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已不算少，到底谁才是他特别想成为的人呢?面对这一问题，80后代表作家之一的双雪涛表示，他不太想成为他笔下的人物，因为他虚构了他们，他知道他们的痛苦，他也知道他把他们置于何种不适的境地，“所以我还是继续做任性的创作者，做人物的水源。”
双雪涛，1983年生，沈阳人。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聋哑时代》《天吾手记》《翅鬼》，以及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曾获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南方人物周刊》2017年度青年力量奖、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奖等奖项。
□本期对谈嘉宾 双雪涛
青年报特约对谈人 木叶
1 东北风大，有雪，人也有独特的性格，这些无法成就作家。
木叶:印象中，《跛人》较早进入我的视野，第一念头是它与《十八岁出门远行》可能存在什么渊源。后来注意到你曾说，“如果没有先锋文学，没有余华、苏童、格非那批作家的作品，我是不可能写作的。”文字的渊源，说到底是一种“唤醒”。而对于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优异的作家，可能被不止一次唤醒，也可能被迥然的东西唤醒，我们就从这里谈起吧。
双雪涛:《跛人》是个挺短的东西，我写得蛮顺溜，好像是用了两天的时间，触发这个小说的东西是我当时读的一本外国书，大概是里面的某句话，现在我想不太起来了。《十八岁出门远行》我很早读过，远行这个东西很多人也都写过，每个人都写得不太一样，《跛人》的故事可以用“十八岁出门远行”概括，但是两者在我心里没有直接的关联。不过我萌动写作的念头确实跟一直阅读余华有关系，苏童，格非，马原，我都看，我觉得如果我的性格里一直暗藏着某个关于小说的定义，也许这个定义孤悬多年，当我阅读了他们的作品，我发现他们实现了我心头模模糊糊的关于小说的乡愁，然后刺激我自己也来试一试，这可能就是兄说的“唤醒”。
木叶:先锋的影响复杂而微妙。批评家张清华曾指出之所以看重先锋文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时代文学的精神难度、思想高度，也代表了在艺术探险上曾经达到远足之地”。而恰恰在思想高度、艺术探险、精神难度以及传统的焕发与生长性上，人们对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有不少议论，甚至苛责。如今，怎么看待先锋文学的实绩与不足?弥足珍贵的是什么?或者说，你是怎么看待“先锋”的?
双雪涛:我一直觉得用一个概念概括一批作家是简省的方式，利于立论和思考，但是对于作家来说，肯定都不想这么被放在括号里。这些作家每个都迥然不同，如果细说，可能要说很长，变成了读后感。姑且把先锋看做一种精神吧，我一直不觉得其是一种文学流派或者方法，如果从精神上来说，我自己一直从这里头受益，那是一种活泼的、不蜷曲的、不陈腐的、不随大流的精神，我觉得对于先锋文学的议论，包括我自己，也曾批评过先锋文学的根基不牢，但是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样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在那个时代，这些作家确实依靠着自己的才华创造了一批非凡的作品，对后来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先锋文学的继承问题，我觉得跟后来的文学人的锐气和才华有关系，能继承多少，能在此之上开拓出多少，跟每一个个体有关系。
木叶:一般而言，科幻、推理、奇幻、武侠等会被归入通俗或类型文学，其实，这些作家作品不乏先锋性，刘慈欣和金庸一样都展现了自我的颖利与雄强，而好的作品总是一往无前、打破边界、融会贯通甚至无法归类的，对此有什么感受或见解?尤其在最初的创作过程中，你对这些因素的借鉴与探索是比较明显的。
双雪涛:毫无疑问类型不能限定文学，就像地图不能真的代表城市。我是金庸先生的读者，也是刘慈欣先生的读者，我觉得多亏了有他们，我们的文学才更有生机一些，很难想象没有这样的作家，我们的文学和文学圈会变成什么样子。作为读者，我是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作家出现，是读者的福气，也是唤醒很多人去思考文学本真的机会。我一直把自己当做自由人，想写什么想怎么写，尽量由着自己来，我喜欢的东西会流入我写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流露，不是方法。
木叶:对一个作家而言，与文学场域一样重要并且相互融汇的是地理场域。东北是特立的存在，从萧红以及萧军，到当代的迟子建乃至赵松等，诗歌领域还有王小妮等，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堪称杰作……你是否有意识地辨认或思考过自己的作品和所处的天空以及大地的关系?当然，好的文本将超拔于初始的文化氛围。
双雪涛:我一直有一个狭隘的想法，一个地域无法成为一种美学，只有你处理材料的方式和你思考这个区域的方式，和材料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美学。后者在我看来更重要，因为我们早已过了风俗性文学的时期，福楼拜的时代就已经跨过，他写的外省，不是因为外省而卓越，是因为他的写作方式。东北风大，有雪，人也有独特的性格，这些无法成就作家，也无法一直帮助一个作家，在我身上东北人的性格可能显著一些，好的坏的，都有，我也经常与之搏斗，这些可能是会一直伴随我的东西。
木叶:东北有一定的基督教氛围，你的作品中也屡屡出现这种因素，典型的就是摩西分开红海，以及《大师》里的十字架。也有人说中国的作家作品缺乏宗教的力量，缺乏爱，在创作之中，这是否也是你自然而然或着力要注目或呈现的?
