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小说里的人物都力求在现实世界里生活得更好，他们都有一个说得出口的梦想，但又并不容易实现。
周新民:你后来的一些中篇作品《大路朝天》《摘豆记》《一只蚂蚁的现实》等，似乎着意于揭露现实生活是如何击垮平凡人的生活梦想的，能否谈谈创作上的转变吗?
姚鄂梅:《像天一样高》里的小人物他们的双脚没有踏踏实实踩在地上，他们根本不屑于、甚至耻于站在充满烟火气的地上，他们更愿意飞在半空里，他们是一些超越现实的人，是活在精神世界里的人。人物都是反生活的，都在不遗余力地逃离现实，而这些小说里的人物都力求在现实世界里生活得更好，他们更接近真实的人，更接近生活的真相。
至于为什么我要把目光转向他们，转向所谓底层，那是因为我就是他们，我就在他们中间，我熟悉他们，了解他们，关注他们，热爱他们。我只能写自己熟悉的领域，熟悉的故事。其实每个作家都在写自己的生活，这就像太阳照射下来，每片树叶上都有阳光一样，如果把太阳比作作家，树叶就是作品中的人物，每个人物身上至少都有作家的一部分。
我老家语系里的梦想，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梦想不太一样，我们那边的梦想，有讥俏和挖苦的意思，接近于做梦、痴心妄想，通常用于指责、批评一个人不现实，所以他们通常不说梦想这个词，说了就意味着会有“终究是南柯一梦”的下场。他们更愿意把某个想法埋在心里，秘而不宣，深藏不露。我觉得这是一种让自己活得游刃有余的生活哲学，不作无谓的狂想，不过于贪心，不过于执著，不把自己逼上梁山。而写作是什么呢? 写作是另一种实现，所以我让他们都有一个可以说得出口的梦想，又让他们在通往梦想的路上一败涂地，或者虽胜犹败，这才接近生活的真相。如果人人都能梦想成真，还要文学作何用?
周新民:在读罢长篇小说《真相》、中篇小说《摘豆记》《忽然中年》《黑键白键》等作品后，我发现你致力于发现埋藏在生活表面下的真相。你如何理解生活的“真相”?
姚鄂梅:任何写作都在致力于揭穿人性的真相，只是，人性具有如此多的侧面，没有人能穷尽这种探索，偶尔能收获一鳞半爪，已是了不得的幸运。
《真相》里的真相，其实是发现真相的能力。这里面有两层意思:真相就在我们周围，但我们不一定能辨识出来;被看到的真相，真的就是事物的真相吗? 我们究竟需不需要看到真相? 方兵小时候是个袖珍公主，后来却身高异常。一次事故后，她惊异地发现自己能透视他人呈现在额头上的心理活动，她和家人极力掩盖这一“异禀”，但百密一疏，她说出了同学和英语莫老师的私情，结果同学失踪，她不得不离家出走，而父母为了传说中的升迁考察，没有找寻。几年后，方兵归来，利用自己的“异禀”奋力打进小城的上层，然而，偶然出现的客人将她的灿烂前途化为乌有。方兵被迫再次离开，走进了脑科学家的实验室，期望消除“异禀”，却被科学家利用。当她在“异禀”终于消失后回到家乡时，却被视为蛇蝎，最后在精神病院找到了平静。父亲出狱，他为女儿攫取的钱财就藏在护墙板中，但从未被发现，他携钱消失了。莫老师事件的真相终于浮现出来，然而，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摘豆记》里的道士神秘地对小锐说，做满七七四十九件善事，你将看到你所求之事发生奇迹。这是小说借用的外壳。小锐长高心切，当真每天都去做一件善事，眼看已经积满四十八颗豆子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小锐的朋友明珠，临产之前被男友抛弃，小锐只得一边照顾产妇明珠和她刚生下的婴儿，一边替明珠跟男友家里交涉。有一天，小锐发现明珠扔下孩子跑了，她只好把那个婴儿抱回家，却遭到家人的极力反对，无奈之下，小锐也像明珠那样，将婴儿第二次遗弃了。小锐最终功亏一篑，没有积满四十九颗豆子。骨子里冷漠自私的人，是见不到那个奇迹的，即便是在诱人的利益趋动下，人也积不满那七七四十九颗豆子，所以人注定在平庸和烦恼中艰难前行。这也许就是生活的真相。
相比之下，《忽然中年》《黑键白键》里的真相更接近于日常生活，是没有任何设计与剪裁的客观呈现。
周新民:生活有假象与真相，人性也有复杂性的一面，善与恶，美与丑常常比邻而居，而且善果与恶因也许相连相生。长篇小说《一面是金，一面是铜》笔力老辣，叙述干净有力度，是你刻画人性复杂性的重要作品。你想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表达什么样的社会与人性的思考?
