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青年代是一座界碑
桫 椤:“文革”中去北大荒下乡，我想这可能是您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您最初好像并没有直接去“北大荒”，而是先在杭州本地插过几个月的队。请问您后来为什么下决心离开杭州?
张抗抗:我在1950年出生，1963年考入浙江省重点中学杭州第一中学，1966年初中毕业。我的文学的爱好始于我的少年时期，受到我父母很大的影响。“文革”中我父母由于“历史问题”都被审查，我担惊受怕地带着妹妹生活，在校园和社会上晃荡了三年。 “上山下乡”的潮流到来的时候，我带着文学的梦想和浪漫情怀，去想象另一个陌生的世界。1968年底，杭州知青开始报名去黑龙江省的同江，抚远、萝北等边境地区，但是那时我的家庭出身没有资格去反修前线，去那些地方都得政治上可靠的学生才可以。我又不可能留在城里，无路可走之下，1968年春节后，舅舅帮我联系了德清外婆家不远的陆家湾大队，那是一个富庶美丽的江南鱼米之乡。我还带去了两个同班女生邱燕君和李梅，陆家湾是全县的先进大队，书记是一个非常能干务实的中年人，对我们知青也很好，队上有集体的灶头可以蒸饭，下工回来不会饿肚子。外婆家就在镇上，她经常叫了小船来给我们送好菜，像黄鳝烧肉、笋烧肉什么的。大队认为我们几个杭州女知青干不了什么重活儿，春天来了，安排我们在蚕种场采桑叶。但我反觉得这种田园生活太平静了，气闷、没意思。也许心里有文学梦的人，脑筋都不太“正常”，加上青春期莫名的烦恼，就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到了1969年5月份，黑龙江省中部地区的五大农场，全部对浙江知青开放，省农场管理局到杭州来“招工”，在各个学校里贴出了白纸黑字抄写的情况介绍，让大家了解每个农场的土地面积和气候等等，欢迎老三届知青报名，不受家庭出身的限制。1969年5月的一个夜晚，当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立即赶往杭州一探究竟。那个钟点已经没有班车了，那晚的月亮很圆很亮，我独自一人步行了18里地去县城，走到县城后，第二天早上坐早班长途汽车回到杭州，赶紧去学校报名处。那不是被迫，是完全自愿的。记得在那里准备报名的同学人头涌动，互相讨论哪个农场的交通方便、种小麦还是种水稻什么的。同学们都在说革命理想、保卫边疆什么的。但我心里私藏了一个文学梦。我最终选择了去黑龙江，毅然离开了外婆家生活安逸的江南水乡，这跟我的文学理想有很大关系。上火车那天清晨，站台上哭声一片，车上车下的人都在哭着告别。可我却特别兴奋，一点眼泪都没有。那时虽然我的母亲还在牛棚里，但我心里充满了对北大荒的憧憬，根本顾不上她的处境，此事成为我终身的愧疚。
桫 椤:您在东北这八年里，是在鹤立河农场?就始终在这一个地方吗?主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和劳动?
张抗抗:是的，八年始终在鹤立河农场。我在菜园队、瓦厂、科研班干过多种杂活儿。当时大多数知青都在混日子，收工以后女孩子织毛衣，男生打扑克喝老酒，可我不愿意虚度年华，内心有一个与命运抗争的声音。所以我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连队宿舍经常停电，我自己买蜡烛、做小油灯为读书用。1972年10月，我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尽管只是一个千字的小小说，却给予我极大的写作自信。后来又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长散文。尽管当时的物质生活很艰苦，但一旦有了精神追求，心里就不会觉得空荡荡的，我知道自己在努力，我记下了一段有趣的故事、我读到了一个好句子，就觉得自己今天这一天没有白过，我就没有浪费青春。我心里揣着个小秘密——“我要写作!”但凡拥有文学情怀的人，通常比较敏感，善于观察并感受生活中那些与众不同的事物、记录大自然春来秋去的种种细微变化，还有知青们的生活细节、人情冷暖等等。那时没人能知道几年后中国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将会开始一个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其实下乡几年以后，很多知青开始积极活动，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但我当时对这些都不为所动，我有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这个地方“钻木取火”。