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著名评论家王干与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王蒙，在秦皇岛北戴河创作之家进行了一场有关文学的对谈。这是自1988年冬天，在北京朝内北小街46号王蒙家中进行的十次对谈后，两人最新的一次对话。转眼间二十八年了，谈及46号院中的故事，王蒙感慨，世界太小了。而言及网络、电视等媒介对文学的冲击，以王蒙的观点来看，虽然文学的受众不及其他，但它的高度、影响、纯度、思维的强度，它对人精神能力的推动程度超过一切。同时他又担忧浅思维的阅读、浏览代替了对文学的欣赏，依然呼吁大家读纸质书。
王蒙，1934年生于北京，1953年开始文学创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等，中短篇小说《小豆儿》《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近两年又陆续推出小说集《奇葩奇葩处处哀》、中篇小说《女神》、学术著作《得民心得天下:王蒙说<孟子>》，在八十多岁高龄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与很高的文学水准。曾获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与澳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约旦作家协会名誉会员等荣衔。周培骏 制图
1 根本不用把走向世界当一个口号，只要把作品写好了，它走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千万不要生硬地为走向世界而费心。
王干:二十八年前，我们俩在北京你家里进行了十次对谈，本来叫《文学十日谈》，后来结集出版了，就叫《王蒙王干对话录》。这本书本来是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我们俩才对话的，但他们迟迟不出，后来漓江出版社出了。我们对话的时候，是1988年，到出版的时候是1992年。
王蒙:出版是1992年了吗?
王干:我查了一下，是1992年。当时我二十八岁，您五十多岁，比我现在还小，时间过得很快。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们对话的时候是在朝内南小街46号。
王蒙:北小街46号。
王干:现在北小街46号的屋子没有了。
王蒙:修路给拆了。
王干:北小街46号您住过，好像夏衍先生也住过，之前还有黎锦熙。
王蒙:黎锦熙，那个语言学家，就是现在台湾用的那个注音符号，是他发明创造的，ㄅ、ㄆ、ㄇ、ㄈ、ㄉ、ㄊ、ㄋ、ㄌ!而且他还教过毛主席，他年纪不一定有毛主席大，但是他教过毛主席课，应该是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是个学问家，解放后在中国大陆，申请入党，跟时代靠拢很紧。他有个女儿跟崔老师(崔瑞芳，王蒙夫人，已去世，王干注)是同班同学，他女儿身体非常好，但四五十岁患癌症去世了，所以我对黎家有很深印象。还有原来北京市委文艺处干事，后来编戏曲杂志的钟红，美女型，血统是黄兴谱系的。她是黎锦熙的继女，是她母亲第二次结婚嫁给黎锦熙的，前边什么情况，咱就不了解了。她在北小街46号也住过，就是钟红女士，钟红是那个常常也用笔名扎西多的……经常在《读书》发表文章。
王干:扎西多我知道，写小说的。
王蒙:不，不是她，扎西多是钟红前夫后来结婚后生的孩子。她管钟红叫阿姨，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王干:听明白了，有点复杂。
王蒙:因为钟红原来的先生是叫查汝强，我认识，他是北京市委的，当过学(校)支(部工作)科的科长，刚一解放的时候，那时候科长比现在局长都厉害得多，我就不多说了。后来他是社会科学学部还是哲学研究所的负责人，也是很早就因为脑溢血去世了。后来钟红和查汝强先生分手。这个查先生后来结婚，有了扎西多。
王干:查建英。
王蒙:就是查建英，所以这个世界太小了，是吧。呵，那个小院现在已经拆得干干净净，我就觉得很有趣，这里头各种人物都有关系。张承志说过，他喜欢旧房子，旧房子才有故事。
王干:我想，是2002年吧，当初小院拆的时候，我在人文社工作，经常路过那儿，非常感慨，曾经想写文章呼吁不要拆，我想，北京是一个古都，文化古城，这么有故事的一个小院居然就这么拆了，要是放在其他城市……
