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故宫博物院展出举世瞩目的《清明上河图》，观众最多排队6小时观展，有人多次排队，逐厘米赏阅;
2017年9月，故宫博物院展出北宋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因参观人数过多、排队时间过长，引发蔚为壮观的“故宫跑”;
2017年10月，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洗在香港拍出2.94亿港元，创下中国瓷器拍卖的世界纪录;
2020年12月，宋代朱敦儒的《暌索帖》在拍卖中以1.5亿元成交，依照古代标准换算，折合黄金近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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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宋代文化的魅力日益彰显。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王国维则称:“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但是，宋代也常常被指责为冗兵冗费，积贫积弱，对外输银纳绢，屡遭侵扰。历史往往错综复杂，伟大的文明与强悍的武功并非总是相伴而生。没有一个王朝是完美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它们对现世生活的打造，以及理想世界的蓝图里，去比较究竟哪一个更加迷人。
宋代的年财政收入曾高达16000万贯，其中商税的比重年年增长。庞大的商船舰队，频繁地远航至阿拉伯、印度、东南亚,以及东亚的日本与朝鲜，出口丝绸、瓷器、书画等工艺品，带回香料、矿石等原料。
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纸币与银行信用，发生在宋代。神宗时期，宋代每年铸币可达506万贯。而在唐代鼎盛的玄宗时期，年铸币也仅为32万贯。
中国历史中，只有宋代始终施行募兵制。政府出钱招募禁军，免除百姓兵役，历代百姓深受其苦的沉重劳役则由厢军承担。
宋代乃书生当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与文化抱负有着充分的施展空间。道德上的追求，使其更关心百姓福祉。
北宋时设立了现代福利机构的前身——福田院，负责收养无法自存的老幼贫疾;安济坊，是免费为穷人看病的机构;漏泽园则负责殡葬无力入土为安的穷人，以及客死异乡的旅客;流落街头的孤儿弃童，有慈幼局收留照顾，等到年龄稍大，便“令入小学听读”;高宗时颁布的《胎养助产令》规定，贫民家的婴儿由政府找稳婆照顾，其后不能养育者，皆由政府每年支付助养费，助其乐生。
南宋大儒朱熹总结宋代文化说:“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四大发明之中，宋代占有其三。儒学复振，濂、洛、关、闽之学，皆自成体系，立德立言，影响深远。诗词文赋，风格独具，驰誉千载。文化名人大量涌现，欧阳修、范仲淹、二程、三苏、张载、王安石……群星闪耀，光照后世。
以屡遭指摘的积弱国势，孕育出如此恢宏之文化成就，个中关系，错综相连，实难评断。回望千年宋都，曾经上演的盛衰功过，都已随滔滔汴水一去不返，唯有两岸的声声叫卖、元夜灯畔的欢娱笑靥、樊楼上的珍馐美味，虽相隔千载，却依然有余音在耳，余香在心……
