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玫是较早以女性意识写作的作家，但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在她的阅读生涯中，有两位女性作家曾给予她精神之光，一位是作家、导演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位是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赵玫看来，她们都写小说，又都把小说写得惊天动地，但伍尔芙更具知识分子的质地，这种独立、自主、追求知识的形象对赵玫来说更具有可效仿的典范意义。她关注女性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认为女性的自立仍应是全社会的不懈追求。
赵玫，满族人，生于天津，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朗园》《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秋天死于冬季》《漫随流水》《林花谢了春红》等长篇小说，《岁月如歌》《我的灵魂不起舞》《寻找伊索尔德》等中短篇小说集，《从这里到永恒》、《欲望旅程》《左岸 左岸》《一个女人的精神生活》《博物馆书》等散文随笔集，另有《赵玫文集》《赵玫作品集》，以及《阮玲玉》等电视剧本，计900余万字。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1994年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长篇小说《漫随流水》获国家“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其中“唐宫女性三部曲”《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推出二十多年来得到读者持续关注，近日由百花文艺出版社进行了编辑再版。
1 在传统观念中，爱情无疑是恒久的。但现在的世界，我慢慢发现，爱情在人们的生活中已没有那么魂牵梦绕了。没有了很深的爱，自然也就没有了很深的痛。
李金哲: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您的《巫和某某先生》短篇小说集，您还记得您的第一部短篇作品吗?这些作品对您未来的创作奠定了怎样的基调?
赵玫:2012年7月，我远赴美国小石城，参加第12届世界短篇小说大会。记得，来自世界各地的短篇小说作家、评论家汇聚一堂。在克林顿图书馆，大屏幕开启、克林顿出现。他满怀欣喜地向来自各国的嘉宾致敬……去年夏天，我又有幸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承办的第14届世界短篇小说大会。我再一次目睹与会者超越性别、年龄，超越国度、种族，超越信仰、文化，只为一个纯粹的文学，只为文学中一个单纯的体裁，从世界各地来到上海这座城市。他们运用不同的语言，投入非凡的热情进行切磋、交流。这种感人的景况，可以带给许多执着于短篇小说创作和评论的朋友们不小的信心。
为迎接那次大会，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了我的短篇小说集《巫和某某先生》。里边的作品之于我，仿佛已是明日黄花。我经过翻箱倒柜，寻寻觅觅，才在一些莫名的角落，找到了那些快被忘掉的篇什。读起来，甚至仿佛已不是自己的文字了。比如《巫和某某先生》，是一篇纠缠着“巫术”意味的小说，与我今天对人对事的想法，已多有隔离。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叫《无调性短歌》。后来我觉得，可能短篇并不太适合于我，或者并不太适合于前些年的我。
上世纪八十年代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你会觉得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寄寓都会有。所以我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是一种特别疯狂，又那么闷闷热爱着文学的感觉。后期我几乎就不写短篇了，中篇还会再写。当我重新回看这本小说集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曾经是那样一个人。但是那样一个人，对我的人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一定要走过这样一条道路，然后才有未来的感觉，才会不断变化，不断变化。这一切其实都是从短篇小说引起的。
对自己那些遥远的短篇小说，已不太记得，似乎与我无关。它们的“逃离”就像缕缕飞散的花。它们常常在一些幽暗处，或书柜角落，或纸箱深处，默默地一呆十几年，二十几年。我以为那些久远的文字，已离我而远去。记得寻寻觅觅中，发现它们的时候，心里升起一种伤感。甚至有一种风烛残年、物是人非的感慨。
所以特别感谢出版社，让我的《巫和某某先生》《无调性短歌》《野草莓》《谁让梦想变得低沉》《无以告别》等短篇故事终于重见天日。这些我早期的作品，透露出青涩的迷惘。而那时，幸遇行云流水的年代，我们年轻，有着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多年过去，读自己当年的那些小说，有些陌生，又有些依稀的记忆;有些仓惶，又有些按捺不住的窃喜。但不可泯灭的是，你确乎是从这些写作中慢慢走过来，慢慢拥有了文学的自信。
李金哲:其实最早期您是从事文学评论的，您评论过的国内作家有哪些?您如何看待文学批评和写作之间的关系?
