和诸贝勒每年派人前往乌拉地方打牲，各旗主也派出旗下包衣到那里采捕各自需要的人参、松子、貂皮等，乌拉地方成为后金的采捕基地。皇太极继位后，于天聪三年(1629年)派纳殷城的旗人之后——迈图来到乌拉，在旧城设置“乌拉地间嘎善”(乡村机构)，迈图为嘎善达(乡村长)，加强了对乌拉地方的管理。
随着乌拉地方“生齿日繁，地方辽阔，以嘎善达不堪镇服”，于是赏给迈图“满洲缺分，为内务府包衣按班三旗佐领”。为控制乌拉地方打牲的混乱局面，清廷于顺治七年(1650年)停止了宗室和各旗分别采捕东珠、貂鼠等物的惯例，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将迈图任命为总管，统一管理各旗派到这里的打牲丁，为清廷及各旗王公采集、保管、加工、输送贡品，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由此诞生。
从设立到宣统三年(1911年)撤销，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共存在254年，几与清王朝共始终。在这二百多年中，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非常稳定，名称也未曾改变，只在来往公文中会使用简称“打牲衙门”或“乌拉衙门”，总管也时称“打牲总管”。衙门初设时隶属清陪都盛京内务府，后改隶北京内务府。康熙年间，宁古塔将军迁至打牲衙门东南面的船厂之地后，打牲总管职务曾由宁古塔将军兼理过，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宁古塔将军卸去兼理总管的其他事务，只兼理采珠、捕鱼、拣选官员三事。打牲总管初放时为六品，随着事务越来越多，到康熙年间已升为三品，比同为清廷贡品基地的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衙门总管的品级高。
既然是为清廷采捕贡品的基地，打牲衙门就要有一个采捕区域，这就是清廷为其划定的贡山、贡江和采珠河口等。打牲衙门贡品的品种和数量不断变化，采捕区域也并不固定，至光绪年间已发展到“南至松花江上游、长白山阴，北至三姓、黑龙江、瑷珲，东至宁古塔、珲春、牡丹江流域。上下数千里，流派数百支”，涵盖了东北的大片山河。成书于光绪年间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记载，打牲衙门在这片区域内领有22处采贡山场、64处采珠河口和5处种粮官庄。
在采捕区域内，还有一个“不与驻防衙门干预”、由打牲衙门直接管辖、供打牲兵丁驻防和生活的专有区域，最大时边界如下:东以拉林河为界;西至煤窑厂(位于今长春市九台区);南由横道河子(位于今桦甸市)起至磨盘山(位于今磐石市)止;北面大致止于柳条边，沿松花江周围方圆300多公里。
打牲衙门的打牲丁最初不过几百人，后将本处各旗打牲丁后裔及发遣至此的人犯奏准入册，到康熙年间增至2000多人，以后最多时近4000人。宁古塔将军移驻船厂后，于乾隆年间在乌拉街地方添设协领衙门，领1000多名八旗官兵，平时归打牲总管使用，与打牲丁一同采捕，外有战事时归吉林将军(乾隆二十二年宁古塔将军改称“吉林将军”)调用。两处合计有5000多名打牲丁，可见乌拉之地打牲队伍的庞大。
