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是没有文学，我什么也不是。
舒晋瑜:尽管有诸多很有实力的中短篇，我想可能读者对你的印象更多的是来自影视作品，比如《理发师》《寻枪》等。你第一部被改编影视的作品是什么?是与谁合作的?有怎样的机缘?
凡一平:我的第一部被改编成电影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寻枪》，被改为电影《寻枪》，也是陆川的导演处女作。他不是第一个喜欢上《寻枪》的导演，也不止一个导演看上《寻枪》，但他是喜欢得最执著的一个。陆川为剧本整整苦熬了两年，始终没有放弃，这恐怕是其他导演所做不到的。陆川为什么特别喜欢《寻枪》?我想主要除了小说有一个通俗而又脱俗的故事外，陆川发现了小说的意义，就是“枪”象征着一个人的生命或精神支柱，有的人“枪”丢了以后，拼命去把它找回，而有的没有找到。我知道陆川是在为这个意义而激动、奋斗。他同样有马山寻枪的精神，不然就不会有电影《寻枪》和陆川。
舒晋瑜:与影视结缘，对自己的创作带来怎样的影响?如果以影视改编为界，此前和此后的作品风格发生变化了吗?为什么你的作品那么有影视缘?
凡一平:我曾经说过，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是没有文学，我什么也不是。我创作的原则始终如一，那就是从心灵出发，要写得好看耐看。我追求小说的好看耐看追求了三十年，许多小说达到了好看耐看的目标，这可能就是有影视缘的原因。
舒晋瑜:你的小说《寻枪》，虽然故事的表面说的是一个警察的“寻枪”过程，但我觉得应该还有另一寓意:似乎是偷枪者比丢枪者更有“寻枪”的欲望。不知电影能否真正表现出这样的主题。还有你的小说中有一个独特的细节:就是警察从街上买了一把仿真枪，最后又用这把仿真枪从凶手的手里换回了真枪，可见你对“寻枪”的主题处理颇有幽默感，不知电影是否保持了这种幽默的叙述风格?
凡一平:这个问题很深入，因为它触及了小说本质的另一面，也是我小说意图不轻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小说的偷枪者是警察的战友，在战场上被地雷炸没了男根，他渴望着像正常男人一样活着，拥有尊严的武器，但是他永远都无法做到。他痛恨耻笑他的男女，所以他杀了李小萌，还要杀和李小萌通奸的周小刚、还有镇长。于是乎，周小刚拼命寻求保护，镇长跟派出所借枪。这是小说最具震撼力的地方，但是电影没有这样的表现。电影里的偷枪者是一个卖羊肉粉的市民，他的家人因为被造假酒的周小刚所害，所以他才要偷枪杀周小刚，却误杀了李小萌。
尽管小说的震撼力被削弱了，但电影不乏幽默的叙述风格，结尾的马山灵魂出窍，走向观众。姜文妙不可言的哭笑能让人回味不已。
舒晋瑜:也有一些作家和读者认为当前的影视创作见不到文学性，认为只有读“文字”，才有文学的想象力，而读“画面”则会减弱读者的文学的想象力。
凡一平:我从来都不认为影视创作见不到文学性或没有想象力，恰恰相反，影视创作是最需要想象力的!我们通常所谓的文学性只是指语言和叙述，而忽视故事的编造、情节的设置和人物的安排，好像这不是文学的因素和内容。事实上后者的难度比前者要大得多。现在的小说为什么不好看?我觉得是因为故事没有编好，也如作家东西所说，是被作家自己的小说叙述给害的。没有好故事的小说只能吸引评论家，而不能吸引读者，更不能吸引影视制作人。我以为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要常常想象自己是读者，是观众，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容易被读者、观众接受。
舒晋瑜:你如何看待文学和影视的关系?
凡一平:我常觉得我写的小说像是种子，或像是鸟蛋，被别人拿去播种或孵化，然后长出奇异的花草或生出怪诞的鸟来，比如《跪下》《寻枪》，又比如《理发师》。它们从发表和卖掉版权以后，就仿佛不再属于我，而属于演绎它们的编剧、导演和主演――当这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人们把我的小说拿去改造成电视剧、电影之后，我就像老实巴交的农民，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被送到别人的家里生活和抚养，等再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发现我已不再是这些孩子的父亲!我的孩子变异了，我和孩子的关系已经疏远，甚至已经认不出是自己的孩子了。而那些将孩子拿去培养和打造的人，也俨然以父亲自居，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实力证明养育的功劳，最高的荣誉和报答应该属于他们。这是不甘寂寞和清贫的写作者的宿命。这就是影视和文学的关系。(舒晋瑜，作家，《中华读书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