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和叛徒
舒晋瑜:作品中两个抗日英雄宋源、千张子，塑造得非常成功，让人过目不忘。尤其对于叛徒千张子的刻画，完全颠覆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对于叛徒的描写。
赵本夫:以前《红岩》里的蒲志高，还有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叛徒有脸谱化的问题。成为叛徒有的是信仰问题，有的因为人格问题。我却从正面描写了一个叛徒。我写这个人只是因为疼痛才叛变。很多叛徒叛变，其实就是因为受不了那种可怕的疼痛，跟信仰没关系，跟人格也没关系。这是一个突破，是对真实的一种还原。
我有个五舅妈过去是妇救会长，被日本鬼子捉住后受尽酷刑，但宁死不降，后来侥幸逃生。我多次采访过她。我看到有人做过一项调查，发现相对男性，女性更少叛变。那么，除了信仰的精神因素，最终是什么导致一个人的叛变?千张子的理由也许有人不相信不认同，但我希望，能够真实地还原他内心的想法。
舒晋瑜:书中几个女性形象耐人寻味，县长檀黛云、七女、武玉蝉，还有汪鱼儿，如何理解她们的不同形象?七女是天漏村的妓女，却让人感觉非常神圣;而汪鱼儿虽然是现代人，但因从小被强暴，最后自杀身亡。是否有意将她与七女形成一个对比?
赵本夫:很多文学作品对于妓女的描写，都并不是丑陋肮脏的形象，比如《羊脂球》《复活》。有一些文学作品中的妓女形象，甚至出身富贵。七女的出现，其实是带着一种母性的光辉，甚至充当了教母的角色。在古老的天漏村，村民对妓女的看法也并没有受世俗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蝙蝠》，就写过宋源和妓女这两个人物，但总觉得写得不充分，总想找机会再写一写。这次，我写的是一种古风。七女在村子里的地位很神圣。对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我认真思考过，不希望她被脸谱化。我希望自己的文学作品能够赋予人物某些理想主义的光芒。
而汪鱼儿受过很大伤害，渴望理解，渴望被爱，但是得不到。我文末把她神圣化了，结局类似羽化登仙。我的作品看起来很现实主义，其实充满很强的理想主义思彩，包括妓女、叛徒等等各种小人物，很多都有其向善向美的一面。
舒晋瑜:《天漏邑》写了十年?
赵本夫:可以说是对一些问题十年连续不间断的思考，包括对人生、人性、自然、文明的演进等等的思考，对罪与非罪、惩罚与宽恕、忠诚与背叛、灵魂与肉体的思考。
我一直追求一种写作状态:不刻意雕琢，而是兴之所至，随着作品漫游行走。这次写作的过程中，很多次我自己都已经不当家了，完全是故事随着人物走。最后写出的是什么，我反而有些说不清楚了。小说里有很多灵动的细节，包括人物设计和故事走向，很多时候都是人随笔走。但这种创作的即兴发挥是有前提的，要有深厚的积累，所谓厚积薄发。如果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是一脸苍白地坐在书桌前冥思苦想，绝不可能妙笔生花。
著名评论家何振邦曾经写过一篇《地母》三部曲的长篇评论，他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认为我们这一代代作家都很清楚，但只有赵本夫依然混沌。我把这句话视作对我很高的褒奖。我一直追求的，就是我们东方文化的朦胧意境，追求意义内涵的这种丰富性，要是什么事情都能三言两语说清楚就没意思了。作家为此要积累很多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思想、精神、情怀的积累。
宗教感和理想主义
舒晋瑜:您是如何做这种准备或者积累的?
赵本夫:早期我接触文学的唯一途径，就是阅读。我所在的徐州丰县一中，有县里最好的图书馆，藏书非常多。我当时在“文革”通讯报道组(相当于现在的县委宣传部)，办公室隔壁就是图书馆。墙上凿了一个洞，用来放电话机。我那时候很瘦，经常从那个电话洞里爬到一墙之隔的图书馆里去偷书看。我在里面挑书，复旦大学毕业的一个同事在外面负责接应。那时候这要冒很大的风险。有一次我正将一捆书往外传，被巡逻的军代表抓到了。他喊了一声，吓我们一跳。没想到他接着又来了一句:能不能给我几本?我们就笑了，赶紧让他挑了几本。
我在搞文学创作之前，《中国通史》读了三遍，《外国通史》读了两遍。读完历史，就觉得自己活了几千年了;又接触了大量的文学经典。阅读了大量的国外经典后，就自然而然对当时人发表的一些作品有了自己的判断和不满，发现很多作品都不是真正的文学。后来我因“站错队”下农村工作队六年，这使我真正接触到农村的生活，我也由此积累了很多人生、人性的感悟。
舒晋瑜:您在文坛一直给人以沉稳、从容的感觉。为什么您能如此沉得住气?
赵本夫:一是我对自己要求高，不满意不出手。二是和写作目的有关。写作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最高要求写，传世不传世、别人怎么评价我不在乎。就像《红楼梦》再好也有人不喜欢。你做人即便是想讨好每个人，但也一定还是有人不喜欢。不能生活在别人的目光里，要守住基本的东西，文学作品也是这样。我按自己的心愿写，对得起读者就好。文章是不能瞒人的，不能欺世，不能玩花样，要有诚意。现在会看的人太多了，千万不要小看你的读者。
舒晋瑜:有什么写作理念是一直追求的吗?
赵本夫:一是好的作品要有一种宗教感。这里的宗教，不是基督教或是佛教，是一种执着，让人崇拜的精神，这是中国人的精神。为什么中华民族五千年不倒，我认为就是源于一种执着的精神。从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无论经历多少苦难，我们的民族都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对每个人都有启发。二是理想主义。我当然知道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就像我知道不会“天下无贼”一样，但我仍然会呼唤，呼唤善意，呼唤完美，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产生对理想对前程的一种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