贰 占地打牲
200多年来，打牲衙门为清廷采捕的贡品种类繁多，但始终采贡的有4宗:东珠、鳇鱼、蜂蜜、松子。鳇鱼，是仅次于东珠的重要贡品。
鳇鱼，学名达氏鳇，为冷水鱼，主要产于黑龙江水域，体圆，长可达四五米，重可达几百公斤，乌苏里江、松花江下游均有分布，春夏时节溯松花江而上，可达今农安、德惠江段，是东北的珍贵鱼种。鳇鱼肉鲜味美，在历史上曾是东北少数民族进献给中原政权的贡品，更是女真人祭祖和食用的必备品。
因为鳇鱼与同纲目的鲟鱼形态相似、习性相近，区分起来比较麻烦，古人便将这两种鱼统称为“鲟鳇鱼”。乾隆帝东巡吉林时曾作诗咏之:“有目鳏而小，无鳞巨且修。鼻如矜翕戟，头似戴兜鍪。”
打牲衙门向清廷岁贡鳇鱼的数量和尺寸，最初无定额，“尽所得呈交”。后来，“鳇鱼贡”的数目和尺寸有了定额，未足额便要受罚，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打牲总管索柱就因为所贡鳇鱼太小而被革职。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为鳇鱼生长期长、成熟期晚，捕获的成鱼渐少，便只规定每年进鲟鳇鱼20尾，不拘尺寸了。
鳇鱼作为打牲衙门采捕的重要方物，身形大，不易捕获，因此，打牲衙门从康熙五年(1666年)起，在打牲八旗上三旗中增设捕鱼珠轩(即作业组)6个，专门负责采捕鳇鱼等。几年后在下五旗内也增设了捕鱼珠轩，并在八旗中各增设领催一名，专领捕鱼。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左右，打牲衙门正式形成了独立于采珠八旗之外的捕鱼八旗，负责全部鱼贡。
打牲衙门开署以后，松花江是其最重要的采捕贡江，主要是采珠和捕鱼。但是，捕贡江段最初主要在柳条边内，由打牲衙门所在江段往上至横道河子、长白山阴，即松花江的“上掌”。乾隆年间，捕贡江段才扩延到柳条边外，即松花江的“下江”，原因是当时松花江“上掌”边里地区人烟稠密，水浅鱼稀，欲捕获更多的贡鱼，特别是大型鳇鱼、鳟鱼等，就必须到下游去。于是，为了方便打牲丁到边外松花江更远的江面上捕鱼，以及就近休息，经吉林将军同意，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打牲衙门将打牲用地范围扩大到柳条边外，即今德惠市松花江段，前后经过两次扩延。当时，柳条边外的松花江两岸都是蒙古王公所属的荒原，今德惠市鳇鱼岛在出边不远的松花江上，打牲衙门虽然可以在这一江段捕贡，但江上岛屿和两岸土地并不归其所有。
打牲衙门在第一次向柳条边外扩延时，“由伯都讷地方巴彦鄂佛罗边门外自饮牛坑起，至松花江上掌牛山河”，包括今鳇鱼岛一带，顺江而下，止于沐石河入松花江口之下的饮牛坑处(今德惠市京哈铁路桥处)。道光元年(1821年)第二次扩延，“复由饮牛坑起，至下红石砬子、石子滩止”。红石砬子、石子滩处，即今饮马河入松花江口，农安、德惠分界处。两次扩延占据了顺江而下西岸绵延近百里的郭尔罗斯前旗土地。
今鳇鱼岛，历史上在松花江西岸，即“巴彦河地方”。所谓巴彦河，并不是松花江支流，而是松花江出边之后、过了望波山向西荡出的一条大江岔。这条江岔蜿蜒北行十余公里，又归入松花江，时称“巴彦河”或“巴延河”。由巴彦河围出的狭长滩地，即今天的鳇鱼岛，时称“巴彦通”。嘉庆初年，郭尔罗斯前旗放荒、设长春厅之后，这里暂无村落，地图标注为“巴彦河闲荒”，此状况一直持续到同治、光绪年间。由于水流无常，“巴彦通”上或由小河分割，或由巴彦河改道，使其最终形成了今天由5个大小岛子毗连的鳇鱼岛。当时这里“淀多水稳”，是捕捉鳇鱼、鳟鱼的好地方，打牲衙门便将其占用了。