双雪涛:宗教的力量不是文学的必需，但是爱可能是，至少我觉得是。我作品里的宗教因素，主要还是关于信仰，关于信念和爱，没有用更深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有人会比我做得更好。从另一个方面看，如果就写写简单的事情，不用宗教元素，就能散发出一种崇高的感觉，可能是更困难的，有作家鄙视崇高，其实崇高非常难写。我觉得中国作家的东西里缺乏爱，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主要可能是觉得在现实生活中爱是无力的，在精神层面爱是初始的东西，因此觉得在爱上做不出什么文章来。我个人比较在乎情感的浓度，比较在乎人物的情感寄放处，可能是因为我还暂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觉得这些事情有意义。
木叶:还有另外的“信念”或“意义”，譬如在《大师》里就有体现。关于这部作品和阿城《棋王》的比较很多，注定还会有人说下去，你有过回应:“《大师》和《棋王》有很大的关系，具体关系是，时间上，《棋王》在前面，《大师》在后面。”
双雪涛:阿城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家，虽然东西不多，但是都经得起看，在那个时代，写出“三王”这样的东西，必须得勇气和才华兼备才行，可能还得有点清者自清的自信。《大师》写人，《棋王》写道，前者是个小东西，后者是个大东西，大东西在前面，已经经过时间检验。《大师》写于平稳的现在，不需要多少勇气，也尚未经过时间检验，这是区别。
木叶:作者的风格很重要，而如何让小说中的人物有自己清晰而独特的声音也非常重要，《平原上的摩西》在这方面是极成功的，瑕疵可能也与此相关。三年后来看，自己有什么话想对那个自己说吗?
双雪涛:当时写《平原上的摩西》没有多余的想法，就是想写一个有意思的东西，这个结构我觉得有意思，就开始写了，试着往前走。成功和瑕疵，我其实都没那么在意，因为那是我当时能拿出来的全部水平，我尽力了，水平不到，有些地方写的有问题，有些地方还可以，都是一个作品自个儿的命运。我比较怀念的是当时跟《收获》一起改稿的过程，确实是又艰苦又充盈，现在我对那时候的自己说什么呢?保持那个弱小的自己吧，才能看到很多柔软又多姿的景象。
木叶:有著名学者指出你的小说可解读空间复杂而广阔，特别是小说中感伤主义情调和对超验无常事物的想象能力令人欣喜;也有年轻评论家觉得你的作品除去东北因素，以及村上春树、王小波等因素，自己的独特贡献并不很大，经不起做减法……我们不妨谈一谈所听闻的赞与弹，以及自己的思忖。
双雪涛:我觉得夸奖和批评都是好事，夸奖给人信心，批评让人警醒。我自己也经常阅读评论，写自己的看，写别人的也看，很多都挺有意思。但是作为作家不妨把这当作游戏，就像当年有很多作品，没有几部能留下来，评论也一样，我挺期待更复杂的更有文学性的评论，而不是快捷的三言两语的评论。写小说的出发点是叙述，写评论的出发点是见解，两者都需要诚，也需要好的文法，这两点都做到的人不多。对于批评我的言论，我觉得都有道理，因为我也经常在肚子里批评别人，我也知道批评是怎么回事儿，所以都比较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