在一千年前，假使从太空望向地球，会觉得有些黯淡冷清。城市作为文明聚汇的生息地，看上去稀疏寥落，远不及今日这般星罗棋布、明耀喧嚣。11世纪前后，美洲仍在酣睡，欧洲在黑暗中苦等人文意识的归来，那些曾经拥有过伟大文明的地区，都已经沉寂了数个世纪。唯独在遥远的东方，九曲黄河的中下游处，一座北宋王朝的帝都——汴京，傲然屹立在时代的文明之巅，绽放出旷世绝伦的物质创造力与精神气度。
汴京方圆近百里，由三重固若金汤的城墙层层相卫，将城市区隔为皇城、内城和外城。皇城坐镇正中，统御天下，是汴京的心脏;四大运河犹如城市的动脉，昼夜不休地将天下财富汇聚于此;城中超过百万的人口，则是它的血肉，共同演绎出大宋王朝民丰物阜的繁盛景象。
时代的观念，总是润物无声地浸渗在城市的细节当中，不曾亲历的人，很难真切地品味其生活习俗、风教伦理。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说过，如果想真正地理解传统文化信息的用意，就必须神游发想，将自己置身于古人的氛围中,用他们的心思去认识环境，考量事物。那么，若想真正地领略北宋城市的富庶风华，不妨去做设身处地的联想，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到北宋的都城中游历一番，体验真实的宋城风情。
晨起的街景
在汴京的第一道晨光照进之前，倘若想为这趟“穿越之旅”选择一个起点，那么皇城东侧的东华门一带，无疑是最佳地点。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有天亮之前就能尝到的美食。
每日五更时分，住在城内的官员们便匆匆起身，由侍从们掌着贴有官职名称的长柄灯笼，聚集到东华门外的待漏院中，准备上朝。在等待的时间里，翰林司官会供给酒果，附近也有摊贩聚集在此，买卖各式粥饭点心、煎点汤茶，汇集成一处热闹的早市。此外，早市中另有一些图画、花环、领抹等小物的买卖，天亮便散，被人称为“鬼市子”。
宋代的米饭一般是屉蒸的麦饭，饭上撒有槐花、嫩韭等香蔬，看上去星星点点，叶绿芽黄，不论滋味如何，瞧着便勾人食欲。面食类，有餶飿、馎饦、馓子等，花样别致，可水煮，也可裹馅油煎。粥类则是从佛门中演化而来，其中加有松子、板栗、乳菇、柿饼等材料，喝上一碗七宝五味粥，不仅裹腹养生，更有助禅的意味。来到这里，不妨就坐到商贩的摊位中，尝一尝宋代的各色早点，领略一番晨市的街巷气氛。
每天这个时候，城外的商贩纷纷拉着“浪子车”或“串车”，聚守在内城的城门之外，等待入市;寺院中的行者、僧人，敲打着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外城的禁军业已起身，准备着日间的负米重训。虽然天色未明，但整座城市已经被唤醒，在日出之前缓缓蠕动起来。
早餐过后，沿着皇城的城墙向南逛去。这时天色已明，路上的行人渐多，临街的店铺也纷纷开市交易。举目但见雕楼画阁，绣户珠帘，香车宝马穿行街上，绣饰华美的软轿停候在路旁。茶坊酒楼中，传出悦耳的琴箫曲调，行走在市井坊陌之间，满眼尽是各地商旅调集来的四海奇珍，或荟萃九州的美味佳肴，不免令初次来京的旅人眼花缭乱、心神荡漾。
自东华门南行至大内的东角楼，绕行向西，再走几十步，就能够看到宏伟壮观的宣德门。作为皇城的正南门，宣德门是宋代帝王最常出入的一座城门。门前铺开一条御街，宽达300米，算是古今中外少见的特大型街道了。只可惜此路是皇家的专用路，不让游人近前。两侧的水道中栽种着粉荷青莲，随着御街一路向南延展出去，将它装扮得像裹了织绣一般。御街穿过内城南面的朱雀门和两条城南运河，直通向外城的南薰门，成为汴京的一条中轴线，将整座城市分为了东西两大城区。
