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负责提供简单的幸福，作家应该提供的是具有复杂深度的甜。
李金哲:在中国现代性和都市生活快速发展的今天，人的精神也发生着变迁。文学是反映时代最好的方式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女性作家，您是否更为关注女性精神世界的变化?
乔叶:女性人物在我的小说中出现得确实比较多，因为同为女人，写起来可能比较容易抵达。所以关注女性精神世界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写作如果仅限于个人经验或者和自己很贴近的某类人的经验，那正如张爱玲同志说过的那样:“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骂那种对于自己过份感到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恰当: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
再怎么说，肚脐眼还是小，看够了就得把目光投向其他地方。所以除了女性角度，我尽力让自己的关注不仅限于女性，当然也不仅限于男性，总之不被性别所困扰，只关注于男性女性通用的那个词:人性。
李金哲:就您的作品而言，您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下都市女性的不安和焦虑:比如《失语症》里不断想要离婚却始终开不了口的尤优;《最慢的是活着》中因奶奶去世而失去安全的“我”，以及《拆楼记》中想要在拆迁中多得利益而倍感焦虑的姐姐。为什么您更想书写这些罪和这些焦虑的话题，而不是让人感到幸福的作品?
乔叶:赫尔曼·布洛赫曾说，小说家只需要遵循小说的道德。我觉得这是一条金律。在创作中，我要的不是常规审美中的“幸福”，我要的是文学意义的丰富。我觉得这就是文学或者说是小说的伦理。你读《红楼梦》时幸福吗?读《罪与罚》时幸福吗?读《包法利夫人》时幸福吗?读鲁迅、萧红时幸福吗?很多文学作品不是精神“甜品”，不负责提供简单的幸福。当然，其中也有甜，但这甜一定是具有复杂深度的甜。比如，你读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要是以一般的社会道德来追问:托尔斯泰写这个东西是什么立场?他到底要歌颂什么赞美什么?他不能就写安娜的幸福生活吗?这个就没法说了。但是你看他把安娜写的，让大家那么喜爱，对她充满了同情，一个正常情商和智商的人都能理解她，理解她的痛苦和她的选择。以至于多少年之后的读者读到她，依然会为她流下泪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作家应该提供的是具有复杂深度的甜，是高质量的阅读和思考，也即高质量的幸福。
评论家张莉曾说:“作家就是要向人性的更深处探寻，以带领我们更深入理解和认知这个世界。一位大作家，面对人性的深渊首先应该是不回避……他们写的是人性，写的是人性的善与恶的交集处和混沌处，他们写的是我们凡人所不能抵达之地。我以为，伟大作家首先要有个强大的、有承受力的心脏，他必得是‘临渊的勇者’。”我很喜欢这段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李金哲:您在作品中以温和或者激烈的方式写了那么多都市人的精神问题，他们不安、困惑、隐忍、焦虑，某种程度上是否也是您焦虑的一种纾解方式?
乔叶:我的作品里有很多以“我”为叙述角度，当然要有很多自我的东西。但请不要把作品里的“我”和作品背后的我画上对应线。每个人都有多种面目和身份，我也一样。就写作伦理而言，我作品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我，不过，也都是我。他们都是一部分的我，也是我的一部分。他们的一切情绪，我都得经历和体验，包括焦虑。写作能让这一切得到有效的纾解，“轻微的毒”也常常因此得解。
李金哲:在您书写这些不满于生活的作品背后，我似乎看到了您对更公平合理更幸福生活的渴求，在您内心，什么能够让您获得安全感?之于您的理想生活是怎样的?
乔叶:“不满于生活的作品背后”——有多少人是因为满于生活而写作呢?我也一直以为，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安全感。安全感都是相对的，比如今天，到医院体检，医生告知我一切都好，那我就获得了安全感。回到家里，孩子也刚好放学回来，看到他，我的安全感几乎爆棚。至于理想生活的指标，真是一言难尽，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