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元(左一)在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
王士元，著名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1933年生于上海。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开始研究语言学和人类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期间，创办《中国语言学报》，向国际语言学界展示中国语言学的研究。
通过对汉语方言的计算机分析，王士元提出了“词汇扩散理论”。他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大量田野调查，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他特别强调探索过去有三个窗口，分别是考古学、遗传学和语言学，并积极实践跨学科研究。
王士元说过: “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犹如画在沙滩上的线条，随着每一次先进知识的波涛到来，这边界就会发生变化，甚至完全消失。人类的知识，特别是研究语言的知识，应该是彼此相连的，并且最终是相互贯通的。”
2017年11月，上海人类学学会授予王士元年度“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在语言人类学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颁奖礼后，王士元接受了本刊采访。
学问不只是一门语言，而是语言背后的东西
记者:首先祝贺您，被上海人类学学会授予象征人类学终身成就的“金琮奖”。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份荣誉?
王士元:评委会跟我说，要给我颁这个奖，当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我的这辈子还没有结束啊。这时我就想起美国诗人Robert Frost(罗伯特·弗罗斯特)，他写过一首诗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雪夜林边小驻》)，最后一句是“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树林静谧，深邃幽暗。心虽向往，可是我还得如约向前赶。安眠之前依然长路漫漫)”。诗人把树林比作死亡之后要去的地方，同样我也感觉到，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没有做完，怎么就判定是“终身成就”了。当然，我很感谢上海人类学学会，认可我已经做的事情，但是我希望今后还能做更有用和更重要的贡献。在颁奖礼上的演讲中，我最后提到了人口老化现象，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经济上、感情上，以及家庭与社会的各个层面。我想通过语言的角度来了解，当一个人逐渐老去的时候，他的认知是如何一步一步消失的?“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我还想多研究一些人的夕阳时期。
记者:人的老化与语言的退化，这确实值得我们关注，那么您的研究进展得顺利吗?
王士元:我们利用磁共振和电波曲线，对三类人进行比较，分别是老年人、中年人和大学生，看看都有什么变化。找到变化以后，跟认知、语言联系起来。如果我们了解了变化的原因，就能设计一些实验、软件或是电脑游戏，帮助老人进行自我训练。如果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第一步是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现在尚未找到问题的根源，还在做一些很基础的工作。我原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后来发现香港理工大学有个康复科学系，在这个领域的实力很强，所以搬了过去。现在注重老化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尤其是欧美国家，我想国内应该也有同行在从事这方面工作。一般的研究是在医学领域内开展，而我关注的是语言。
记者:转眼间，“词汇扩散理论”的问世已有近半个世纪。最早是1969年，您在美国《语言》杂志上发表“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竞争性演变是剩余的原因》)”，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王士元:最初我是和郑锦全、陈渊泉、谢信一等等一起讨论这些语言变化的问题，渐渐形成了词汇扩散的想法。这跟欧洲的新语法学派的主张正好相反。我的看法是语音变化本身往往是突变的，在整个语言的词汇里却是渐变的，是通过一个一个词实现的渐进式的改变。新语法学派的传统观点坚持语音是渐变的，词汇是突变的，是一下子改变的。那时人们更熟悉新语法学派的观点，所以我们提出的主张引起了不少争论。1981年的美国语言学会会长、著名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W. Labov)认为词汇扩散理论至少在辅音变化上是绝对可信的，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在各自研究中找到了支撑这个理论的证据。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用这个理论来研究语言中别的系统的变迁，例如句法上的变迁。再往后，我们加深了对于语音变化的理解，“词汇扩散理论”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也有了更广泛的认识。