这段占地打牲的史实，后来被记录在光绪年间解决蒙乌两署沿江地界问题、由打牲衙门所立的“贡江碑”上:“溯查本衙门设网捕鱼:每岁冬间，本总管奏明出边，督率官弁、兵丁等，采捕鲟鳇鳟鱼并五色杂鱼，挂冰运署，报明将军会衔，分二次呈进恭祭坛庙之要贡，委非内庭口味可比。嗣因边里人烟稠密，水浅鱼稀，前于乾隆二十六年，经本省将军奏明，由边外起，南至松花江上掌，北至下红石砬子、石子滩等处止，其间沿江均为捕贡、晾网之区。”
叁 捕鳇往事
在康乾一百多年间，打牲衙门捕打鳇鱼的方式一直是秋冬连捕，每年秋后出边在江上荡捕，冬月在江上凿冰网捕，主要捕打鳇鱼，兼及其他“各色肥鱼”。但是，鳇鱼生长期长、成熟期晚，而且秋冬时节江水下落，想要在这段时间在柳条边内外松花江段捕到成年鳇鱼越来越困难。于是，为了保证捕到足够尺寸的鳇鱼，又增加了夏捕，在嘉庆初年形成定例。夏捕专门捕打鳇鱼。由此，秋冬捕时间缩短，成为冬捕。
不论是秋冬连捕，还是夏冬分捕，捕到的鱼都要在入冬后分两次向北京“挂冰呈进”，分别称“头贡”“二贡”，因此蓄养捕到的鳇鱼等大鱼的鱼圈就必不可少了。
鱼圈在当时既称“圈”，又称“泡”，还有称“渚”的，由于主要是为了蓄养鳇鱼，便统称为“鳇鱼圈”。
鳇鱼圈多选用江边的水泡子或在江岔子里围栅而成，水面大小不一，水深最少也要在三四米之间，以保证入冬结冰后鳇鱼还能在水下生存。鱼圈还要有出水口和进水口，以保证水的流动，而且在伏天里水温不致太高，防止鳇鱼受熏蒸而死。鳇鱼圈并非打牲衙门专有，凡捕打鳇鱼必备鱼圈。因为鳇鱼太大，夏天捕到后如长途运输极易腐坏，只能先就近放入圈中喂养，等待冬天。鳇鱼圈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哪处合适就设在哪儿，几年不用便淤废了。
自从打牲衙门有了“鳇鱼贡”后，鱼圈便在边内设置，蓄养捕到的鳇鱼等，今舒兰市黄鱼圈遗址便位于当时的边内。乾隆年间，打牲衙门将其打牲用地延展到边外后，便在巴彦河西设鱼圈一处。道光年间，为完成每年20尾的“鳇鱼贡”，打牲衙门不得不到更远的“讷江江面”(今松原市松花江段)荡网，鱼圈也随之增设。至清末，边外打牲用地内的“鳇鱼圈”固定至4处。宣统三年(1911年)吉林全省旗务处的公文中记载了这4处鳇鱼圈的名称:巴延泡、平安泡、吉祥泡、如意泡。
这4处鳇鱼圈是顺江排列的，都在今德惠市沿江范围，其中2处就在今鳇鱼岛所在的松花江西岔、原巴彦河(今已改称松花江)上。
“巴延泡”，《打牲乌拉乡土志》中又称“巴延渚”，设立最早，因巴彦(延)河得名。光绪二年(1876年)绘制的《长春厅舆地全图》和宣统二年(1910年)绘制的《德惠县全图》上都有标注，分别称其为“鱼圈”和“上黄鱼圈”。两图所标的鳇鱼圈位置，与“贡江碑”记载的“由望波山迤下老江身分出一岔，名曰巴延河，河西原设鱼圈一处”完全一致。
