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影视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和微电影等影视作品，文学界与影视界的隔行大山也在这一过程当中逐渐消弭，与此同时，许多的文学作家则面临着这样一个不尴不尬的身份抉择——是向影视编剧转变呢?还是坚守文学作家的身份不动摇呢?凡一平便是这一巨变潮流中辗转徘徊的一员，他所创作的小说被改编拍摄的影视作品中，不乏《寻枪》和《理发师》这样造成轰动的作品。
但是在影视作品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凡一平对小说的创作从没有松劲，他说，有一段时间，他以为他可以“盖棺定论”了，但是某年重回出生和成长的那片土地，他觉得他不能就此封笔，于是把目光转向了上岭村，“写了多部关于上岭的小说之后，我才发觉我复杂的灵魂，变得简单和纯粹，甚至觉得创作才刚刚开始。”
凡一平，本名樊一平，现任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八桂学者文学创作岗成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根据其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有:《寻枪》《理发师》《跪下》《最后的子弹》《宝贵的秘密》《姐姐快跑》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以来，出版了长篇小说《跪下》《顺口溜》《老枪》《上岭村的谋杀》《变性人手记》《天等山》等六部、小说集《撒谎的村庄》等八部。曾获广西第三届文艺创作铜鼓奖、第五届广西青年文学独秀奖、第二届壮族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等。
对谈嘉宾 凡一平
对谈人 舒晋瑜
1 我曾经被自己的诗句打动了，我相信饱含真情的作品也会打动读者。
舒晋瑜:你自诗歌起步。听说你的诗歌发表与邵燕祥有关?
凡一平:我幸运地遇上了一位“伯乐”，得到了当时《诗刊》副主编的著名诗人邵燕祥的重视。邵燕祥之所以如此认真对待一位年轻业余作者的投稿，不仅由于他高度的责任感和认真的工作态度，还因为他读中学时就向北京一家报纸投稿，第一篇散文就是在一位副刊编辑的扶持下发表的，他深知一个青少年作者的第一篇作品的发表是个很大的鼓舞，往往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一个小学教师之死》经过编辑的精心删改，将五十六行的诗句压缩成了四十六行，很快就发表了出来。发表时，编者还在尾部附加了一条小注:“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位十七岁的学生，他的父母都是有三十多年教龄的人民教师。编者对诗稿作了一些删改。” 《一个小学教师之死》的发表对我来说的确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作家。
舒晋瑜:写了十二年诗歌也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诗歌作品之后，后来是一种什么动机促使你转向小说?
凡一平:当我发现我擅长于叙事后，我就果断地转写小说了，但是我仍然喜欢诗歌，我读的诗歌一点也不比我读的小说少。第一篇小说是《岁末》，是短篇小说，发表在《金城》1983年第4期，稿费30元，那时侯我一个月生活费只要十元就够了。先短篇后中篇，逐步有经验和自信后写长篇，前四部主要写的是我感受到的都市生活。从《上岭村的谋杀》开始有变化，它是我第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
舒晋瑜:1993年，可以说是你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丰收年。《浑身是戏》《认识庞西》等清一色的当代都市生活题材，简洁而富有弹性的叙述语言，灵活多变的艺术结构，让读者耳目一新。1995年，你的长篇小说《跪下》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被评论家誉为“当代都市生活的长篇画卷”。
凡一平: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社在出版《跪下》时，作了一个简介，称:“《跪下》是一部社会都市小说，其思想艺术及语言均为国内一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是我自己并没有信心。那厚厚的一摞书稿，仿佛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使我感觉烦恼和沉重。因为我不知道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出版它，我非常的不自信，不自信的原因在于我弱小的知名度和关系网。我不像那些知名度很高并且八面玲珑的作家，只要写出作品，不愁出版不了，就像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我很害怕我的作品不能打动出版社，对于我这样默默无闻的作家，要敲开出版社的门，只能靠过硬的作品。也就是说，让出版社觉得有赚头。那时候我甚至想，只要不要我自费出版，我就满意了。当我把《跪下》的故事的梗概复制二十份寄给二十家出版社的时候，我的心就像条件低微的征婚者，迫切地等待着愿意与其明媒正娶的知己!
