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
傅小平
“‘寻找’曾经是我的主题，但是当我完成了小说的时候，主题已经变化了。”
傅小平:如果说你的小说写作有个一以贯之的主题，那就是“寻找”。你的很多短篇小说，比如《寻找卫华姐》等，可以说就是对“寻找”这个主题的直接演绎，“寻找”也是你长篇小说里一般会用到的结构要素。虽然如此，读到《我的名字叫王村》还是会止不住感叹，你居然以“寻找”为主题，写出了大篇幅的长篇小说，何以如此痴迷于“寻找”的主题，何以有这样一次特别的写作?
范小青:正如你所说，“寻找”是我写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我也写过很多关于“寻找”的小说，但是这部长篇，我自己觉得，“寻找”只是它的载体，是它的外壳，而不是它的灵魂。
以我的感觉，《我的名字叫王村》这部小说，可能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主题，也可能有数个主题、许多主题。至少，“寻找”不是它的唯一的主题。或者说，我在酝酿写作和开始写作的时候，“寻找”曾经是我的主题，但是当我完成了小说的时候，主题已经变化了，或者是拓展了，或者是异化了，或者是错位了，总之，“寻找”已经退到次要的位置了。它的灵魂是什么，我说不清楚，我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我只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种想扑向大地、想飞跃天空的感觉。
《香火》的责任编辑黄孝阳说过一句话:“《香火》是解开人与土地，人与生死，人与时间的第一颗纽扣，用的是只属于范小青的方式。”关于《我的名字叫王村》，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这也是其中的一颗纽扣。
傅小平:只要对你的作品有一个全景的了解，就会发现你对身份问题的追问，是由来已久的。这部长篇，其实也涉及到寻找身份的问题。不同之处在于，体现在这部长篇里，似乎可以做更为丰富多义的理解。比如小说里的弟弟，你不妨理解为另一个“我”，那么丢失弟弟，然后又试图找回弟弟的过程，你不妨理解为寻找自我的历程;又比如，弟弟也可以做灵魂解，那么从一个更形而上的角度看，小说可以说是一个现代人有意无意地失去灵魂，又苦苦追索灵魂的心路历程。
范小青:“弟弟”是不是另一个“我”，“弟弟”是不是“我”的灵魂，这个问题，在写作中其实并没有考虑得很清楚，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就是跟着“我”的内心在走。“我”的内心是什么，是哀怨和不舍，是撕裂和疼痛，是迷惑和追索，这些感情和感受，不仅是对“弟弟”的，更是对生活、对人生、对世界的。
我在小说中反复使用“我就是我弟弟”，“我不是我弟弟”，“我就是我”，“我不是我”之类的绕口令似的迷径，应该是通过这种设置，体现现代人迷失自己、想寻找自己又无从找起，甚至根本不能确定自己的荒诞性。
傅小平:事实上，所有的寻找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生活或事物的不确定性。相应地，你的小说充满了对不确定性的探求，甚或是在情节步步向前的过程中，所有的确定，都是为不确定所做的铺垫，而结局仍然是不确定的。《我的名字叫王村》的结尾，实际上也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弟弟自称“王村”，按《收获》杂志编辑的解释是，以乡土自我命名的方式，似乎是作者试图给出的“我是谁”的答案，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悲观的自我确认的策略。你做何理解?
范小青:不确定性贯穿一个短篇小说，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我也写过不少这样的短篇作品，比如《生于黄昏或清晨》，比如《哪年夏天在海边》，但是一部长篇小说从头到尾弥漫充斥贯穿了不确定，这应该是一个尝试。既是艺术创作上的尝试，更是作者内心对历史对时代对于等等一切的疑问和探索。正如你所说，所有的确定，都是为不确定所做的铺垫，确定是暂时的、个别的，不确定是永恒的、普遍的。比如小说中“我是谁”，“弟弟是谁”，“我到底有没有弟弟”，都是没有答案、也就是没有确定性的。
傅小平:大约和你不确定性的探求有关，在你的小说里，手机、网络等新媒体，是非常重要的载体。你对新媒体有着如此深入的了解，且能如此娴熟地把新媒体结构进小说，是让人感到讶异的。尤其是在你的《我们都在服务区》《短信飞吧》等等短篇小说里，仅只是体现在对信息的误解和澄清上，就展开了很多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在这部长篇里，“我”与“未婚妻”赖月之间的纠缠，有很大部分是在手机信息里展开的。然而不同于眼下作家对技术主义的简单的批判，你无疑赋予了更为丰富复杂的人文性的理解。何以如此?
范小青:技术主义是我们永远的爱和永远的痛，物质发展，科技进步，让我们倍感舒适又倍受煎熬，如果我们简单地批判技术主义，我们可以拒绝它，但事实上很少有人真正能够真正地完全彻底地拒绝它;如果我们单纯地享受技术主义，我们又为何会这般的焦虑和烦躁不安?我所理解的关于人文性的理解，可能就是更多地理解人的多层次，多方面，多需要，多变化，多……，等等等等。
在小说中，“我”和赖月的三次交流，都是使用短信而非见面，这肯定是有意安排的。技术主义是方便的，又是冷漠的，它冰冻了人与人之间的温度，隔断了人与人之间的对视，但是只要人心在，必定还是有阻隔不了的东西，“我”和赖月在冷漠的短信交往中，传递出的不是冷漠，而是关心——银行卡，发现“江城”和“仁城”的差错，等等，这些都是赖月干的——如果读者没能出来，那是我的失败。
傅小平:对照阅读你的作品后，我也多了一层不确定。这个不确定在于，当《我们的会场》《我们的朋友胡三桥》《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等等小说中的复数指称“我们”，转变为《我的名字叫王村》的单数指称“我”时，这种变化，是否只是偶然，还是包含了深层的意味?
范小青:在现代社会，群体的困境和个体的困境其实是没有多大区别的。现代人是符号，符号就是代表性，所以，在使用“我们”或“我”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那么多，或者换个说法，在你的问题到达之间，是偶然的，但是现在你的问题来了，你的发现，促使和帮助我认真思考了一下，也回头审视了一下自己这些年的一些作品，我才发现，好像多少有些差异的，凡使用“我们”的，更多的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比如《我们都在服务区》，写人被手机束缚，这是现代社会几乎每个人都有的体验;而使用“我”的，大都是在普遍意义的基础上，更直指人心(我心)，比如像《我在哪里丢失了你》，是通过丢掉名片，写现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最后在“我”自己的内心引发警醒，到了《我的名字叫王村》里的“我”，个别性就更显著。
所以，看似偶然，但是在偶然是也许存在着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