姚鄂梅:很惭愧，写这篇小说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一般来说，这样的小说是要正面切进的，要高歌猛进，要正能量，但我已积习难改，所以，任务完成得不是很好。
父亲马三翔的生命里充满机遇，而他一个不落地抓住了它们。因为铁杆好友廖明远的鼎力相助，马三翔的身份在急速地变化着:退伍还乡的军人、工厂正式职工、带薪读书的学生、厂长、信贷科长。在担任信贷科长期间，他被所在工厂寄予厚望的妻子，因得不到马三翔所在银行的贷款，羞愤之下，跳楼自杀，此举意外地成就了马三翔讲原则不徇私的良好形象，他从此步步高升，位至银行高层。
大儿子马睿曾对母亲之死耿耿于怀，为了深入了解父亲，大学毕业后，他放弃所学专业，投身银行，却在快速晋升中渐渐认同了父亲。
小儿子马力是低级职员，从他的位置看出去，银行的客户林林总总，有人不惜一切手段逃避债务，也有人为了维护个人信誉，不惜损害自己的生命和尊严，就连银行自身，有时也在不由自主地做出不轨之举。他无意晋升，可事与愿违。
秘密被突如其来地揭穿，才知生活中的平静，友好，甚至爱，不过是父亲对自己的好友精心策划的报复之举。
撇开那个任务不说，我在自己的设计范围内，自圆其说了。
周新民:在这部小说中，除了主要人物马三翔、廖明远、马力等男性外，我还注意到了一个略带争议性的女性人物，安娜。安娜是一个在理想的人格和现实的泥淖中挣扎的年轻女性，也是一个颇具现实意味的人物形象。你一直很擅长描写女性人物，能否结合作品的主旨内涵，谈谈设置这个人物的初衷?
姚鄂梅:我有很多小说是以男人的视角去写的，这应该不是我的长项，不知为什么，我偏偏执著地尝试了很多次。我一直有个想法，每部作品中至少要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人物，我把这个志向放在女人身上，即使她只是女配。《一面是金，一面是铜》就是这样。我所欣赏的女性，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关注内涵，重视自省，这样的人，生活中也好，作品中也好，我都乐于去结识和研究。安娜在小说中被马三翔作为复仇棋子培养，露面的机会不多，但很重要，如果仅仅让她安于这个角色的设置，完成使命，人物形象会很单薄，没有说服力，而且因为她的存在太过隐秘，很难让读者发现她的存在，所以后来干脆设计让她跟马力相遇，开始了一段完全不了解对方信息、不抱任何目的地交往。我发现自己其实很擅长设计这种脱离现实的桥段，这是否也说明，即使已经是虚构，有时也要离地三尺，不要太贴着地面走?
周新民: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白话雾落》带有比较浓厚的女性主义文学色彩。你能谈谈这一部作品么?
姚鄂梅:我不觉得《白话雾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至少我没有那个故意，我只是碰巧写了几个女人的生存状态而已，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来，我的注意力应该是在雾落这个小山城身上，它隐没在川东鄂西的大山深处，隐没在不怎么为人知晓的地方，它是孤独的，又是被看不见的力量所控制的，它的存在与消失，它自己说了不算。我力图让《白话雾落》具备寓言特质，把它写成一部整体象征小说，所以才有文中那块玻璃，那些人利用玻璃折射光线的原理，在山坡上竖起一面大玻璃，力图改变雾落长年云山雾罩的自然状貌。我比较喜欢那块玻璃，要是没有那块玻璃，我不知道这篇小说要怎么写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