当我沉浸在阅读和写作中，无论是苦难还是苦恼，都被文学化解了。1973年，我开始酝酿一部知青长篇小说，我身边带着一个小小的笔记本，可以放在口袋里的那种。劳动休息的间歇，躲在没人的角落，记下想好的一部分小说提纲，休息十五分钟，往往只能写几行字。这样积少成多，到了年底，小说提纲有了雏形。那时恰好我被调去场部宣传队写文娱节目，过了半年也没写出什么优秀的节目。到了1974年春天，我的小说构思基本成型，回家探亲去做一个甲状腺结节手术，术后的假期，我开始在家里写长篇初稿，写完后投送到上海文艺出版社(那时候出版社改了一个奇怪的名称叫“出版革命组”)，得到了出版社的肯定，在任大霖、谢泉铭、陈向明编辑的帮助下进行了修改，197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分界线》。当时我的政治理念被时代所左右，一心想在文学中寻求安慰，不可能超越意识形态的控制，但内心对于真善美的渴望，与冷酷的外部世界是抵触和矛盾的。我不喜欢伪善的现实，言行却又不得不服从它。后来出版社为我向农场请了创作假，让我帮忙出版社阅读知青来稿，编辑一本知青多人散文集。1976年夏季，这个工作结束了，我回到农场。那时兵团建制已经取消，鹤立河与原兵团十六团合并为新华农场。新华农场领导把我安排在宣传科搞通讯报道，经常下连队跑来跑去，有了更多接触农业生产和各分场知青的机会。但我不擅长写通讯，写的稿件很少被《合江日报》和《农垦报》采用，不是一个称职的报道员。干了一年，1977年6月，我去哈尔滨上学了。所以，如果扣除我在杭州和上海的两年，我在鹤立河农场足足待了六年。
桫 椤:“北大荒”插队知青中后来走出了一大批作家、艺术家，您是一位，还有梁晓声、肖复兴、陆星儿、濮存昕、姜昆等等，您与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当时有过交集吗?
张抗抗: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知道今天的“成功”来之不易，自然是惺惺相惜，对彼此的作品和“成就”都很尊重。其中我和梁晓声联系较多，他身上有一种质朴而执著的正义感、未泯的天真令人欣赏。他至今都不用电脑写作，因为他的手稿很干净，不需要修改也就不用誊抄，不像我的稿子总是改得乱七八糟，所以我接受电脑较早，使用电脑最积极。梁晓声发言也和写作一样，逻辑思维能力很强。他对知青和“文革”有清醒的批判，我和他对一些大事的看法比较相近。那部遭人诟病的《知青》电视剧，在拍摄中被改得面目全非，人们对梁晓声有很多误解，他的苦恼无从诉说。陆星儿当年也是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和我一样也在“文革”中开始发表作品，我觉得她的作品很饱满有生活。1977年她参加高考，就住在我读书的黑龙江省艺校的同班同学宿舍里，后来她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我很羡慕。八十年代我到北京定居后，和她也有来往，她为人厚道心性善良，后来回了上海，我们联系就少了。遗憾的是她生病后我没有机会探望她，她英年早逝太可惜，否则还会有更好的作品问世。梁晓声、姜昆和濮存昕都是全国政协委员，我们每年三月份见面，常常一起参加韩美林的活动很开心。姜昆所在的那个十六团，土地就挨着我们鹤立河农场，夏天我们在大田铲地，能够望见十六团的农田上空洒药的飞机(兵团那时候就比较先进，已经用飞机洒农药了)。冬天兵团司令部举行汇演，我们宣传队集体去佳木斯观摩，肯定还看过姜昆宣传队的节目，当时觉得他们的水平好专业啊。后来兵团建制取消了，与农场一起划归省农垦局，十六团和我们鹤立河合并成为新华农场，我就算是和姜昆一个农场了，但我和姜昆对“知青”的看法大概不尽相同。濮存昕就更有故事了，他当时也是兵团宣传队的骨干，1976年我的长篇小说《分界线》出版后，他想把小说改成话剧，就写信给我，打算到我们农场谈一谈改编的想法，信封的落款是“十五团宣传队”。但我不记得是否给他回过信，也不记得他是否来过新华农场。他这封信很奇怪地被我保存下来，当时濮存昕还不是名演员呢。很多年后我偶然翻到这封信很惊讶，把信复印了寄给他。这一代知青人才的艺术天分，早在青年时代就萌发了，北大荒是他们最早展示才华的舞台。前些年濮存昕每次有新戏上演，都会在人艺传达室给我留票。他身上有一种儒雅的书卷气，那是多年的文化氛围“养成”的，所以他擅长塑造各种复杂的舞台形象，他饰演的哈姆雷特、李白、大将军寇流兰，呈现出人物丰富的内心，有气势更有层次，像濮存昕这样既有才华又有社会责任感，公德私德俱佳的演员，我很钦佩。但我们之间一直没有机会交流对知青的看法。
桫 椤:现在回想起北大荒的知青生活，您首先会想到哪些给您留下深刻记忆的事?
