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历代帝王对选定接班人都十分重视，将其视为立国之基、社稷之本。他们对皇子皇孙从小就注重教育和培养，而运用家训教育和培养后代是历朝历代的传统做法之一。家训作为帝王思想的组成部分，它的影响是当时任何人的家训所无法比拟的，剔除其封建思想的糟粕，也是我们今天了解和借鉴古代家训文化的重要资料。
传承儒家思想
虽然历代帝王均不乏家训，但是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却不是很多。现在能够看到比较完整的家训有唐太宗《帝范》、清康熙《庭训格言》和雍正辑撰的《圣谕广训》。在这些家训中，都宣扬和倡导传统儒家思想。
唐太宗在《帝范》中向儿子李治讲述了做皇帝的法则，这是李世民自己政治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对封建社会兴替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其中贯穿着运用儒家思想治国育民的理念。如《帝范》“崇文篇”说:“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他告诉李治，新王朝建立后要制定音乐进行德化教育，制定规范社会行为的法则、礼仪等维持政治秩序的安定，而礼乐之兴的主体是像孔孟一样的读书人。在“务农篇”中说“夫食为人天”，即“民以食为天”。又说“敬授民时”，告诉李治，粮食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东西，要让他们知道时令的变化，不违农时耕作。这一思想出自《左传》《史记》《尚书·尧典》等重要著作，其中《尚书》为儒家经典之一。
再来看看清代康熙、雍正两位帝王是如何在家训中向皇子皇孙传承儒家思想的。
康熙在《庭训格言》中说:“凡人养生之道，无过于圣人所留之经书。故朕惟训汝等熟习《五经》《四书》，性理诚以其中。凡存心养性立命之道，无所不具故也。看此等书，不胜于习各种杂学乎?”又说:“《书经》者，虞、夏、商、周治天下大法也。”康熙教诲皇子皇孙修身养性必须熟读《五经》《四书》，要努力学习《书经》《尚书》等儒家经典。
雍正在《圣谕广训》中提出，“黜异端以崇正学”，摒弃儒家正统学说之外的其他派别。这种提法始于汉武帝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统治国家和百姓的主要思想。又说，“明礼让以厚风俗”“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尊卑贵贱，非礼不定;冠婚丧祭，非礼不备;郊庙燕飨，非礼不行”。“是知礼也者，风俗之源也”。雍正告诉皇子，知礼是民风良俗的根源，老百姓知礼之风的养成，须靠“五常”“三纲”等儒家思想的教育和日常训练。
清朝自康熙开始效仿儒家传统教育方法，对皇子皇孙进行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这样的教育，从小时候就开始了。清宫制度规定，凡内廷皇子皇孙皇曾孙年至6岁开始上学读书。而在明代，太子最早5岁，最晚不过13岁开始读书学习。皇子皇孙入学读书，要先拜“至圣先师”孔子。在清宫上书房隔壁便是祀孔处，里面供奉着孔子、孟子、颜回、曾参等儒家先贤的神位，皇子皇孙便在此处进行叩拜。日理万机的皇帝没有那么多时间亲自教育皇子皇孙，这种学习教育更多地通过上书房师傅来传授。上书房师傅的挑选是十分严格的，不仅要博通经史诗文，还要品行端正。雍正初年确定的上书房新址，与皇帝平时处理政务的乾清宫近在咫尺。圆明园等处皇子学习的书房也设在靠近御殿的地方，皇帝随时都能了解皇子读书学习的情况。为此，乾隆皇帝曾赋诗《每御乾清宫辄闻上书房皇子颂读声欣然会心兼忆旧况》，表明他对皇子皇孙学业的关心和期望。
无论是通过家训传承，还是进行文化教育，封建帝王都十分重视对皇子皇孙儒家思想的教育。这与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传统和影响有直接关系。尽管封建文化内容丰富且芜杂，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儒家思想文化，以儒为本而兴教化导民俗，是封建统治者统一民心和巩固政权最重要的思想办法。
教导治国理政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家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国同构。而在封建帝王眼里，家是国，国也是家，与平民百姓心中的家和国是不同的，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子孙继承的家国大业，这也是皇帝家训与民间家训的重要区别。
