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国殃民的“六贼”之首
《宋史》将蔡京列入《奸臣传》，并给予这样的评价:“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颛狙伺为固位计，始终一说，谓当越拘挛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奸，屡罢屡起，且择与京不合者执政以柅之。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诗，阳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见利忘义，至于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弃纪纲法度为虚器。患失之心无所不至，根株结盘，牢不可脱。”意思是蔡京天资凶狠狡诈，舞弄权术，以智慧控制别人，在皇帝面前，专门窥伺人主之意以求固位专宠，始终对皇帝说不必拘泥流俗，应该竭尽四海九州的财力满足自己享乐。宋徽宗亦知道他奸诈，故屡罢屡起，并选与蔡京不合的人执政来牵制他。蔡京每当要被免职时，就去向皇帝哀求，跪地磕头，毫无廉耻。宋收复燕山时，蔡京送诗给蔡攸，表明此事行不通，希望此事不成以自我解脱。见利忘义，以至于兄弟不合睦，如参商二星;父子不相关，如秦越二国。他晚年以家为官府，谋求升官的人聚集在他的门下，只要输钱纳货，就是奴仆也可当上美官，丢弃国家纲纪法度，使它们如同虚设。他患得患失，培植个人势力，关系盘根错节、牢不可破。
蔡京的所作所为最终导致国家祸乱，虽贬死在道路上，天下人仍以没处死他为恨。虽然后世有人写文章为蔡京翻案，对其经济管理才能以及书艺特长进行正面评价，但北宋的灭亡，蔡京难逃其咎。
蔡京有意识迎合宋徽宗的喜好，进一步放大其玩物丧志的心性。宋徽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书画家，但是作为一代君主，他是不合格的。蔡京精通书画，因此能够获得宋徽宗的好感。蔡京当政后，提倡“丰亨豫大”，极力鼓动宋徽宗大肆挥霍，力主修《大晟乐》《宣和画谱》。蔡京还大兴花石纲之役。宋徽宗喜欢石头，蔡京就安排心腹到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门在东南一带搜刮奇花异石;用大船组队编成“花石纲”运到东京，一路上运到运河狭窄处就不断开挖运河、拆除民房，耗费国家税收，给沿岸居民带来沉重负担，造成民怨沸腾。
蔡京常对宋徽宗说，现今国家钱币多达五千万缗，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做《大晟乐》、制定命宝。蔡京大兴土木徭役，服役者不下四十万。蔡京以稷、契、周公、召公自居。他又想扩大宫室规模以求恩宠，于是召童贯等五人，暗示说宫中狭窄简陋。童贯等人听命于他，各显神通，争相以堂皇奢侈为得意，而延福宫、景龙江的修建，使宋徽宗等更奢靡，修了更加华丽的艮岳。
为了迎合君主的喜好，各地官府层层加码盘剥，给百姓造成深重灾难。这一场景，在小说《水浒传》中有生动的描写。当时流传歌谣:“打了桶(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蔡京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大小官员都要向他行贿。蔡京生日时，全国各地官府还要“贡献”大宗礼物，称“生辰纲”。蔡京直接把国库当成自家的小金库,随意取用公款。
蔡京大规模打击政敌，扶植亲信。蔡京先后四起四落，因此政敌无数，一旦得势便假公权对政敌进行狠命打击，其中最恶劣的当为元祐党禁。蔡京将309人入奸党碑传布天下。为了争权夺利，他甚至对自己的弟弟蔡卞、儿子蔡攸也毫不心慈手软。宋徽宗期间，朝廷人事更替频繁，这与蔡京等当权者排斥、打击异己不无关系的。在打击异己的同时，蔡京极力扶持亲信。他之所以能够多次东山再起，和这方面有着很大的关系。
蔡京被惩处后写词道:“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翻成梦话。”他对一生的荣华富贵进行了回忆，充满了感伤之情，但却无忏悔之意。蔡京在赴儋州贬所时，携带大量金钱，但是他招致老百姓反感，在路上用钱也买不到东西，因此不由得感慨:“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最终，80岁的蔡京饿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崇教寺。宋人王明清的《挥麈后录》有这样的记载:“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遂穷饿而死。”《宋史·蔡京传》写道:“卒致宗社之祸，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百姓对蔡京的痛恨，由此可见一斑。
蔡京死后，被草草安葬于崇教寺后面的漏泽园。漏泽园属于北宋时期社会救济机构，本为蔡京所创，主要是用来安葬贫而不能负担丧葬费用之人，但是却埋葬了蔡京本人。直到宋孝宗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蔡京的骸骨方才由潭州迁葬于故里。
蔡京死后，御史上书说蔡京长子蔡攸罪不减其父。因此，蔡攸被贬置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并于途中赐死，一同被处死的还有蔡京的另一个儿子。
蔡京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但受名声所累，其书法造诣时常被人所忽略。
激化社会矛盾的经济改革
虽然一个“奸”字就概括了蔡京的一生，但蔡京身上一些其他东西却格外醒目。他的行政才能在当时就为世人所公认。对于当时的具体政策，他却一再能发现超越时人的政治经济见识和制度设计。
