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主持人马东。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供图
我的作品不适合改编成电影。我是个好作者，但我不会写剧本
马东:您刚才说了几个细节，比如像拿矿灯在天上写字啊、老詹内心的思想活动啊等等，拍电影很难拍出来，但是它作为文学呈现的时候会一直留在人心里。您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的非常多，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之外，为什么要拍成电影呢?
刘震云:其实这里有一个辩证。我的作品确实改编影视的比较多，但是改编我作品的导演非常少。其实我的作品不适合改编电影，因为我的小说比如像《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里边没有任何的电影元素。因为电影要求完整的故事，要有跌宕起伏的情节的推动，包括人物要相对集中，但我的作品基本上没有故事性。那为什么小刚导演改了《一地鸡毛》，改了《手机》，改了《温故一九四二》，改了《我不是潘金莲》;雨霖导演改了《一句顶一万句》。小刚导演他可能看到的是电影元素之外的一些东西，比如刚才我们交流的作品背后被忽略的人物的独特思考。比如小刚导演在改《一地鸡毛》的时候，他说我对大和小之间的概念，小林的认识，特别感兴趣。因为世界上所有人都觉着八国首脑会议是特别重要的，但是小林会认为他们家的豆腐馊了比那个要重要得多。包括像《温故一九四二》，写民族灾难的，用悲剧的形式在写太多了，像《辛德勒的名单》;但他看到这个小说用幽默的方式来表达一个民族的灾难。比如我跟马东老师是特别好的朋友，但在逃荒路上，我快饿死了，在饿死之前，我想的不是谁把我饿死了。我是一个纳税人，为什么在我饿死的时候没人管我;我想到的是马东老师，因为马东老师在三天前就饿死了;我说我比马东多活了三天，我值了。如果他用幽默的方式都能对待自己的生死，那这个民族对这个生活和世界的认识能够痛切到什么地步?你用严峻来对付严峻时，严峻会变成一块铁;你用幽默来对付严峻时，幽默是大海，严峻就变成了一块冰，掉到大海里就融化了。
《我不是潘金莲》分三个结构，也不适合改电影。因为电影要不了那么多人物，要不了那么多的结构。为什么他还要改?那他是看到了，纠正一句话在生活中到底有多困难，为什么一件事变成了另外一件事，接着变成了第三件事，一个家庭琐事变成了一件国家大事?所以我觉得有这样认识的导演还是非常有远见和卓识的。而且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几起几落。《温故一九四二》拍了十几年;《我不是潘金莲》拍了三年，几次下马，几次又重新拾起来。我觉得起码这种精神是其他导演身上可能没有的。《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在国内外获了很多奖，我确实没做什么，主要还是小刚跟创作集体的功劳。这两个电影能够出来，这个意义对中国电影题材拓展面和深度就不只是这两部电影。
但是在改编的过程中，有时候小刚会让我当编剧，我跟他说我只会写小说，不会写剧本。实际情况我是个好的作者，但我不会写电影剧本。小刚说你写过小说，你对小说里的人物内心是怎么想的你肯定比另外找一个编剧知道得多嘛，得失寸心知。他就让我改。我改完给他，冯老就在那嘬牙花子:“你确实不会写剧本。”比如前一场戏是李雪莲对牛说:世界上所有人都不信我，那我还应该告状还是不告状?牛不会说话，低头吃草。她说你不会说话，你不会点头和摇头啊?牛摇了摇头，她说连你都不相信我能把“我不是潘金莲”给纠正过来，我明天就杀了你。她就决定不告状了。但一夜过去了，李雪莲又回到牛棚，指着牛说:我连你都不信，我还要告状。小刚就说，上一个场景是在牛棚里，中间你写了一句话:一夜过去了。接着她又在牛棚里。如果直接拍两个牛棚，观众怎么知道她睡了一夜呢?一夜过去了，你从小说来讲非常有含义，你让我怎么拍呢?我是拍范冰冰在床上睡了一夜呢，还是拍太阳又升起来了呢?都特别傻。我说，一夜怎么过去，跟我没关系，冯老就挠着头自己想办法。当然，其实影视对我的作品改编确实有非常大的好处。一个好处是，因为剧本对台词的要求特别的严格，因为人物不能大改。像我这样，如果是拍电影，一下子说了五分钟，观众就走了。台词对我在写小说、对话方面有非常大的帮助。还有，中国影视有很多好的作品都改编自文学作品。中国所有一线的作家，你挨个查，没有一个他的作品没被改编成电影的。但是反过来电影对文学的推动也是非常非常大的。许多中国作家他被其他国家民族知道，首先是因为电影，千万不能得了便宜再卖乖。还有电影对图书的推动还是很大的。我的出版社金丽红大姐特别喜欢我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她说我们的书可能又会销50万册。马东老师说得也非常对，因为再改编电影的话还可以再给我一次稿费，我可以拿回去补贴家用。
马东:自己改自己的作品改成剧本，其实是一个下刀的过程，要下手砍掉很多东西。