“平安泡”，《打牲乌拉乡土志》中又称“长安渚”，应在今鳇鱼岛两侧江岔汇合处、今德惠市岔路口镇马家店村北老营处自然岛的西江上，也在原巴彦河上，当设于同治八年(1869年)前。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吉林全省旗务处委员毓升等人为查勘蒙界，曾到过这里，记下了这处鳇鱼圈，称今北老营“亦在大江之右，向经乌署命名‘老营通’，租与张仁之地。周围柳通间有熟地，现被水淹。偏北有圈鳇鱼泡一处”。
另外2处，“吉祥泡”属于今德惠市松花江镇;“如意泡”(又称“如意渚”)属于今德惠市菜园子镇。这两个镇至今仍有“黄鱼圈”的地名。
每当夏捕开始，特别是有鳇鱼入圈后，这4处鳇鱼圈便开始派人看守，“每泡派打牲丁四名，轮为两班看守……其头班着以四月初一日起至八月初一日止，二班以八月初一日起至十一月内停止”。
今农安县北靠松花江边，也有黄鱼圈村、黄鱼圈乡，应来源于江边的鳇鱼圈。但从吉林省档案馆收藏的《打牲乌拉旗务承办处捕贡江界全图》上看，此处已不属于打牲衙门贡江范围。从这处鳇鱼圈的传说和档案资料来看，也不属于打牲衙门。
沿松花江往西、往北直至黑龙江，还有一些鳇鱼圈，就更不属于打牲衙门了。从当时的档案看，打牲衙门出边捕鳇，最远未过三江口，多在“讷江江面”，捕到的鳇鱼拖回打牲用地内，养在就近的鱼圈中。松花江上其他的鳇鱼圈，包括今农安鳇鱼圈，都应属于同样有捕鳇任务、沿江驻扎的副都统和协领等衙门。而黑龙江上的捕鳇任务，则由黑龙江将军负责。他们大多不设专门的捕贡兵丁，而是雇用民人捕打，也会设圈蓄养，冬月进贡。
今天的鳇鱼岛，在历史上不仅有鳇鱼圈，还有2处鱼营，其中1处还是总营。
鱼营是以鳇鱼圈为中心，供捕鱼、养鱼及打牲丁休息、过夜和值班的地方，在当时的文书里常被称为“官房”。鱼营最初是季节性的，增加夏捕后，几近常年使用。从档案及文献资料看，最初只有“贡江碑”记载的“鱼圈一处、鱼营二所”，增加夏捕后，鱼圈增至4处，鱼营也应增至4所，总营设在今鳇鱼岛上的张家大院村，当时的文书中称之为“下江巴彦河鱼营”。张家大院村原名叫“黄鱼窝棚”，东西两面都有渡口连接旱路，从东江上岸后便可进入吉林北路驿道，不论是水路还是旱路，往来都较为方便。
在以捕鳇为主、每年2次的出边捕鱼中，打牲衙门的翼领(辅佐总管之官)都要带队，有的年份总管还要亲自出边，总营便是他们坐镇指挥之所。
肆 鳇鱼之贡
每当进入冬月，总营之地便格外忙碌，各鱼圈的出圈鳇鱼和冬捕所获的“各色肥鱼”，都要运到这里过数、称重、挂冰，然后分两次装车运往京城，完成“头贡”和“二贡”。《打牲乌拉乡土志》记载:“巴延渚……界内前建有捕鱼总营一所，派官值年看守，历年冬至以前，务将进贡鲟鳇及各色鱼尾俱运此营，挂冰妥协，总管由此发贡。”《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中记载，每到此季，“各色鱼尾由驲运送巴延，总管挂冰报明，吉林将军勘验”。
每次呈送北京的贡鱼中，最大的两尾鳇鱼，皇上要亲自过目，称为“御览鲟鳇鱼”，打牲总管必须在场。“御览鲟鳇鱼”由总管选定，挂好冰后要先送到吉林城，请吉林将军会衔验看，然后裹上芦席专车呈送。清代档案中有一份打牲总管台春在今鳇鱼岛总营恭送头贡“御览鲟鳇鱼”后给吉林将军衙门的报告，展示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的贡鱼情况:“本总管现将头次应进各色鱼尾捕齐，头次应进御览鲟鳇鱼二尾，于十一月十七日由营起运……续将二次鱼尾捕足，拟于十一月十九日由营起运。总管带领二次差员花翎骁骑校连喜，将二次应进御览鲟鳇鱼二尾，亲押运省，呈请将军勘验，会衔呈进……头次共重一万二千七百十斤，二次共重一万二千五百十斤。”