宋徽宗时期的北宋朝廷屡屡被后人诟病为“苛政”和“腐败”，但当时的社会经济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就人口来说，宋徽宗时期是宋代人口数最多的时期，全国总户数超过2000万，总人口突破1亿。就经济来说，北宋到徽宗时，经过1个多世纪的稳定发展和长期积累，“中外靖绥，年谷登稳”。在华丽的表面背后，蔡京采取的一系列适应现实的财政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蔡京任宰相后，主持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通过强化禁榷制、改革币制、完善市舶制等措施，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支撑了宋徽宗对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蔡京的经济改革暂时缓解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满足了最高统治者的奢侈之求。蔡京制度设计的精巧与合理之处在于保证政府获得最大的收益同时，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需求，为后世所仿效、沿用，不能不说是其才能的体现。
蔡京在茶、盐、酒等专卖领域的经济改革，在中国古代专卖制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它走出了官府寓税于价的经营模式，改变了收购和出售的垄断差价获取财政收入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蔡京注重对商品销售、流通和分配领域各环节的管理，注重商品销售范围的扩大。只有让商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起来，才能实现其价值，生产者、经营者才能从中牟利。其改革特点是在政府的专卖活动中更多地发挥商人的作用，顺应了政府财政结构变化、商品经济发展和中央集权加强的要求。只有发挥商人的作用，才能促进商品流通、增加专卖收入。蔡京实行的商销制度，不仅可以扩大销售，还可以减少官府的经营成本，从而成为经南宋至元、明、清沿用的专卖制度范本。
在这一时期，北宋货币政策发生了剧烈变化。在铜钱的铸行上，首次在全国推行当十钱;在铁钱的铸行上，把夹锡钱推向四川、陕西、河东以外的广大地区。这就是蔡京的货币改革。之所以铸造当十钱，与当时铜产量下降、供应不足、导致铜钱铸造额减少有关。而且铸当十钱利润丰厚。
另外，随着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领域提供给市场的商品数量和种类增加，人们的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尤其是对统治阶层中的达官贵人和大量的军人来说，他们已不再满足于政府供给他们粮食、布帛，而希望从市场上购买更多自己需要的、喜爱的商品。而就政府来讲，有时候从市场上购买某些商品可能比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商品更简单些。宋代政府购买的采购量和范围很大。购买活动往往需要借助货币这一媒介去实现，所以不论政府、团队还是个人，对货币的需求量都很大。
蔡京的货币改革，一定程度上也适应了社会各阶层对货币的需求。但其弊端是，蔡京的货币改革不是立足于大力发展生产之上，而是着眼于政府的利益、醉心于满足皇帝的奢欲。在蔡京看来，货币改革比茶、盐、酒的改革来钱更快、获利更大。
蔡京为人之奸诈、为官之贪腐、为相之误国，历史早有定论。但是，宋代社会救济机构的设置却有他的功劳。蔡京当政时期，社会救助制度的推行力度之大，在古代历史上是罕见的。其推行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制度，无疑是北宋救济制度发展的高峰，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在元、明、清三代之上。
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步入仕途算起，蔡京在北宋政坛活跃了半个多世纪。不管是初为地方官，还是后任宰相，蔡京始终以变法者自居，这在历代朝臣中少有。但问题在于，蔡京的种种努力，其根本目的并非为国为民考虑，而是为了求得恩宠、巩固自身地位。
蔡京的经济改革暂时缓解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满足了最高统治者的奢侈之求，但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改革来增加政府的收入，归根结底是在与民争利。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能过早消耗民力，到了一定时候必然带来恶果。据《宋史》记载:“是时天下财用岁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其措置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财赋多为禁中私财，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蔡京的经济改革，使得商人纷纷破产、百姓困苦不堪。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各地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其中以南方的方腊起义规模最大。方腊起义是北宋末年最严重的一次民众反抗政府的活动，直接动摇了北宋的统治，造成了北宋在其后的对外战争中迅速失败，进而亡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