在历代帝王家训中，教育皇子皇孙继承“家天下”、守祖业坐江山的内容占有重要篇幅。唐太宗在《帝范》首篇中说:“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
清乾隆皇帝御书匾额“皇建有极”，高悬在故宫保和殿。两旁柱上的对联是“祖训昭垂，我后嗣子孙尚克钦承有永;天心降鉴，惟万方臣庶当思容保无疆”，时时提醒皇子皇孙不忘清朝大业。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讲述了他挫败吴三桂等三个镇守边疆的势力，解除了三藩割据对中央构成的威胁，以及平定察哈尔叛乱的经历，告诫皇子皇孙，“今海内承平，回思前者，数年之间如何阅历，转觉悚然可惧矣!古人云:居安思危”，万万不可大权在握就高枕无忧，要以史为鉴，居安思危。皇帝们，尤其是那些开国帝王，从登基开始就想着如何让后代继承家天下，可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在帝王家训中，教导治国理政是一项重要内容，往往强调重视农业、关心民生。雍正在《圣谕广训》中说，“重农桑以足衣食”“地方文武官僚，俱有劝课之责”，要求他们“勿夺民时，勿妨民事，浮惰者惩之，勤苦者劳(奖励)之”“务使野无旷土，邑无游民，农无舍其耒耜，妇无休其蚕织”“敦本阜民”，从而实现重农桑的治国理念。封建统治者从稳固政权的角度出发关注民生，因为有人才有国，有国才有君，老百姓只有保证温饱后才能效力国家。因此，封建统治者往往把重视农业、关注民生作为基本国策。
求贤纳谏、网罗人才和赢得人心，也是帝王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太宗在《帝范》“求贤篇”中说:“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治。”“照车(宝珠)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显罚以威之，明赏以化之。”李世民告诉李治，要治理好国家离不开人才，人才比什么都重要。用人要扬长避短，以使人尽其才。善于识人用人，赏罚分明。还要善于纳谏，广开言路，去谗摒谀，不能让奸邪小人得逞。
明代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亲自编撰的《帝鉴图说》是供当时年仅10岁的明神宗(万历皇帝)阅读的教科书。全书由一个个小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都配以形象生动的插图，类似绘画版的皇帝家训。书中开头两篇是“任贤图治”和“谏鼓谤木”，讲的是圣明的君主要依靠贤臣的辅佐才能成功，善于倾听不同意见是君主的美德。
帝王们大讲特讲的治国理政之策，是要让皇家子孙学习历史，借鉴前人治国理政经验，以便将来稳坐江山社稷，这才是帝王家训中的核心内容。
言传不忘身教
为使封建王朝的家天下世代传承，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对皇子皇孙的教育和培养，一些皇帝言传身教的故事也传为佳话。
以清代为例，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皇帝正值清朝初创之时，百废待兴，无暇顾及皇子们的文化学习，主要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政治军事才能，成为外能统兵、内能辅政的栋梁之材。直到康熙朝之后，才对皇子皇孙进行比较系统的儒家思想文化教育。与此同时，帝王们还依照满族习俗，教皇子皇孙学习满语和骑射本领，把“国语骑射”的教育培养视为征服异族、统治国家的立国之本。道光皇帝曾将所学刀法编成套路，传授给皇子皇孙，希望他们文武兼备，继承本民族习俗和优秀传统，进而巩固满州贵族的封建统治地位。
康熙皇帝除指派张英、李光地、汤斌等人教授太子胤礽外，还亲自为他讲解《四书》《五经》，传授治国之道，讲述祖辈和自己的经历，教育他体会前辈创业的艰辛，了解为君者怎样守城持国，古往今来的成败得失，以及作战兵法等，这种严父教子的作用是任何老师也代替不了的。
康熙皇帝孝敬祖母(孝庄文皇后)的行为，也为子孙做出了榜样。康熙在祖母生病时，“侍汤药三十五昼夜，衣不解带，目不交睫，竭力尽心，惟恐圣祖母有所欲用而不能备”。他吩咐御膳房为病中的祖母准备丰盛、可口的饮食，仅糜粥之类就有30多种。祖母被他的孝心感动，垂泪赞叹:“因我老病，汝日夜焦劳，竭尽心思，诸凡服用以及饮食之类，无所不备。我实不思食，适所欲用，不过借此支吾，安慰汝心。谁知汝皆先令备在彼，如此竭诚体贴，肫肫恳至，孝之至也。惟愿天下后世，人人法皇帝如此大孝可也。”孝庄文皇后于康熙二十六年(1688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去世，康熙皇帝要为祖母服丧27个月，以感谢祖母教养之恩。诸王大臣及百官再三陈奏，可将27个月改为27日，但是康熙不为所动。他说:“人孰无祖父母、父母，为子孙皆当尽孝，何分贵贱?朕孝治天下，思以表率臣民……”他孝敬祖母的故事，深深地感动和教育着皇室后代。