城西并不是旅客游玩的首选，虽然这里静卧着风光秀美的金明池，但密集的军营设置与官衙分布，却挤压了美食与娱乐活动的空间。西部的外城，是军营设置得最为密集的地区，在不同的年代里，军营的数量或有增减，但这里始终保持着在京禁军数量的最高比例。内城西部则多为官署机关的所在地，尚书省、御史台、开封府等都设置在此，居民的游娱活动自然较少，纷纷拥到了城市的另一边。
内城的东部，靠近御街，建有政府的财政机关和一些寺庙、道观、学校。城中大型的商铺榷站、酒楼茶肆，以及仓库邸店，皆交错杂处于其中。汴河作为北宋东京的生命线，将江淮一带溯河运至的物资，纷纷卸落在城东，咸聚天下财货于此。这里商铺林立，行贩不绝，奇珍百货，无所不有，叫卖之声不绝于耳。《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画面，便是汴河两岸的富庶场景，而那不过是汴京外城中的东南一角而已。
在喧闹的街市中，抬头可见数座高耸的望火楼立于城中，这是用来望火报警、防范火灾而建的。每隔数百步，又设军巡铺一栋，铺中有巡警数人，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巡警制了。巡警们日间疏导交通，夜里警卫街宅，防盗防火。一旦遇到火灾，便有马军奔报，城中禁军、马步军、开封府各领军汲水灭火，甚至不须惊扰百姓。
汴京中的官衙与商铺、民宅交相杂处，这在都市中是前所未见的。即使在开放的唐代，市场也须定时关闭，以冰冷的坊墙将民宅和市场隔离为两个独立的空间。封闭的街区结构在宋代逐渐瓦解，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这一方面是城市经济汹涌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宋代在城市空间构造上，对于市民生活中经济合理性的人道考量。
大相国寺内的万姓交易
自宣德门外向南走去，穿过秘书省和南税院等官署驻地，便能看到宏伟的大相国寺迎风探出的飞檐挑角，上面铺着的黄琉璃瓦，在阳光下发出熠熠光辉。
相国寺本名叫建国寺，在唐代睿宗时更名为相国寺，并赐御书“大相国寺”之匾额悬挂于寺门。北宋时期，汴梁成为帝国的首都，历代帝王皆对相国寺特别崇奉，多次巡幸。每届的新科进士，也要题名刻石在相国寺内。这使得相国寺成为汴京内四大寺院之首，被称为“皇家寺”。
相国寺在北宋深得厚遇，寺中的建筑与神像自然会得到反复的增修，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竣工于真宗时期，修造历时七年之久。重修后的相国寺，画栋飞甍，富丽堂皇，一连串壮丽绝伦的殿宇、楼阁组成寺庭，立于中轴，两侧禅院鳞次，是平日僧人修行的地方，殿中的壁画雕塑皆出自唐宋名手，如吴道子、杨惠文、王温等人。正殿前的广场开阔宽广，与两侧的廊庑一并可容纳万人之巨。由于相国寺位于全城最繁华的地段，南临汴河，交通便利，游人如织，在北宋繁盛的商品经济促动下，这里逐渐成为了汴京商业贸易乃至文艺娱乐的中心。
作为汴京中最大的商品集散地，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这或许便是今天庙会的雏形。在每月初一、十五的附近几日，相国寺定期开市，一时间百工齐列，集客如云，“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食品、药品、杂什、书画、古玩，乃至卜卦、杂技、评话、傀儡戏，分别在寺内不同的地点设肆经营。京城内各色人等，都会来瞧上一瞧，凑个热闹。如果碰巧在禁军的假期中开市，那么交易的场面则会更加震撼。
来到正门，马上被这里贩售之物吸引驻足。此门是至道二年(996年)宋太宗敕令重建，修门三座，上有门楼，甚为宏壮。门前是贩卖飞禽猫犬的摊铺，兴旺异常，甚至一路扩张到附近汴河上的相国寺桥上。宋人养猫养狗的行为非常普遍，不只为了捉鼠护院，更有观赏、行猎的意图寓于其中。
