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地三部曲”获得巨大成功之后，著名作家范稳把自己的写作方向转向了抗战题材，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对现实缺乏把握但还有点历史感的人，这种感觉让他对自己的写作还不至于失望，“过去我在提笔写作前总是行走于大地，现在我更多地穿行在时间的经度和纬度里，寻找那些遗失的珍珠和还在闪闪发光的记忆碎片。”
范稳，1962年生于四川，为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艺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已发表各类题材、体裁的文学作品近600万字，已出版各种文学作品十六部。代表作为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吾血吾土》和《重庆之眼》是其新近出版的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有多部作品翻译为英、法、德、意大利文出版。曾获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届、第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诸多国内重要文学奖项。
对谈嘉宾 范稳
特约对谈人 刘大先
1 我想一个作家可以没有大学文凭，但是一定要渴望生活，拥抱生活。
刘大先:范老师，我知道你是四川人，在重庆读书之后，到云南省地矿局工作。我注意到你是1985年毕业，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而1985年在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往往被视作是有着分水岭意义的一年，在那之后是现代主义观念和手法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最突出的莫过于先锋小说。所以避免不了要问一个略显俗套的话题，你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文学教育中更多接受的思想资源和美学资源有哪些?当时的风潮有没有对你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范稳:我虽然毕业后在地质部门工作了五年，但我上大学时的专业是中文系。诚如你所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个各种文学新观念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应该是介于接受传统教育和追逐现代观念之间的一代人，虽然那时的大学教科书以传统教育为主，从中国的四大名著到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都是教科书的要求。但西方现代文论的输入已经初露端倪，只是那是课堂之外自我阅读。记得是在上大三时(1984年)开始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及萨特、戈尔丁、加缪等名家的书。没有老师解读这些作品，尽管自己看得囫囵吞枣，半懂不懂，但凭着年轻人对新鲜玩意儿的热衷和追捧，已经隐约知道一场文学革命正在到来。我是在大二时就立志要当一名作家，开始尝试写小说，主要是写些短篇，所以也就不认真上课了。我写得也不算多，不过只是写“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东西，自然是稚嫩得可笑。那时的校园里有很多文学社，把文字变成铅字是那个年代许多文青的梦想，一首在校刊上或者油印小报上发表的小诗便可赢得漂亮女生的青睐。我差不多闷头写到毕业，一个铅字都没有发表过，只是收获了一纸箱的退稿。我已经知道自己短板——没有生活阅历。那时特别佩服77级、78级的师兄师姐们。他们的经历就像一笔带进校园的财富。所以，到毕业时，我本来可以留在重庆当高校老师，但我想一个要终生从事写作的人，应该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先贤教诲。于是我自愿要求去了云南，到地质部门工作。虽然专业不对口，但让我有了接触社会、走向原野大地的机会。我至今很感谢我在地质部门工作的那五年。它让我学会了如何面对社会，甚至如何在野外生存。多年后我在藏区漫游，田野调查那一套就能驾轻就熟地运用了。我想一个作家的文学教育既来自于书本，更来自于社会历练。尤其是后者，会决定他写什么和怎么写，以及采用何种写作姿态。一个作家可以没有大学文凭，但是一定要渴望生活，拥抱生活。记得年轻时欧文·斯通写梵高的传记《渴望生活》对我影响很大，作家就是要做梵高那样固执坚韧、热爱生活和艺术的人。
刘大先:一个作家在获得声名之前，往往有着漫长的蛰伏期。我看你早期就写了大量作品，比如长篇小说《骚宅》《冬日言情》《山城教父》《清官海瑞》，中短篇小说集《回归温柔》《男人辛苦》，还有报告文学和文化大散文，但批评家和研究者往往是势利的，很少有人评论。这些不同的体裁和题材可能是你在进行一系列的尝试和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摸索适合自己的道路，寻找和建立自己的风格，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请你就这些早期的作品做一些介绍和自我评价，我想很多读者可能并不熟悉。
