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世人乐信传闻之“广言”，乃接受心理之盲目从众;而尤重耆艾之“陈说”，则为接受行为之唯古是尊。无论盲目从众，抑或唯古是尊，皆“人听”之“累”，故曰:“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有鉴于此，庄子乃大量使用闻诡惊听之寓言，以迁就受众接受习性之浅俗，此所以成就庄子“寓言十九”而“重言十七”之言说方略也。
汉唐旧说“寓言”有二解，用字亦有不同。司马贞《史记索隐》曰:“立主客，使之相对语，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别录》云‘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故《庄子》有《寓言篇》’。”据此，则《索隐》本《史记》原文作“偶言”。张守节《史记正义》曰“寓音遇”，“寓，寄也”，是《正义》本原文与《索隐》本不同，司马贞当本于刘向《别录》。但“寓”“偶”皆从“禺”得声，义可相通。《史记·酷吏列传》“匈奴至为偶人象郅都”，司马贞《索隐》云:“偶人，《汉书》作‘寓人象’。案寓即偶也，谓刻木偶类人形也。一云寄人形于木也。”今本《汉书·酷吏传》作“偶人”，颜师古注:“以木为人，象都之形也。偶，对也。”是“寓言”即“偶言”，亦即“对言”，刘向“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之说，最为周洽，亦与《寓言》篇“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义不相悖。
《庄子》“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之“寓言”，有两种方式:一是随意编排人物，使之主客相对，往来问难，借以推明庄子本人观点;二是杜撰历史故事，矫托古人声口，借以叙述庄子本人思想，这类“寓言”则与“重言”相叠合。
就前者而言，庄子所设“主”“客”之名，往往带有或明显或隐晦的比喻或象征意义。如《齐物论》之“啮缺”与“王倪”，即是其例。“啮缺”者，辨是非而争利害也;“王倪”者，齐是非而同万物也。“瞿鹊子”与“长梧子”，其名亦各有象征。“鹊”者，飞鸟也;“梧”者，树木也。《说文》云:“瞿，鹰隼之视也。”又云:“，左右视也。”段玉裁曰，凡《诗》《礼记》，“或言瞿，或言瞿瞿，盖皆之假借，虽各依文立义，而为惊遽之状则一”。是“瞿”乃左右顾视，引申之有惊遽疑惑、彷徨无依之意。故“瞿鹊子”问“长梧子”以“吾闻诸夫子，圣人不从事于务”云云而后曰:“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为奚若?”徘徊瞻顾，难于取舍，故求证于“长梧子”，其名其人，符契如此。而“长梧”者，高大繁茂之梧桐，众鸟皆可依托其身。故“长梧子”既批评孔子之智不足以明“圣人”之真境界，亦指责“瞿鹊子”乃“见卵而求时夜”，亦未知“圣人”之真性情。“瞿鹊子”这只左右顾视惊遽疑惑之鸟，终于以“长梧子”这高大繁茂之梧桐为栖身之所。此庄子“寓言”所立之“主”“客”，其名其义相符印之又一例也。
沿着这个路径继续发展，庄子“寓言”的“主”“客”之名，往往转化为相对的哲学概念。如《知北游》之“知”与“无为谓”，《则阳》之“少知”与“大公调”、《盗跖》之“无足”与“知和”等，皆为相互对立的哲学概念。至于其他如“太清”“无穷”“无为”“无始”(均见《知北游》)等“主”“客”之名，皆为庄子学派特有之哲学概念。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寓名例》曰:“《庄》《列》之书多寓名，读者以为悠谬之谈，不可为典要;不知古立言者自有此体也，虽《论语》亦有之，长沮、桀溺是也。夫二子者问津且不告，岂复以姓名通于吾徒哉?特以下文各有问答，故为假设之名以别之:曰‘沮’，曰‘溺’，惜其沉沦而不返也。桀之言‘傑然’也，‘长’与‘桀’，指目其状也。以为二人之真姓名，则泥矣。”其《湖楼笔谈》亦曰:“《庄》《列》之书多寓名，玄冥参寥之伦，哀骀它、叔山无趾之俦，触目皆是。疑于以文为戏矣。嗣后文人沿袭斯体不废，翰林子墨，斗赋家之瑰辞;元微镜机，踵楚客之故调，夫固有所仿矣。”是《庄子》寓言人名有所寓意，俞氏已发之矣。至于杜撰历史故事，矫托古人声口，则为“重言”，亦为设主客问答之“寓言”，则毋庸赘述矣。
“大声不入于里耳”，“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庄子对世俗受众的观察与反省，对后世影响深远。佛陀向俗家宣扬教义，采取“俗讲”或“变文”形式，正得庄子之启示。至于文章家大量引经据典及名人名言，实为庄子“重言”之故伎而已。
(作者系南昌大学国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