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中，北有艮岳，东有上清观，西有金明池。而向南跨过相国寺桥，出保康门，便可看到一片轩峻清雅的建筑群，鳞次栉比，装饰华丽。国子监、法云寺、太学、看街亭、五岳观都坐落在此，聚合为城市宗教与文化的中心。
宋代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大转型时期，其建筑一改唐代的雄浑之姿，变得精巧、雅致，注重结构上的变化。这是在理学精神的渐染下，宋人含蓄内敛的审美风向使然。尤其是国子监、太学、礼部贡院等官学机构的建筑群落，在端静明寂的殿堂结构以外，殿脊、屋角做起翘之势，给人以轻灵、秀逸之感。此外，梁、柱、栏杆处则加仿古雕饰，使整栋建筑更添儒雅风致。
崇宁元年，宋徽宗为了崇儒兴学，仿照周天子之制，在国子监南面起建辟雍一座，以充太学之外学。辟雍本是古代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宋代模仿《周官》外圆内方之制，将辟雍建在圆形水池正中，四面架桥，有屋舍1872间。各地赴考太学的贡生来京，都先安置在这里，等到考试合格，就可以补入内舍、上舍，升入太学。
辟雍是徽宗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仅作为太学的预备学校而短暂存在。太学，才是汇聚天子门生的宋代最高学府。崇宁年间，外学加上内舍、上舍的生员，共有太学生3800人。走进太学的中庭，白衣卿相，书声琅琅，“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宋代庞大的文官集团，便是仰仗着这里不断地输送着济济人才。当国家陷于忧患之际，此处也曾掀动过一幕幕激烈的政治风波。
太学的校舍建筑相当完备，学校中轴建有讲堂与藏书楼，射圃、斋舍分布在两旁，是太学生运动与生活的场所，设有斋长、斋谕专门负责学生的后勤工作。宋代乃真正的士大夫时代，国家对未出学门的贡员也优待有加。太学以及其他州学皆有学田供养，一旦学田所产不足，则由政府拨款，以保障学子生活。太学生屋舍舒适，伙食也不错。宋神宗在视察太学时，品尝了太学厨房的馒头，颇为满意，曾说过:“以此养士，可无愧矣!”从此，这种带馅的馒头就成了太学生每个月的补助餐。
太学的正副校长，被称为“祭酒”与“司业”，管理着学校的课程安排、升舍考试，以及学籍处理等事宜。其下设博士、学正、学录等数人，担负着传授经术和言行训导的责任。宋代以前的太学是为贵族子弟专设的，宋代开始将庶民纳入了招生范围，只要通过地方的考试，都有机会进入太学。学业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文史、治事。比起入学考试，通过毕业考试更加艰难。
据宋人苏颂的记述，在太学课业中，《礼记》《仪礼》《周礼》皆为大经，要用两年的时间修完，《诗经》须用一年半，《周易》《尚书》是一年讲毕，其余的诗赋、文论，以及时务治事，需每日研习讨论。在此之外，《论语》与《孝经》也要时时兼修。太学生们每日专心致志于各种先贤注疏之中，皓首穷经，下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同时又要兼通经世致用之道。这样熬出来的毕业生，与唐代以诗赋为先的进士科取士不可同日而语。在王安石的时代，学行卓异的太学生不需科举，可直接做官。至徽宗朝，太学已成为仕进的主要途径。
假使真的来到宋代的太学，漫步其中，就有机会见到大名鼎鼎的嘉祐石经的原貌了。这块石碑刻于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毕工于嘉祐六年(1061年)，以篆、楷两种书体刊刻了儒家经书九部，共约六万余字。宋廷将其立于太学，是为了正定经典，为太学生树立儒学典范。在弘扬儒家思想的同时, 嘉祐石经也见证了儒学在宋代的复兴。儒家伦理对于世界的家庭式关怀、对理想社会的不懈打造，都经由太学生的耳濡目染，最终输送到国家最高决策中心的丹墀睿幄之间。
儒学自东汉起便落入了繁琐注释的窠臼，日见老态。唐代佛学大兴，佛教、道教相比于儒家学说，皆更受尊崇。儒学不得已而由外转内，强调性理，重视心性研究，为宋儒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及至宋代，理学开启，新旧交替之际，儒学不仅于思想层面转型，也在教育理念的实践上有了新的面目。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有感于“科举束于声病，学者专于记诵”的教育时弊，推动庆历兴学运动，试图导正学风，为国养士。在太学教育中，新政一反当时盛行的重视诗赋声律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体制上参考宋初大儒胡瑗的“苏湖教法”，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分科教学与必修、选修学制，主张“明体达用”。课业之中，儒家经典为必修，属“明体”之学;历算、讲武、堰水等科，属于“达用”之学，可选修。并聘请石介、孙复等理学大师来此设席讲学，将“理”“气”“道统”之说引入官学体系，宣扬“以道统欲”的观念，追求万世常行的圣人之道。一时间从者甚众，书香复振，为理学在南宋结出丰硕果实打下基础。