然而，帝王言传子孙的家训名言，他们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如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中嘱咐儿子要孝治天下，“抚九族以仁”“奉先思孝”，抚慰爱护皇亲国戚。在这里，唐太宗便言行不一了。当年李渊带领建成、世民、元吉同胞三兄弟，据晋阳起兵反隋，攻下长安建立唐朝。李渊遵照皇位嫡长子继承制，立建成为皇太子，同时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而随着秦王屡建战功，羽翼丰满，与建成明争暗斗，争夺皇位，到后来秦王杀死同胞兄弟建成、元吉，李渊不得已宣布秦王为太子，两个月之后让位，当上了太上皇。争夺皇位之时，父子反目，兄弟相残，什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骨肉情谊早就抛到九霄云外。而中宗、玄宗和代宗都是通过武力夺取皇位的，或许就是从唐太宗那里学来的。
封建王朝世袭制是传承家天下的法宝，顺利交班是老皇帝最大的愿望，但是成为帝王便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后代们不惜为此拼命厮杀，这并非一纸家训所能解决的。
重视民众教化
封建帝王运用家训匡扶世风、教化民众，进而维护政权稳固和社会和谐的例子也不少。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布了“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圣训六言”，大力推崇为治之要、教化为先的治国理念。为使“圣训六言”广为人知、深入人心，各地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讲圣训活动，并一直沿袭到清代。
顺治九年(1652年)，顺治皇帝重新颁布了“圣谕六言”，并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设立乡约制度，规定每月朔望(即农历每月初一日和十五日)，举行两次宣讲圣谕活动。康熙皇帝即位后颁布了《圣谕十六条》。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又为《圣谕十六条》加了长达万言的阐释，称为《圣谕广训》。雍正皇帝下令将《圣谕广训》颁发给各省督抚学臣，转行该地方文武各官及教职衙门，晓谕军民生童人等，通行讲读，谕令各省各州县大乡大村于人口稠密处设立讲约所，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长及读书之人，宣讲《圣谕广训》。
清政府还规定，对于从事宣讲的人，“行至三年，著有成效，督抚会同学臣，择其学行最优者具送部引见，其诚实无过者，量行旌异，以示鼓励;其不能董率、怠惰废驰者，即加黜罚，如地方官不实力奉行者，该督抚据实参处”。同时，《圣谕广训》也被列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由于《圣谕广训》以文言文写成，虽然读书人都能理解其意，但广大百姓听不懂。加之照本宣科的宣讲方式，对民众也缺乏吸引力，宣讲效果自然不佳。所以，在宣讲过程中就需要将其内容进一步通俗化和大众化。
清政府在倡导宣讲圣谕时，一再要求各省督抚、学政，督饬地方官及教职各官“实力奉行”。各省督抚率先垂范，悉心编撰宣讲内容，衍生了许多关于《圣谕广训》的白话文本。宣讲圣谕是清代地方官吏的一项政务，宣讲的成效还被纳入考核与升迁的内容之中。那些教人孝顺父母，劝官清廉自律，诲民崇尚节俭和讲律法、明礼让、务本业等各种生活细节上的行为规范，有助于促进家庭和睦、民风淳朴和社会安定。
封建社会的家族设立家训，其初始目的是为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而帝王撰著家训则是为了教育后代，完善治国方略。帝王将皇室的家训推广为全民的广训，其产生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家庭教育的范畴。剔除其中的消极思想，其倡导的以儒家思想治国育民，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教民奉先思孝、劝官清廉自律等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政治伦理，对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