张抗抗: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最美的是北大荒”，记忆会不自觉地进行筛选，留下来的大多是美好的。北大荒的夏天，草甸子里那么多的野花，我的心情一下子就灿烂了。从地平线尽头漫上来的云彩，层层叠叠变化无穷，令人着迷，我经常傻傻地坐在地头看云，痴迷陶醉。有时候傍晚下了工，到小河边洗衣服，岸边是各种野花，河水很清，小鱼小虾在水里生动地游来游去。月亮圆了的日子，亮晃晃地照在冬天的雪地上，空气冰冷而透明，月亮在雪地上的反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那时候知青都穿棉胶鞋，里面有毛袜子和毡垫。棉胶鞋很笨重，踩在新鲜的雪地上，发出咔哧咔哧的声音……很多很多美的瞬间，会让自己感动， 那一刻就会觉得生活还值得过下去。一个人只要没有失去发现并感受美的能力，心灵就不会枯竭。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朦胧的文学追求，但是没有具体的目标，不敢指望写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整个国家的前景都是黯淡的，我的父母都有“历史问题”，我没出路，只是希望通过写作排遣孤独，为这种看不到前途的生活增加一点亮光。我现在都能清晰地记得，当我在大豆地长垄上铲草的时候，一步步往天边走，北大荒的土地望不到尽头，几乎令人绝望，但一想到写作和书，心里就有一股一股的泉水在涌动，一会儿暖一会儿凉，我现在都能感觉到那种冲动的时刻有多么迷人。我一边手脚不停地干活儿，一边在想着一篇短小说或是一篇散文、或是书中一个好句子，心里似乎有一阵阵冲动，脚底就有了力气。就是这样的激情，支撑我度过了那样艰难的岁月。1973年冬天，我随瓦厂的知青在鹤北林业局的一个林场的山沟里待了三个多月，白天踏雪上山清理杂树，也叫“清林”，坡上雪深没膝，阳光在山顶上抹了一层金色，锋利的小斧子溅起雪末。工间休息，我用厚厚的棉手套拂去大原木上的积雪，坐在木头楞上，听小清雪沙沙落在松树的针叶上，那是我第一次听见下雪是有声音的，汗水捂湿的口罩在寒风中冻成了一块硬坨……下工后天黑了，晚饭后在帐篷一角，点亮我自己买的蜡烛，在烛光下读书写信写笔记……那一个原始森林里的冬季，是我知青年代最难忘的日子。每天清晨出工，我都会在雪地上辨别那些银链般的小脚印，昨夜是哪些小动物来过……几年以后我们陆续离开了北大荒，离开了我们曾经流血、流泪和流汗、痛苦与欢乐交织的土地。在我们心中却留下了对它千丝万缕的眷恋。尽管后来我去过祖国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美丽的地方，但在我的心灵深处，将永远固执地认定北大荒是最美的地方。也许是因为这种美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它属于我们苦难生活的一部分。
桫 椤:您是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才离开北大荒?当时选择学编剧，是出于急切改变知青命运的想法，还是因为前期已经有了一些创作成就而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您父母当时都在杭州，您为什么没有选择回南方?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留在了黑龙江?
张抗抗:1975年，我在上海出版了《分界线》，一个默默无闻的南方知青，忽然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在当时也算个事儿。黑龙江省文化局听说后，创作评论办公室就很想把我调到省里去“培养”。但知青是农业户口，更没有城镇的工作编制，顶多只能“借调”。黑龙江省文化局局长延泽民是个爱文学更爱文学人才的老干部，他找到了一个办法，在省艺术学校办个编剧专业，招收基层那些有写作基础的青年业余作者，就可以把知青人才都“集中”培养了。省文化局的老师还特地到我们农场来“招生”，那时大学招生还没有恢复，我当然不能错过这个读书学习的好机会，几经周折终于成行，于1977年6月，离开了我生活八年的农场，到哈尔滨上学。文学伴随着我度过了知青整整八年时间，是文学让我没有虚度青春年华。然而那年秋天突然高考恢复，我真是亦喜亦悲，因我是省文化局千辛万苦招来的，不能中途辍学重新报考大学，只能就此与大学别过。入学后，很快迎来了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有知青大返城。等我1979年从艺术学校毕业时，黑龙江省文联和作协都已恢复了，领导分别找我谈话，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假如我能放弃作为知青回杭州，而留在哈尔滨，那么省文化局将会安排我去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也就是当“专业作家”。我为此又兴奋又犹豫不决，离开家乡已经整整十年了，我当然想回杭州工作，但是如果留在哈尔滨成为“专业作家”，就可以实现我多年的写作梦想。我和父母反复书信商量，他们明确表示要以文学事业为重，无论在南方在北方都可以写作。他们是我从事文学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就这样，我成为了黑龙江省作协最年轻的专业作家，那年我刚满29岁。毕业后，我很快写出了短篇小说《夏》、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北极光》等作品，与新时期文学共同成长。我因渴望从事“专业创作”而放弃了回到故乡杭州，我至今并未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