当时代文艺出版社率先答复我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把书稿寄了过去。半年之后，《跪下》出版了――当我手捧著作，看见封面上的美女和版权页上的印数(20000册)时，我知道我的书被彻头彻尾推向了市场，并且知道出版社赢利了。
舒晋瑜:《变性人手记》运用荒诞的手法，叙述了一个相当荒诞离奇的故事。评论家黄伟林认为，凡一平这一时期的小说表现了转型期人们的身份焦虑，小说中的人物为生存和追逐利益，在生活中变化而“浑身是戏”。
凡一平:我并不认为《变性人手记》不如《跪下》的效果。尽管后者的发行量大于前者，但是它给我带来的好心情不如前者。因为后者不能也不会谈条件，而前者终于可以谈条件了，不管那样的条件或合同及交易方式是否恰当，但毕竟是双方谈判后同意的结果。我终于敢于正视市场对于作家的打击和挑战，或者说我终于有了市场意识和觉悟。我不再感到被谁亏待和剥削。介入市场，我的心反而出奇的平静和平衡，面对市场的喧嚣我不再装聋作哑，尽管市场的喧嚣依然使我茫然困惑。
舒晋瑜:之后，你还创作了《顺口溜》《老枪》等长篇小说，你的选材与自身的生活变化密切相关吗?
凡一平:创作《顺口溜》和塑造彰文联形象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力求体现以人为本。它要探讨的主题是，知识分子在物欲、权欲和色欲面前，如何保持自己的气节和操守。文学是人学，这是老生常谈的创作定律。为文学画廊奉献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是一个作家的理想、追求和使命。“彰文联”是不能留下去的，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气节和操守?
舒晋瑜:《上岭村的谋杀》是一部可读性与现实紧密结合的作品，你把背景放在了家乡，并且上岭村也确实是你生活了十多年的村庄。书中的人物是否也是现实中的人物?为什么将乡村的名字和乡人的名字直接用于作品?
凡一平:《上岭村的谋杀》与上岭无关。我只是借用了与我祖籍有关的名字、环境和外壳，写了一个我蓄谋已久的又与乡亲无关的谋杀故事。我这么设置和处理，是我太想让外人知道上岭这地方了，她风景非常的优美，我的乡亲淳朴善良却又十分的聪明、机智、幽默和乐观。
舒晋瑜:促使自己正视成长背景和内心世界，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为什么写作这么多年后，才开始正视和书写自己生活的土地?
凡一平:我曾经用了四部长篇小说对我的都市生活进行批判和解剖。但我还是觉得我已经不天真，不干净了。我要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我为什么变成了现在的我?我能变回去吗?而我认为最纯净的家乡这么多年也在变化着，我的村庄生态越来越好，我的乡亲也变得比以前富裕了，但是欢乐却比以前少了很多，这是为什么?我必须重视这个现状，就像审视我自己一样。
舒晋瑜:这部小说构思和写作用了四年时间，你提到写作过程是既沉重又激动，为什么?
凡一平:2007年某天，我回到上岭。此次归来距离我上次的返乡，相隔了十一年。这次的返乡，对我的触动非常的大。我亲切而隔阂的上岭，熟悉而又陌生的乡亲，让我关切、疼痛和沉重。我沉重的原因是我既往的农村生活和现实的农民命运，总是像磐石一样压迫着我。它压迫了我很多年，无论我是在金光大道的城里还是在纸醉金迷的经历中，它始终是我挣脱不开的梦魇，忽然有一天，我找到了撬开磐石的杠杆和角度，为此我激动不已并且不遗余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