伍 地权纷争
乾隆年间，打牲衙门将打牲用地扩延到柳条边外时，松花江两岸的土地还没有出放，沿江更无民屯，所以打牲衙门就在江两岸(主要是西岸)圈出大片土地，设鱼圈、鱼营和晒网场，留养江套及岸边的树木，以便取用，毫无阻碍。当郭尔罗斯前旗的土地出放后，江西岸的土地便与长春厅东夹荒、农安乡之地相连，这些地方的流民“窥伺通场为沃土，觊觎条甸如利薮”，常有侵占混淆的情况，而蒙古王公因出放荒地尝到甜头，便有将沿江土地收回“招佃输租”之请。光绪十一年(1885年)，蒙乌之间在今鳇鱼岛所在的巴彦河一带首次发生争议，即“郭尔罗斯公报请本省将军，请将巴彦河附近通场撤回，招佃输租”。
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吉林将军派员会同郭前旗和打牲衙门双方人员勘察后，郭前旗要回了今鳇鱼岛南部、朝阳乡学安村所在两个岛上的大部分土地，只有于家套子部分归江东驿站“登伊勒哲库站经理，与北公输租”。巴彦河西岸南段、今朝阳乡政府所在地朝阳村以东之地，“拨给乌拉，永为捕贡之区”。边界划定后，打牲衙门在鳇鱼圈以东两署土地分界处立碑，镌明了这次分界的前因后果，这便是前文提到的“贡江碑”。
分界后，蒙古王公便将岛上和岸上的一些土地出放，今鳇鱼岛归入邻近的长春厅东夹荒二甲。长春厅升府、分设农安县几年后，东夹荒并入长春府怀惠乡，东夹荒二甲改为怀惠乡外九甲。
光绪末年，东北开发大潮兴起，长春府东面沿松花江一带垦民日增，不仅蒙古王公出租土地，打牲衙门也将自己占用的土地出租，更有机构设在江东、与江岛及西岸毫无关系的驿站、鸟枪营也过来占地出租，导致地权混乱。为此，蒙古王公再提异议，时任吉林巡抚陈昭常派长春知府孟宪彝等“与蒙员会同调查该处荒地情形，以便奏请开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孟宪彝会同“蒙员”查勘了包括今鳇鱼岛在内的沿江荒地。孟宪彝以松花江主江在东为据，认为包括“鳇鱼岛在内的沿江有争议的地方，“地亩既均在大江之西，以公理论之，更宜归之蒙公”。打牲衙门则强调，包括今鳇鱼岛北部岔路口镇马家店村在内的江上的一些滩岛，“皆系江身东滚西移”所造，属打牲丁“留养条枝”作樟杆、柴薪之用地，“实与鱼务大有攸关”，应属打牲衙门。
宣统元年(1909年)秋，吉林省派员会同各方勘查无误并磋商后，将沿江岛地一次划分清楚:今鳇鱼岛北三岛，即当时北老营、江心馆所在的岛(今属岔路口镇马家店村)，由蒙古王公与打牲衙门折半剖分;对不属于今鳇鱼岛的“如意通”地方(今属菜园子镇)也予以划分。当时在江心馆有农民张仁租种土地，在于家套子有于姓农民租种土地，这是至今在文献上能查到的鳇鱼岛上最早的开垦者。
此后，今鳇鱼岛及江边归属蒙古王公的土地被归入长春府怀惠乡外九甲，德惠县设立后由其管理。
民国时期，德惠县沿江蒙地地权继续保留，打牲衙门、驿站和旗营所占土地一律收归国有。1919年，吉林省荒务总局对这片土地予以丈放，总面积2932.62垧。
(作者孙彦平为吉林省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来源: 长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