记者:您提出的“词汇扩散理论”，在学界被公认为语言演化研究中最重要的创新理论，而您一开始学的却是电子工程。
王士元:我没想到会走这条路。在纽约时，我和几个朋友去中国餐馆吃饭。他们要我点菜，但是饭店里的老板和伙计都说台山话，不会普通话，所以我们没办法交流，最后还是用英文点了菜。朋友们觉得不可思议，你们不都是中国人吗，怎么会听不懂对方的话呢?当时我还没有很认真地研究语言学，对于这个问题仅仅停留在好奇层面。等到进入研究院，我的老师高登·皮特森(Gordon Peterson)是一个语音学的权威，他就告诉我们，音是怎么发出来的、什么语言里有什么音、哪些语音上的区别比较重要?就这样，我的博士论文转到了那个方向，以前学的电子工程也派上了用场，因为分析语音就是分析一种波形的现象。再往后，我又意识到，语言不只是语音，语言包括大量的词汇，不是把这些词随便放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句子。比如“今天我去”而不是“去我天今”。慢慢的，我的视野就打开了。念完博士，俄亥俄州立大学邀请我过去，让我帮他们创办一个语言学系。我说我可以来，但最好是两个系，一个语言学系，一个东亚语言系，我希望学习中文的人越多越好。现在是英语的世界，国际上的学术研究和交流都离不开英语，将来会说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达到一定的规模，中文也就变成一门国际通行的语言。
有些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轻松。我有教中文的想法，但是出国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那个暑假，我很辛苦，不停地死记硬背。卷舌音zh、ch、sh、r，我都不会，韵尾的n和ng是不同的，但对于安徽话和上海话(我生在上海，小时候在安徽长大)来说，没有区别。等到夏天过去，我终于可以说一口比较像样的普通话了。
在研究语言的同时，我开始关注汉语，包括语法、历史，等等。正因如此，我认识了很多老前辈，像赵元任、李方桂，他们都对我非常好。有一天，赵先生跟我说，“俄亥俄不够国际化，你到伯克利来吧”，于是我去了伯克利。赵先生在东亚系，我是语言学家，汉语是我的兴趣之一，所以选择了语言学系，一呆就是三十多年。
记者:很多年前，您就提到了西方学者习惯于以欧洲为中心(Eurocentric)的思考方式，这会导致学术上的偏见，这种情况是否有所改变?当代的中国学者又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尤其是身处英语占主导的世界?
王士元:过去这些年，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还不够。一所大学要引进人才，怎么知道这个候选人的学问好不好?常见的做法是将citation index(引文索引)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这就需要英文的书写能力。如果一个人的学问很好，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考古或是哲学，但是拿不出citation index，那就要吃亏了。进了学校，从讲师、助教、副教授到教授，每一次升职，citation index同样不可缺少。内地的学校我不是太了解，我在香港的城市大学、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都教过书，这个系统基本是那样子的。我从国外回来占了很多便宜，但是看到很多非常有学问的中国学者没能过这一关，不免替他们感到惋惜。我希望将来这两方面都可以改变:一是全世界更重视中文;一是学校的行政人员更新观念——学问不只是一门语言，而是语言背后的东西。
记者:在一篇文章读到，您的朋友认为“语言学家是踩在前人的脸上”，以此来说明语言学理论的不成熟。
王士元: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教书时，有个数学系的朋友跑来调侃我:“我们学数学的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你们踩在前人的脸上。”语言学这个学科确实不够成熟，往往会出现一种现象，即谁会讲话、谁权力大、谁有魅力，就变得风靡一时，大家都跟着他走。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要遵循学术上的标准。一个人说的话有没有道理，能不能拿出证据，证据是否充分，等等。语言学在慢慢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相比过去有了不少进步。这次到上海来，跟复旦大学的金力先生聊了聊，我就很高兴。他不是搞语言学的，但和我一样，认为跨学科非常重要，要了解人就要了解人的语言，也要了解人的基因，而基因研究是他的本行。语言、基因、历史、演化，都应该放在一起研究，尽可能地扩宽视野。在
这方面，复旦在国内处于领先，优秀的团队、先进的实验室，科研实力又这么强，但他们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