王蒙:要是都保护这种小院，北京就太多了。
王干:我们在那个小院对谈了十次，当时我们每次谈的时候都是谈一个题目。当时约定是这样的，第一次我主讲，下一次您主讲，我们这样像轮流对谈。再有一个，当时印象特别深，您工作特别忙，我记得外事活动也特别多，有两次，一次是陪阿曼总统，阿曼吧好像是。
王蒙:这个记不清，没陪过阿曼元首，陪过希腊总统。
王干:我记不清了，您还说他送您红枣，我还吃了外国友人的红枣。还有一次是陪日本首相竹下登，您忙里偷闲打电话给我，我当时在《文艺报》借调工作，住在地下室招待所，叫43旅馆，因为是43路的终点站。那招待所现在还在。您还找到招待所电话，有空就打电话，说，“王干，明天下午咱们再谈一次怎么样?”当时我很幸运，能够跟王蒙老师对话，学到很多东西，二十八年来对我的人生、写作、工作都很有帮助。
王蒙:这个事还是很早，我还没有到文化部去上班之前，就有福建这一带出版社约的。他们组织了一批人对谈。
王干:还有三刘:刘再复、刘心武、刘湛秋。
王蒙:对，刘再复、刘心武、刘湛秋。还有谁?反正说出一本对话，我答应了他们，但文化部当时非常忙碌。还有我觉得有趣的是，我并没有很多机会和你接触，是有一次胡乔木向我介绍你，他在《读书》杂志上看到你一篇谈莫言的作品，对其作品有所批评，但也有很大的肯定，他觉得写得有些道理，跟我提到这个事，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们的谈话毕竟是谈话，可以随意一点。比如说有一些是从事写作的人很犯忌讳的一件事，就是谈论和自己同时期的写作者。因为写作人很要命，文章是自己的好。如果你谈到的那些写作人被表扬不够，歌颂不够，致敬不够啊，他恨你一辈子。所以就我们谈的相对比较随意，比较敞开，后来也有负面影响，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有人对你谈的某一点很愤怒，这也没有关系，不是每个人都经得住别人提点儿什么异议。我们的评价也可能不对，很可能。二十八年时间过去了，现在回想，比如说，陈忠实先生去世，全国反应非常强烈，我们那个时候呢，没谈到《白鹿原》吧?
王干:书还没写出来呢。
王蒙:还没有出来。那时候陈忠实的情况是什么呢?他很早已经被《人民文学》注意到了，等到“四人帮”倒台，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形势后呢，陈忠实也曾经有某些困扰，有很长一段时期他在写作上也很艰难。所以那时候我们不可能谈论《白鹿原》。
王干:1988年陈忠实刚开始写《白鹿原》，才刚开始写，所以他的《白鹿原》我们自然无法提及。
王蒙:不不不，他是毛主席去世以前，他在《人民文学》已经发表过文章了。
王干:我是说《白鹿原》的写作。
王蒙:白鹿原是1988年写的。
王干:就是说当时他在全国还不是特别知名，用一个不适当的比方，陈忠实当时还属于一线半作家，没有特别重要的作品，还不是真正一线作家。但是呢，确实是《白鹿原》以后他便成了全国的重要作家。
王蒙:我现在回想起来，贾平凹也谈得太少，甚至没有谈到，当时他没有像后来一个长篇又一个长篇。
王干:他写一个长篇叫《浮躁》，前面还写了一个长篇叫《商州纪事》。
王蒙:贾平凹他一开头就受到注意，是他得奖的《满月儿》，那是写的短篇，是清新型，孙犁风格，甚至还可以联想到刘绍棠、浩然某些这一类写农村新事物、新现象的那种短篇。
王干:清新之作。
王蒙:但是我也感觉到，二十八年事物有了许多变化。但似乎这二十八年也还有些没什么变化，具备相对恒久的有意义的东西。比如说我们里边谈到走向世界，而且咱们用的一个在当时很各色的题目，《何必走向世界》。其实不是说不走向世界，而是我们根本不用把它当一个口号，你把作品写好了，它走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千万不要生硬地为走向世界而费心。费心写不出好东西，甚至变成对外部世界的迎合，或者是装腔作势，不见得有好的效果，像这些问题现在仍存在。有一些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因角度而产生的不同的看法，产生的一些歧义，这些问题、歧义也还存在。二十八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但是好像这二十八年当中，中国在文化生活、文学创作上，它也有一些大家经常关注的并没有特别的改变。那时候好像路遥也没提到吧?路遥《人生》出来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