赵玫:新时期以来，我们那些狂热地深爱文学的青年，蓦地就仿佛看见了无限的天空。那是种怎样的欢愉。我于是开始抓住一切空闲时间读书。读了那些书就知道你会是什么样子，你未来要写什么样子的小说。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要真的想当一个好的小说家，你一定要与众不同，一定要有自己的感觉。这之前我本来是想写小说的，却因为是《文学自由谈》的编辑，就顺理成章地亲近起文学评论来了。现在看来，写过评论对写小说，绝对算得上是一种历练，是一种用逻辑思维去解读形象思维的过程，或者说，是一种用形象思维去推动逻辑思维的历练。我从评论开始，先后采访、评说了孙犁、张洁、蒋子龙、张承志、莫言、钟阿城、王安忆、史铁生、张辛欣、刘索拉、残雪、马原、吴亮、程德培、何立伟、梁晓声、洪峰、陈若曦、周介人等当时一大批最为活跃的作家、评论家。
于是我循着自己的步履，慢慢前行，变得清醒起来，由一个热衷文学变革的人，很快看出了先锋小说普遍存在的浮泛，并对此撰写发表了煞有介事的长文。原认为我会最终成为文学的学者，在批评中闪烁我的光与热。但终究，我不曾在文学评论的工作中得到真正的斩获。
后来，在一处海边，是的，我读着伍尔芙的书。伍尔芙的书，就像灯塔，点亮了茫然中的我。她，又写作，又批评，又编刊。是的，那才是我想要的“合理”的文字生涯。
李金哲:我知道您还特别喜欢《情人》的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她有非常充沛的精神爱人，也度过了非常疯狂而自由的一生，她给您带来了怎样的精神世界?
赵玫: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了杜拉斯。那时候，杜拉斯被翻译成杜拉。于是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称她为杜拉。我最初阅读的杜拉斯小说，并不是她的《情人》。有一年夏天，我住在海边的一幢房子里，读她的小说《痛苦》，真的是痛苦极了，也痛快极了。后来又读了她的《琴声如诉》《广岛之恋》《物质生活》等。很多年来我始终眺望着遥远的杜拉斯，直到，是的，直到走进了伍尔芙的天地。极为凑巧的是，又一年，依旧是那边海岸。只是杜拉斯的玫瑰不再绽放，我开始迷恋伍尔芙的海岸。我爱她，因为她不仅写过《海》，还写了《到灯塔去》。她美丽的文字是那么美妙而深邃，到灯塔去，她并非哀叹地说，我们灭亡了，各自孤独地灭亡了。
于是，从海平面云层的缝隙中，看到了衰败与萧条。已经很冷了，似乎能听见灵魂的呜咽声。是的，海浪，暮色已掠夺了她读书的光线，就那样一层一层地昏暗下去。她知道，在最美之后，必然是最沉的黑暗。我始终觉得，伍尔芙的写作，对我有更可效仿的典范意义。
李金哲:在您的创作中，更多的其实是在描写爱情，您如何看待其中的爱与恨，幸福与悲剧?
赵玫:爱情无疑是这个世界中最美好的感情之一，但与之相伴的却又总是一些极为负面的情绪。情感问题尽管不够宏大，但由此衍生的战争、男人和女人的战争，有时候也是会你死我活的。爱与恨永远相生相伴，冲突和悲剧承载了这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爱情题材，它拥有一种永恒的价值。
在传统观念中，爱情无疑是恒久的。但现在的世界，我慢慢发现，爱情在人们的生活中已没有那么魂牵梦绕了。没有了很深的爱，自然也就没有了很深的痛。所以我还写了《寻找伊索尔德》，毕竟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为爱而死的伊索尔德。在这个小说中我没有讴歌爱情，我只是写了某种无痛无痒，某种无聊无奈，某种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