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小说家有一种预言能力
陈思和:《持微火者》上半部写的这些作家我都知道，我觉得你选的角度很好，选的都是他们创作中很重要的节点作品。比如，写贾平凹你选的是《废都》，那是他创作中很重要的节点。
我记得，当年很多人骂《废都》，认为贾平凹是在炒作，是在故意煽动大家的好奇心。
当时我并没有看《废都》，因为我不喜欢看流行作品。过了两三年，我读到了《废都》的后记。正如你在文章里说的，贾平凹是中国作家中最会写后记的，我就是因为这篇后记对这部小说感兴趣的。贾平凹比我大两三岁，他写这个后记时是40岁。那么，过了两三年，我也正好40岁，贾平凹文章里写的所有苦恼我都感受到了，人生的苦恼，时代的苦恼。于是，我就去读小说。读了以后，我觉得他写得很好，把时代的痛苦写出来了。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真诚地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痛苦写出来。
张莉:那时候，他把自己的写作体系突然一下子打散了，这种打散对于作家来说太重要了。
陈思和:是的，打散。他把生命内在的那种绝望、痛苦通通讲了出来，那时候他是40岁。人到了40岁才恍然大悟，原来世界是这样的。从这部小说开始，贾平凹把自己内心的感受写出来了。
从这以后，这条线成为了他创作的主线。《废都》是贾平凹创作的节点，后来他写《秦腔》写《古炉》，慢慢地写下来，现在贾平凹是一流的作家。
张莉:关于《废都》的分析我是2009年写的。那时候我读这部小说，和我年轻时第一次读这部小说有很大不同，当时让人震惊的东西没有了震惊感。我在想，为什么没有了?因为，好的小说家有一种预言能力，他们所写的那些当时我们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会在未来变成现实。
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劳》中有个细节写到，一夜之间，河上漂满了猪。当时这个细节被很多读者和批评家认为是不真实的，哪里有这样的事?但几年之后，真的有了，某一天新闻上说河里漂满了猪，虚拟变成了现实。
说到底还是人性的问题
张莉:在《持微火者》里我也写到了王安忆，我特别想听您对王安忆的看法。
陈思和:在《持微火者》中你选了一个很好的方式，即不是那种理论性的评论，而是在跟作家进行精神交流。这很重要。文学评论说到底还是人性的问题，如果批评家自己的人性、情感丰富的话，解读作品就会解读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如果批评家自己的人性、感情不丰富，只是通过一些理论教条去批评，就很难把握住作品真正的精彩。
你分析了王安忆的《我爱比尔》，认为她的写作是“在变化当中坚持了不变”，特别对。这个作品是她写得非常好的作品，但没有得到评论界足够的关注。
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这个作品我也很喜欢，它也反映出了王安忆的“变化”。以前的王安忆基本随大流，比如某个思潮出现了，她就会写一个有关的作品。到了《叔叔的故事》，她突然选择了自己的位置。王安忆写了那么多小说，我认为《叔叔的故事》是她的代表作。
对时代的感受力和穿透力不足
张莉:这几年，我也在追踪70后和80后这些年轻作家，您如何看待年轻一代作家?
陈思和:现在，大家都在说小说边缘化，边缘化其实就是文学已经不能成为生活的中心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70后作家是在两座山峰之间的一代，前面50后作家太大了，后面80后作家也起来了。
50后作家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政治阅历、社会阅历。上世纪90年代，他们有过一次转型，一大批作家转型到民间。因为有民间这个广阔的空间，一批作家获得重生，如莫言、王安忆、贾平凹、张炜、余华等。
80后作家则是被资本支撑起来的，现在他们基本上都是工作室再加上网络和新媒体的操作模式。
居于其间的70后作家则没有这些条件。他们的年龄让他们没有民间社会的经验，他们停留在都市的边缘，不少人写的是有气无力的小资生活。
一个作家也好，一个批评家也好，不能抱怨读者为什么不看我的作品，而要问自己有没有吸引人的东西。现在，有些作家不敢直面社会，不敢碰触矛盾，不敢把自己掏心掏肺，他们始终在写一个稳定的或是平庸的生活状态，这是文学家的大忌。
张莉:还有一个原因，70后作家的文学处境可能跟读者历来的文学趣味有很大关系。中国人喜欢看关于大事件的作品，而70后作家的写作趣味和这个阅读趣味不相符。他们所书写的平稳生活，和大家理解的好作品、史诗作品不一样。另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时代变化太迅猛，以至当时还年轻的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但是，无论怎么强调外在的因素，内在的因素，比如青年一代作家对时代的感受力和穿透力不足也是事实。这和思考能力有关，也跟写作眼界有关。
这一代作家的创作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他们眼里，写作是个人行为，而不是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他们是纯文学观念培养的一代人，这是不是他们的问题?真是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
陈思和:作家的写作要能够对今天的生活产生一种冲击力。今天这个时代问题那么多，为什么有的作家能看到，有的作家看不到?这还是作家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