进入寺中，处处是商贩架设起的彩色帐幕或露天铺位，买卖屏帏、簟席、香炉、火箸、熨斗、帘钩、冠梳、腰带、扇柄、花卉、果盆、酒盏、球杖、弹弓、鞍辔、衔勒、樊笼等日常用品。从这些货品中，或许可以勾勒出一户宋代寻常百姓的家中情貌。走到邻近正殿的地方，是一些出售笔墨纸砚的摊位，许多举业子弟在此流连赏看，旁边甚至还陈列着一些道教用具销售，如道冠、法衣之类。广场两侧的廊庑中，是各寺院中的“师姑”所卖的绣作、领抹、幞头、帽子、绦线之类。逛到佛殿后面的资圣门前，则能看到书籍、古玩、图画，以及各地罢任官员所贩卖的土特产。
宋代对商品的定价，是官署集合行会以及商户三方，共同商议而定。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是定价的标准。官府对于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巧取豪夺者，都会施以一定的处罚。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交易买卖中已经有了“托”的出现，而宋代的政府对这些“在旁高下其价，以相惑乱”者，也明令有“杖八十”的严厉刑罚。一旦遇到荒年，为了避免百姓“用物少而民食难”，政府也会对油、炭、面、布等生活物资免税降价，以解时难。而对于一般的“贩夫贩妇细碎交易之物”，则直接被划入免征税商品之列。
相国寺集市中的商品可谓咸集九州、无所不容。寺中开设着一些专业的书铺，经营者都是些具有鉴赏眼光的版本专家，他们不仅售书，而且集编辑、刻印、出版、发行于一身。汴京内的士林中人也常常被吸引来此，在集市中搜购心仪之物。黄庭坚就在这里淘到了史学家宋祁的《唐史稿》的手迹。今天看来，相国寺集市中最耀目的文学名星，当属词人李清照及其夫君赵明诚。二人常在寺中搜购古籍碑帖，并且时有收获。每当集市开放的谒告一出，他们便匆匆跑去质铺，典当衣物，换得几百钱，相携步入相国寺，用去一整天的时间寻觅碑石古籍，搜得后，回家相对展玩研究。此中的乐趣，被二人自谓为可直追上古的葛天氏之民矣。
樊楼百味
从相国寺出来，已经日正中天，晨间入肚的食物早就在拥挤的集市中消化一空。去哪儿吃饭，是购物之后常会想到的问题。
中国人的三餐制始于宋代。夜生活的精彩延长了宋人每天的活动时长，丰富的货品供应又保障了他们的生活消费。于是，前朝一日两餐的习惯，便被宋人增加的一顿晚饭所打破。宋祁在《出野观农》中说:“果然庄腹三餐饱，悒悒深耕不顾人”。可见无论城市乡村，宋人一律是日食三餐。即使遇到灾年，政府的救赈也是按照三顿的标准来发粮。
在历代食家的美食推荐表上，北宋东京汴京的小吃无疑名声最著。孟元老在他的《东京梦华录》里，随意便介绍出了几百种特色小吃，花样别致，品类繁杂，且大多数是今人无法猜出其材质以及做法的特色美食。但是想品尝一下正式的宋代大餐，就要光顾城东那些豪华的大酒家了。汴京里一等的高档酒楼有七十二家，其中佼佼者有任店、长庆楼、会仙楼等，而最负盛名的当属“巍然适构千龄运，仰止常倾四海心”的樊楼了。来到汴京，自然要去此处领略一番正宗的传统华夏饮食，方不虚此行。
自相国寺到樊楼尚有一段路程，如果实在腹鸣难忍，不妨到附近的街巷桥头，便有车轿鞍马的租赁服务候在那里。乘上马车向东行进，在甜水巷折向北，穿过潘楼街，临近东华门街时，便能远远地望到樊楼的金碧楼台了。
樊楼是汴京的第一高楼，在坚实高固的砖石台基上，共建有五座三层高楼，彼此相向，参差错落。楼与楼之间，以飞桥栏槛相连，明暗互通。门前扎缚着彩绸装饰，两侧飘动的绣旗掩蔽天日，迎客相招。
