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屈原也姓熊，后以封地为姓，才姓屈。我与屈原算是同源同宗，作为文人与先贤有着相同的禀赋。
谢新:你说辽金宋是大三国，大三国这个概念在那个时代有着怎样的具体特性?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又意味着什么?
熊召政:辽建国之前，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使用汉语。他们建国之后，才创立自己的契丹文字。女真人也是一样，他们一开始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当时的官方通书用的是汉文和契丹文。他们建国之后才创立女真文字。但辽、金亡国之后，契丹文和女真文都消失了，他们依然用的是汉文。辽金建制里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有南院宰相和北院宰相。北院宰相主管他们本民族的事情，比如辽的北院宰相管理契丹民族事务，南院宰相管理契丹民族之外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其他各民族事务。辽朝南院宰相和北院宰相的双轨制，被金朝所继承。也就是说，辽、金始终有着对中原的追求和梦想，学习汉文化。他们把鲜活的本民族文化带到了中华大地，同时又把中原最先进的汉文化带到他们的居住地(东北或西北)。
谢新:你的两部小说都是历史题材，在写作中如何表现差异性避免雷同呢?
熊召政:这两部书同样都是历史题材的小说，如何在写作方式上避免雷同的问题，我有自己的思考。写《张居正》的时候，我使用的写作语言华贵典雅，用了很多宫廷语言，写的市井语言和人物对话也充满汉人的机智和幽默。在结构上，我用读者们都能接受的章回体传统叙事方式来写这部小说。但是写《大金王朝》的时候，语言风格就不一样了。因为女真人、契丹人等少数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述和汉民族不一样。通过现在资料留存下来的与契丹、女真相近民族的资料，在北极圈文化以及靠近中东民族文化里面，可以找到一些渊源。发现他们的语言欧化特点比较明显。这个时候，你若再用纯粹的汉语来表述，显然不足以描述这些民族的特质和人物性格。因此，我的这部小说采取更多的是现代的、西化的语言表达模式。在汉语与西式语言的结合之中，产生了《大金王朝》的语言表达方式，我认为是比较符合当时民族的语言特征，再就是小说结构上，更偏向于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方法。
谢新:读你的《大金王朝》感到女真人、契丹人的语言和东北现代的语言有些相近之处，特别是一些方言和土语，请问是这样的吗?
熊召政:首先说，一千年前东北地区的语言和现代东北语言有很大不同。现在东北语言受到了汉语的影响。而一千年前，东北的女真人更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质，但他们语言风格还是有一些传承之处。你说的相近，是因为他们比较幽默、比较随性。小说中口语化、白话的特点比汉语要更明显。他们的语言特点更生动一些。
谢新:11月25日，湖北琴台大剧院上映了北京人艺话剧《司马迁》。你是这部话剧的编剧，填补了以司马迁为题材的原创剧作的空白，让司马迁这个人物在舞台上复活。这部剧自2015年9月在北京首演后已经演出了100多场，无论是演员的出色表演还是剧本的巧思好评如潮。你是如何在这部剧中做到既要贴近历史，又要有戏剧张力来表现、刻画司马迁这样一个人物的?
熊召政:我对司马迁一直有深深的敬仰。他把《史记》这样一部厚重的历史著作写得像小说一样迷人，开创了中国述史的新范例。司马迁也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他为李陵辩护讲话而被施以宫刑。在身体残疾的情况下，他抱着巨大的毅力和文人的理想完成《史记》千古名著。同时，对他施以宫刑的汉武帝又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之一。在这两人之间发生的冲突矛盾，很有历史回味。汉武帝是政统的代表，司马迁是道统的代表，他们在一起，既相互欣赏又相互排斥，他们的爱恨情仇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两股力量——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的互相制约，互相勉励，互相给予，互相启发。完全可以说，是政统与道统两股力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前进不止的历史。从政统与道统两条交叉的经纬线来考量，我写出了《司马迁》这部剧，没想到出来之后，获得这么多人的赞赏，也获得观众的认可。最近在武汉又演出了三场，我去看了一场，几乎是座无虚席。剧终后，经久不息的掌声让我感动。这说明观众对我们的历史和人物是敬仰的，这将鼓励和激发我在历史文学的创作中，继续去讴歌那些对中国历史有推动、有贡献的人物。
谢新:剧中司马迁与屈原的一幕戏出神入化，你是如何想到让这两个人物在话剧舞台上相遇的?