桫 椤:您在有关《隐形伴侣》创作的文章中谈及当代心理小说的自审意识，您说“《隐形伴侣》绝不是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作品，也无意再现北大荒的知青生活，更不想探讨爱情与婚姻的道德观念。尽管我的小说在取材上涉及以上几个方面，但我更希望它是一个大容量和高密度的载体，在通往广阔的宇宙空间的进程中完成对自身的超越。”在有关知青生活的书写中，您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吗?在“知青文学”这个角度上，您觉得您的写作与同代作家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张抗抗:我的写作大致上可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七十年代知青写作“自学”期，第二阶段是新时期文学，回归文学的真实性，表现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和人的尊严，开始学习吸收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例如《隐形伴侣》。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时代，在关注现实关注女性的同时追问历史，试图揭示历史的真相，挖掘人性与当代人的困惑。例如《赤彤丹朱》《情爱画廊》《残忍》《第四世界》等。第四阶段是21世纪以后，题材和表现手法变得更加丰富，例如《作女》《芝麻》《请带我走》《干涸》等，以及我今年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在我整个创作中，其实有关知青题材的作品占比并不多，知青生活并非我唯一的创作来源，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专事“知青文学”的作家。我间断性地写过的那些知青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只是借用了知青生活这块乡间“宅基地”，在上面盖了自己的房子。关于知青小说，有很多作家的作品比我更宏大更“专一”，比如说广东的郭晓东，北京的梁晓声，四川的邓贤，上海的叶辛，我特别欣赏天津王松的《双驴记》。他们每个人的作品也都有所不同，我和他们大体上的区别，可能是对这段历史的认识着眼点不同，我不认为小说仅仅只是讲述故事，我更看重故事之外那些“形而上”的东西。所以目前为止我所有的“知青小说”，几乎都在叩问知青自身，寻找那段历史与人性弱点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中篇小说《永不言悔》《残忍》《请带我走》。我对自己为数不多的“知青小说”，虽然有很多不满意，但我自认为还是有很多艺术创新和一定思想深度的。我并没有为自己设置目标，所以谈不上抵达和“完成”，还会继续探索。
桫 椤: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北大荒插队为您以及有着相同经历的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经验。您认同“知青作家”这样一个标签吗?知青生活给您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您觉得这种影响和您现在的生活还有关系吗?
张抗抗:我不太认同“知青作家”这个标签。知青只是我们曾经的一个身份，我们早已融入了社会的知识阶层。当年的知青写作，也早已超越了知青生活，进入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改革开放已经近四十年了，老知青的后半生(当代也包括那个年代过来的所有人)，一直在“脱胎换骨”之中，要从“红卫兵”和“老知青”的思维模式、语言、行为方式，“蝉蜕”为一个正常社会的“公民”意识和身份认同。这个转换是很艰难的，直到现在，我们还常常会从某些人的日常用语里，看到“文革”的影子。尽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知青的个人成长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锻炼了人格，锻炼了意志和毅力，锻炼了体魄。知青为贫瘠落后的乡村和农场带去了文化和知识，这是“种瓜得豆”的收获。北大荒八年，我懂得了春天耕地播种，夏天除草打药、秋天收获准备过冬柴草、冬天烧炕生炉子取暖。家家都要种菜园子喂鸡养猪，四季轮回人情冷暖，一样样都是非常具体的。我从小在城市长大，对农村生活一点概念都没有。如今我略知农事，也要感谢北大荒生活。我刚去北大荒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做，也不敢和人多说话，不善人际交往。可是家在两千多公里之外，没有人会来替你解决问题，我必须学会适应北大荒的气候，学会独自面对困难，哪怕是磨镰刀、打绑腿、烤鞋垫，都得一样样学会自己做。北大荒这八年，对我性格成长是决定性的，我渐渐地变得坚强起来，性格也逐渐开朗，八十年代我在北京安家后，这三十多年接触的大多是北方人，受到他们那种达观爽快的性情影响，变得越来越像北方人了。知青生活虽然只有八年时间，但在我们这代人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和印记，我也不例外。比如我特别珍惜纸张，每次收到的文件打印稿，总是要把空白的背面使用过后才肯扔掉。因为在农场的时候，纸张获得不易，笔记本也无处存放，所以所有的字都写得很小很密，我直到现在也不敢浪费每一张纸，对食物和水也同样珍惜，这仅仅是一些小的生活习惯。如果说大的方面，就是知青生活和那个时代，永远都像一座界碑立在我面前，让我随时随地都在提醒自己，我们是从那里过来的，再也不要踏上那个地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