进入厅中，面前是一条主廊，两侧殿柱林立，柱上皆是名人字画，四周彩壁画阁，珠帘绣额，被今人奉若珍宝的宋窑名瓷、银杯漆盘，在身边传来递去，不可胜数。楼下的厅院被称为“门床马道”，供应一般的酒菜。上楼则美名为“登山”，可登一山、二山、三山，楼层越高，酒菜食具就愈加精致。站在樊楼西楼的最高层，可以越过宫墙窥视到大内的生活，因而此处后来被禁止登楼眺望。
入座之后，便有酒博士上前招呼，菜单乃是挂在墙壁上的木牌。塞北的羊肉，淮南的蟹，明州的江瑶柱、青虾，松江鲈鱼，漳州车鳌，江南的笋以及鹿獐，在这里都能吃到。由于牛在农耕社会常受保护，羊肉就成了宋人荤食类的首选，菜牌上提供有羊肚羹、入炉羊、虚汁垂丝羊头、闹厅羊、旋煎羊白肠、酒蒸羊、羊蹄笋、羊头签、软羊包子、乳炊羊、羊肉脯等各式使人流涎的菜色。宋朝缺少牧区，羊肉需从契丹进口。
有肉便须有酒。宋代的酒，大多是未经蒸馏的黄酒或果酒，度数不高。即使是不善饮酒之人，也可略饮几杯，不会轻易醉倒。酿酒所用的酒曲，在宋代由国家专权制作。官府将酒曲定量卖给樊楼这样的规模较大的“正店”，由它们酿出独具风味的美酒，自售以外，还可批发给城中规模较小的“脚店”。几间正店竞争激烈，以致名酒辈出。张能臣撰写的《酒名记》中，列举了北宋美酒223种，其中包括任店的“仙醪”、清风楼的“玉髓”、高阳正店的“流霞”，以及铁屑楼的“瑶灵”，樊楼所酿的酒则有“眉寿”“和旨”两种。“和旨”的名称出自于《诗经·小雅》中的“酒既和旨，饮酒孔谐”，意指此酒醇和而甘美。
中国被称为美食天堂，多缘自对于食材的理解运用，以及独到的烹饪方式中所包含的文化底蕴。事实上，中国的食物利用与烹调方法大多成形于宋代。宋人的美食制法有煎、炒、炸、烧、烤、炖、熘、爆、煸、蒸、煮、拌、泡等不下几十种，腊、脯、熏、脍等对食物的预处理方法也都广泛普及。包括碟子、瓷勺、棱筷等更趋精致的膳器，也都成为后世食具的滥觞。只是在元人截断文明之后，许多宋人的美食都已失传，后人只能参照着一鳞半爪的记载，去凭空想象当时的情景。例如宋人最常食用的“羹”“签”类食物，都将当时技巧精妙的烹食方法运用到了极处。在当时，羹类就有头羹、石髓羹、三脆羹、百味羹、群仙羹、造羹、合羹、饶齑头羹等各种吃法。签则是模仿古代的炊具形状，以蛋糊或网油裹住肉馅，炸制成各种鸭签、羊签等，外皮儿的脆香与肉馅的酥嫩相互渗透，在口中融为一种独特的风味。如今，“羹”已经不再是食物中的主角，“签”更成了豫菜以外难得一见的食物。至于一些特色果蔬，如樱桃煎、来禽、霜蜂儿、稠膏蕈、玉薤等，今人就更加瞠目不识了。
不过在宋人的菜单中，也有被今人发扬光大的美味。“拨霞供”与“孛娄”便是其中精华。“拨霞供”借名于“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的诗中美景，其实便是“吃火锅”。宋人林洪在《山家清供》里记述了时人争先效仿的吃火锅法:“山间只用薄批，酒酱、椒料活之。以风炉安桌上，用水半铫，候汤响一杯后，各分以箸，令自夹入汤摆熟，啖之，乃随意各以汁供。”这与今天的火锅吃法并无二致。“孛娄”则是宋代的爆米花，范成大记述吴郡风俗时说:“上元……爆糯谷于釜中，名孛娄，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年之休咎。”将食物与问卜风俗结合在一起，为其增加了丰富的民俗内涵。
老百姓有句俗话，叫做:“人生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句话最早便是出现于宋代。对于百姓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生活。从生活的细节中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见微知著，以小见大。
来源: 长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