范稳:早期的作品应该都是和自己的经历有关。大学毕业第二年我就开始发表作品，那个阶段主要写校园生活，或许离开了校园以后才能看清青春的飞扬如何灵动、诗意以及必须为年轻付出的代价，然后我又写了一些地质题材的作品，不算很成功。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写都市题材，年轻人愤懑、嘲讽、反叛、忧郁、彷徨等等的情绪弥漫其间。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尝试写长篇，先是应书商之邀写，那时是书商的黄金岁月，他们一本书可以包发几十万到上百万册，发行一本书在北京买一栋楼的传说比比皆是。有些有文学情节的书商也会来找到我们这些还未成名的写作者，几万块钱就能买断你一本书的著作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钱呢。我将之视为学习写长篇的初步训练，你得讲一个好的故事，学会结构文本，写好自己的人物传奇。《骚宅》和《山城教父》，这样的书名你一看就知道是书商起的，写了两本之后就不再写了。当然纯文学也没有放下，毕竟是受过传统教育的人，对经典的东西还是深怀敬畏。我还在坚持写一些中短篇，在《上海文学》《十月》《大家》《萌芽》《青年作家》等刊物上都发表过作品，还得过萌芽文学奖、青年文学奖等纯文学奖项。《冬日言情》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是一本青春题材的小说。大约从1996年开始我研读明史，写了第一部历史小说《清官海瑞》，这应算是我进入历史题材创作的发端吧。
刘大先:在你生活的川滇藏一带，是多民族混居、多民族文化碰撞交流的地区，云南也是一个文化产业尤其是旅游业的大省，这实际上不仅存在着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也有少数民族文化与国外文化之间的接触与变迁。你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也会接触到许多少数民族乃至国外的作家和朋友，就你切身体验而言，你觉得民族文化在云南地域性的写作中有何遮蔽与呈现，有何利与弊?
范稳:我大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接触到少数民族文化，之前不甚关心，我身边的人认为我是一个汉族，与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骨子里流淌着不同的文化基因，因此无法写好民族题材的作品。其实如果我们梳理一下云南的文学史，就会发现近现代最早的云南边地书写都是由汉族人完成的。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艾芜的《南行记》，马子华的《滇南散记》，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的那帮大师和他们的学生们，到共和国建立之初以冯牧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军旅作家，白桦、公刘等军旅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领悟到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巨大创作推动力，就像水有了落差就会有动力一样。文化差异让人既有审美的距离感，又有求知欲和表达欲望。当然得首先克服文化背景不同所带来的障碍，但我认为这是可以通过学习、观察、体验去沟通和掌握的。有利的一面是你可以将不同的文化去比较、思索，产生某种对比之美，不利的一面当然还是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误读、图解以及浅尝辄止的呈现。至于在地域性写作中的遮蔽问题，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表达能力不够精准、透彻、生动形象造成的。在现在这个网络化时代，似乎一切都很透明便捷，但能用作品抵达一个民族的心灵，还是不容易。
刘大先:“大地三部曲”是厚重而浩大的鸿篇巨制，是什么契机促使你进入到这样三部关于藏滇地域历史与文化的书写的?
范稳:1999年我参加了一次“走进西藏”的文化采风活动，有扎西达娃、阿来等人。那是一个倡导作家行走的年代，有走黄河的，有走新疆的。我们七个作家从不同的线路走西藏，我走的是滇藏线。这是一次民族文化发现之旅，我在行走的过程中才发现许多隐匿在崇山峻岭中的文化遗产，它们像珍珠一样散落在广袤的大地上。尤其是在多民族聚居地区，各种民族文化相互映衬交融、砥砺前行。我开始关注民族历史、文化交融、宗教信仰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在书房和典籍中关注，而是在大地上实实在在地考察、学习、体验。参加完这次活动后，由此和西藏结缘，我又回去了，把其中的几个点作为自己重点观察采访对象。这样一跑就是十年。过去，我的写作几乎用不到采访本的，也不需要到处跑;开始做田野调查的工作后，我一年要用到两三个采访本。这种转变让我的写作走上一条新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