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画像（网络图片）
一般都说吴敬梓（1701～1754）在他的《儒林外史》一书中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无情地批判八股文，是伟大的写实主义巨著。而认真阅读原书，却不难看到作者并不反对科举制度，只是指出这个制度在实行中有许多弊端。他看出了当时儒林（知识界）中有相当一批人太不像话，非但不成其为社会精英，其素质更已低落到一般水平线之下，所以要写小说来讽刺他们，从而挽回世道人心。
这种情形很有点像俄国作家果戈理，他虽然拥护沙皇和当时的社会制度，但对于官场的腐败实在看不下去，所以要写喜剧《钦差大臣》来把他们讽刺一番。沙皇尼古拉一世本人看过这部戏的演出，当时很生气，但并未加以查禁，也没有去打击作者。一本传记说得好：果戈理“认为体制是好的，只是有时一些人不好。因此，不要改革社会，而是要改造具体的人”。（王新颖《果戈理画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吴敬梓的态度大抵类似于此。
《儒林外史》将儒一分为二：值得肯定、歌颂的正面人物是真儒，他们讲究“文行出处”；其中有些人表面上看去似乎不尽合于传统，那也只是与时俱进，各有其特别的活法，并未离经叛道。负面的乃是“伪儒”，儒家最为讲究的道德被他们彻底地糟蹋了，形象丑陋不堪。体制是好的，就是这些人不好。
同一切讽刺作品一样，这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反面人物。吴敬梓笔下的“伪儒”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一味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八股小人，一是水平极其低下而附庸风雅的所谓文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道德低迷以至于败坏。这两类人同科举制度都有些关系，特别是前者，完全是通过科举考试爬上去的，但他们的堕落同科举制度本身并无直接关系。
例如书中的农家子弟匡超人，原是一个老实后生，“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是家寒无力，读不成了”，跟着一个卖柴的客商由家乡乐清县去了省城杭州，在柴行里记账，后来那客商折本走人，匡超人流落街头，摆一个测字摊混几文钱糊口，无人测字时就拿出一本资深八股文选家马纯上先生新近编选的《三科程墨持运》来读，希望将来能走读书应科举的路子；而一想起生病在家的父亲就伤心流泪。此时的匡超人尚不失为一个忠厚有为的青年，虽在困苦之中，仍然不废学习进取。对此作者的态度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