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写上海的小说，给上海人看，不管是新上海人，还是老上海人，都能让他们觉得这就是当下的上海。
李伟长:你的很多小说都有日常生活作为叙述底子，比如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美丽的日子》，你是如何理解文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的?直接问，你认为什么是日常生活?新世纪以来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特征?将日常生活铺进小说创作里，你是如何处理的?
滕肖澜:经常看到一些评论文章，说我“擅长日常生活、家长里短的叙述”。初时挺想不通，似乎是指我写得婆妈、琐碎，对于一个还不算太老的女作家来说，听着有些别扭。于是便把我的小说列开，扳手指头数，发现完全写家长里短的小说，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我自认为我的小说还是涉及面挺广的，比如《倾国倾城》，写的是银行里勾心斗角的两条美人计，《规则人生》是官商斗法，《握紧你的手》写拆迁，《快乐王子》写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成人童话，《又见雷雨》《姹紫嫣红开遍》是讲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等等。——那为什么我的小说会给人那种印象呢?我渐渐也就想明白了，这可能还是与我的写作习惯有关，不管多么棱角分明的题材，我叙述起来依然是从日常的细节入手，写人物，写背景，徐徐道来。这谈不上好与坏，只是作者的个人风格。这种写法最趁手，也最能进入状态。每位作者的情况不同，即便写相同题材，各自也会挑选不同的切入点。
新世纪以来的日常生活，这讲起来似乎有些复杂，但如果非要说个最明显的特征，关键词也许是“新移民”。特别是一些大城市。新移民给城市带来截然不同的变化，体现在各个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把城市更加同质化了，让彼此间的差异看似愈来愈小。写上海与写广州，如果是写一篇市民生活的通讯稿，也许可以相互拷贝。但写小说，是要抓住城市内里的精神与文化，写出人与人之间那些微妙的情感。面对同一件事情，上海人与广州人的反应肯定是不同的，有着各自的惯性思维和特定态度。看似抽象，却又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这些东西比较难写，但写出来，会很有意思。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写上海的小说，给上海人看，不管是新上海人，还是老上海人，都能让他们觉得，这就是当下的上海，不管是笑，还是哭，都是发自内心的，符合这个时代，也符合这座城市。将日常生活铺进小说创作，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方式是写人物，每个人物(包括主要人物和过场人物)都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背后都有故事，除了小说主线情节，还要花心思写好每个人的故事。那自然而然的，笔锋就变得具体了，生活就出来了，小说的质地也会绵密细致许多。
李伟长:的确如你所说，城市普通人物这个人群，不仅与底层概念的所指不同，也与所谓小人物的叙事不同。在我们的文学史传统中，苦难叙事是一种具有史诗性的也更富诗性的创作品质，但在所谓底层小说中却被降格为生存苦难、身体困境。中间状态的人群却常常被忽略，就像你小说中的人物，其实就是普通人，谈不上很有钱，也不至于一贫如洗。不是什么大贵之人，也并非什么都不是。有些斤两，有工作，有心计，也有向往。这是城市中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而文学往往会被注释为写少数人的状态，关于大多数人与少数人，生存苦难与精神苦难，你是如何思考的?
滕肖澜:文学写“少数人”的状态。我理解这个“少数人”，并非是数学概念上的“少数”，而更偏向于一种特指的“典型性”。而这个“典型性”，也与作者各自不同的取材与理解有关。或者说是喜好。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刻画那些最有代表性的当下的城市百姓。什么是代表性?不是最有钱有势的金字塔顶，也不是最穷最苦的底层，就是当中那些，占着城市绝大多数人口比例的百姓们，看着最普通，最没有“代表性”的那种“代表性”。写一篇关于城市生活的小说，可以不写他们，写两篇，也可以不写，但如果写十篇，还不写他们，那就有些奇怪了。因为他们没有特色，不起眼，不具备“可写性”，所以就忽略他们，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前阵子上海作协举办“两岸小说工作坊”，其中有个主题“都市的诗意”，我就提到自己的两部小说，《姹紫嫣红开遍》与《又见雷雨》，前者是与京剧有关，后者是写话剧。这两部小说从外界的评论来看，应该是最接近“诗意”这个词的。作者其实或多或少都明白，哪些人物相对好写，容易出彩，容易写出所谓的“诗意”。比如写跟戏曲有关的、或者是书法，还有中医，等等。就容易写得影影绰绰，有味道，有文化气息。可是，我们写“都市的诗意”，难道只能这样写吗?如果是写普通的百姓，每天上班下班，两点一线，过着那种单调的格式化的生活，枯燥干巴，生活中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优点甚至是缺点。那是否他们的生活就谈不上“都市的诗意”?如果有，那这种“诗意”该怎么呈现?我觉得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在我们这座城市，绝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记得曾经有人问我，什么最难写?我说，托尔斯泰那句经典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我看来，最难的应该就是写幸福。因为相似，所以更难拿捏，因为有普遍性，所以反而无从下笔。如果有人能写幸福的一家，让人看得回肠荡气，又完全信服，这还真不是一般的功力。应该说，苦难比幸福好写，少数人比多数人好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