熊召政:“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我是楚国人，楚国的国君姓熊，屈原是王室后代，也姓熊，后以封地为姓，才姓屈。我与屈原，算是同源同宗了。从小我就对屈原很崇拜，司马迁也是崇拜屈原的。中国的文人讲究节操，讲究骨气。这一点，我作为文人，也与先贤有着相同的禀赋。楚国先贤的狂放藏在我这个一介书生的骨子里。我写《张居正》时戒酒，写《司马迁》剧本时醉酒，“酒酣胸胆尚开张”，不醉酒不能表现出屈原与司马迁相见时的那种飘逸，那种遗世独立的精神，这一出“穿越”的相遇从笔尖淌出，我是一气呵成——观众与演员也都相分肯定。通过屈夫子与司马迁的对话，反映了我的创作思想:不平凡的人也喜欢鲜衣怒马，也爱美酒佳人，但他们既仰望星空，也会俯瞰大地。他们仰望的是真理，俯瞰的是人心。通过这一幕讲述了古代的士人、文人的精神风貌。
谢新: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你的一系列作品，包括历史小说、剧本以及你的古体诗、演讲集都体现了这一点。此外，你的散文两次列为高考试卷中的阅读赏析试题，为什么你的文章会被出题老师如此青睐?
熊召政:我有两篇散文被列入高考阅读赏析题。一篇是《烟花三月下扬州》，列为湖北高考阅读赏析题，22分。一篇是《饮一口汨罗江》，列入江西高考阅读赏析题，20分。我想，为什么我的引发思古幽情的文章能够得到高考命题专家的欣赏?我想是不是有这样两点:其一，文章必须是美的，能够熏陶学子的情操;其二，就是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忧患意识，引发了当代人的共鸣。后来，有不少重点中学邀请我去作一些讲座报告。我的这两篇散文收录到我的散文集《文明的远歌》。那一年，我的这部散文集发行了三十万册，这不是我的文章好，而是说明我从历史关注今天，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谢新:你的作品尽管是与历史有关，借古抒情，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通常人们会认为，理性代表科学，感性代表艺术。科学改变了世界，艺术则是美化了世界。请你谈一谈，如何激发年轻人对艺术的热爱?如何提高艺术鉴赏力?
熊召政:与我们当年热爱文学相比，当下年轻人有很多方便之门。比如说他们喜欢文学，可以拿起笔就写，然后在网络上发表。我们那个时候只能写在练习本上，工工整整抄下来，投到有限的报纸副刊或文学刊物，经常会石沉大海。所以，我们的文学之路会经历很多磨难。我记得当年获得新诗奖的时候，武汉大学请我去和同学们见面。我走到武大礼堂，里面是人山人海。那是1980年，那时候的年轻人不追歌星明星，而追诗人作家，是很好的社会风气。我们那一代人的文学之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出来的。当下的年轻人不会对作家和诗人进行疯狂的追捧，歌星明星会更吸引他们的眼球。还有一个现象，现在年轻人一旦爱上文学，他可以去网络上独立发表。其好处是，他们进入文学之门很快;坏处是他们获得锻炼学习磨砺自己的机会太少。他们没有培养自己的挫折感，文学是需要挫折感的，需要风霜。从这个意义上，现在年轻人的文学之路不如我们那一代人扎实稳健。我也祝福他们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也一样能够写出优秀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