刘震云:首先你得拿刀。然后，一本小说，《我不是潘金莲》20多万字，剧本3万字;《一句顶一万句》40万字，剧本3万字。外科手术对小说改编剧本没有任何用处，最重要的是，小说跟电影的受众不一样。
书是一个人拿一本书，有点像灯下谈心;看电影是几十个人上百人一块看，电影重视的是结果。像炒菜，一盘菜上到桌上，色香味俱全，可以了。但是小说重视的是厨房里边剥葱剥蒜、肉下油锅的时候滋啦的声音和腾起的火苗。小说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物和一件事到底怎么来的。你从哪里来特别重视，它的手段就是心理描写，而心理描写对电影是完全没有用的。说马东老师，镜头对着你，你想了五分钟，观众就走了。所以它只要想完之后的结果。
所以，小说有点像我跟马东老师凌晨三点还在谈心。“再喝一瓶?”“那就再喝一瓶。”电影有点像酒店大堂，熙熙攘攘的大堂。
电影对节奏的要求非常快，像河流不断地奔腾向东，当有落差的时候掉下来就是瀑布;小说像大海，表面的浪花不重要，重视的是海水底部的涡流和潜流，包括潮涨潮汐，包括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关系。
如果是动物，电影像一头豹子，不断地在往前奔腾;小说像大象，一个人慢慢走，还愣着头在想。所以老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说你觉得小说改成电影，有小说好吗?我觉得首先是因为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动物，无法进行比较的。另外在改编的过程中，我就是做前一段很少的工作。小说导演看了，给我打电话，说我想改编成电影，我说好。接着冯导演就改去了，跟我就没关系了。
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鲍勃•迪伦，是世界上最大的幽默
马东:刘老师在我心里是个特别智慧的作家，尤其是我们当代作家当中一个持续思想输出的伟大作家。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您觉得您什么时候会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相信您就像今天一样会在心里准备过获奖感言，那天会说什么呢?
马东:对于一个唱歌的人来说，蛮多的了。
刘震云:好吧，除了格莱美奖没得。获奖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一部分人对你的承认，但是获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你可以说这个奖不重要。因为所有的奖都有一定的标准，在看你的作品。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奖有时候会经常获得。比如讲我走在马路上、在地铁里、在高铁上，有一个人会走过来和我说:刘老师，我特别喜欢你的小说。我说谢谢。接着他就走了。我们两个人素不相识，无非他认识我作品里的人物，比如讲像小林、300万灾民、刘跃进、杨百顺、李雪莲……他认识这些人物，是爱屋及乌，所以瞬间好像跟我特别熟悉和亲切。我听到这句话，第一感到特别温暖，第二感到我从事写作是值当的。
什么叫写作?生活停止的地方，写作开始了。我们在生活中并没有那么深入的、情感的表达，特别是对那些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人。一个妇女就想说一句话:我不是潘金莲。没有一个人听，他们重视的是谁呢?比如讲，是川普，是默克尔，是普京。这三个人说一句话，全世界的人马上都知道了。去年世界上有两个悲催的妇女，一个是美国的希拉里，一个是大韩民国的朴瑾惠。她们的遭遇，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有谴责的、有同情的，但是李雪莲想说一句话，全世界有谁知道呢?当全世界的人不听她说话时，我是一头牛，是李雪莲在牛棚里说话的第二头牛，我来听她说话。
当然这个话首先是中国话，当它变成20多种文字时，大家都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妇女，她开始向全世界宣战，宣战就是要纠正一句话，纠正一句话到底有多么的困难。当我想把李雪莲从泥泞中拉出来的时候，另外一个朋友说，震云，我也来帮一把。他就是冯小刚导演。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对这个导演，从内心里非常尊重他。尊重他不是因为他改成了电影，而是他把谁改成了电影。当然《我不是潘金莲》电影获过很多奖，在圣巴斯蒂安，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所有说西班牙语的、说英语的、说德语的，不都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妇女了吗?这比我获什么样的奖好像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