在我国古代，但凡一个社会太平久了，经济成就日益显耀，便会生出种种嗜利奔欲、嚣浮扰攘的风气，使人迷智蒙心。但与此同时，社会也总在精神层面提供一股反作用力与之抗衡，教化人心，匡正世道。宋代的经济与金融成就是公认的历朝之最，却能始终维系着“风雅时代”的美称。究其原委，文教勋业自然功不可没。宋儒道统，以匡扶正义为其使命。蔡京在朝时，太学生陈朝老顶着被流放的危险，上疏列举蔡京十四条罪状，“时人争相传阅”，以致蔡京遭到免职留京的处分。
中国的儒家英雄，无论出身官学还是私家书院，都经历过艰苦的心性修炼，出仕之后，赤心拳拳，不畏时难，以背负天下忧乐为己任。千载而下，世道轮转。每当读史至此，都不禁令人掩卷深思，喟然兴叹。
上元灯夜
宋太祖当年“杯酒释兵权”时，曾坦率地对开国勋臣们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莫不如“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解除了长久以来的殿前兵患。从此，使民众沉醉于歌舞乐游，成为贯穿宋代始终的安民良策。尤其在汴京，帝王们经常在节日里大设庆典，并亲自巡行，与民同乐。游人来到汴京，美食、购物、游览之余，体验到一次宋代的节日庆典，一趟旅程才算圆满。
汴京最具狂欢气氛的节日，莫过于除夕过后的上元灯夜。作为新年后第一个圆月之夜，这一天被宋人认为是天官赐福之日，政府也会在此节前后赈恤贫弱，营造节日气氛与太平气象。宋太祖曾下诏:“节日期间京城张灯五天，各地三天，城门弛禁，通宵开放。”届时，官员们可以获假三天，到街市中与百姓共赏花灯，帝王也会在上元夜出现在宣德楼上。徽宗皇帝不满足于只在大内赏灯，还曾带着妃嫔们跑出宫门，在街市中游赏，并下诏，凡到御街观灯之人，一律赐酒一杯。
宋人一向喜欢热闹，爱过节。富庶的王朝，繁荣的城市，令休闲享乐之习尚相率成风。上元节在宋代发展为最热闹的世俗狂欢节，置身其中，就如同流连于宋代的风俗长廊，尽赏其人文景观。
上元节庆典，早在岁前冬至便开始布置。在皇宫南面的宣德门前，用松枝、木料搭起山棚，高16丈，宽365步，以花朵、彩旗装饰，唤为“彩山”。下面搭建台阶式的鳌山以支撑，中间树立木两根，长24丈。柱子以金龙缠身，每个龙口处衔一盏灯，谓之“两龙衔照”。御街两侧有御廊，廊下自除夕起，便逐渐聚集了各色歌舞百戏、奇术异能。蹴鞠击丸、踏索上竿、猴呈百戏、鱼跳龙门，一片连着一片，奇巧百端，常令人耳目一新。很值得一看的有张九哥的吞铁剑、小健儿的吐五色水、杨文秀的鼓笛演奏、赵野人的倒吃凉面、尹常卖的《五代史》评书等，都是京城中有名的表演秀。聚集到此的游人一日胜过一日，乐声人声嘈杂喧嚷，十余里外的地方都能够听到。
待到元夜当晚，街市中处处张灯结彩，万头攒动，比肩继踵。悠扬的乐声从四处传来，挤在人群当中，周围穿梭着各式特色灯品，鱼龙乱舞，锦绣交辉。苏州的五色玻璃灯、福州的白玉灯、新安的无骨灯，纷集在此。不过最吸引眼球的，仍是鳌山上金光万丈的彩灯。
皇帝准时出现在宣德楼上，隔着一层布帘，望不真切，帘内人影晃动，看得出有乐队在演奏，偶尔还可听到妃嫔的嬉笑声。在这个时候，帝王不过是节庆活动中一个遥远而模糊的背景，如同戏台上的影像，甘愿扮演着万民狂欢的背景角色。此刻，由无数彩灯组成的鳌山灯火已经一齐点亮，金碧相射，气势恢宏。鳌山上绘有楼阁、神佛画像，前面搭着舞台，有乐师伶官演奏乐曲。两侧是由彩绢扎成的文殊、普贤菩萨，分别骑着狮子白象，手指可以晃动，还能从中射出水来。原来在灯山的最高处，藏有一只贮水的木桶，用辘轳不断地绞水上去，定时喷洒下来，像瀑布一般。每次喷水，便能激起人群的一阵欢呼。
鳌山上的彩灯皆以琉璃制成，外面绘有山水人物、花竹翎毛。底下的灯往往有灯谜贴于其上，供人猜测，猜中谜底便可扯下谜条，领取赠品。如果走饿了，满街都可见到“打旋罗”的小贩，背着竹架，敲着小鼓，随时奉上香气扑鼻的宵夜小吃。“打旋罗”乃宋代的推销员之舞，是街头小贩用来吸引目光、表明身份的一种舞步。这种转着圈圈前行的步姿，也是街市中一道独特风景。
宋代的夜市小吃，被称为“杂嚼”，四季内容并不相同。冬月里，最常卖的是盘兔、滴酥水晶鲙、煎夹子等。当此上元之夜，有两种特色小吃是必须一尝的。乳糖丸子，便是现在的汤圆，只是宋人在烹煮时，会在汤中加上蜜渍桂花，结合软糯细腻的汤圆，令口感更加丰富。油锤，则是以面团包上豆馅，煮熟后，放在新汲的水中冷却，再油炸，类似今天的炸元宵。汤圆正是起源自宋代，因为其造型团圆饱满，所以被赋予了合家美满的寓意，渐渐成为正月十五的必备点心。
待到月上梢头，喧闹的气氛接近顶点。鳌背上升腾起璀璨的焰火，舞龙舞狮的队伍也愈加欢腾。街巷中，围观的、游走的、嬉闹的、呐喊的游人，汇聚成沸腾的人潮,使整座城市的活力如火山般向夜空迸射出来。为了应对如此澎湃的人潮。开封府在各个巷口设置了一些小棚子，由军士驻守，里面表演皮影戏，吸引走失的孩童前来，等待父母认领。负责治安门禁的“金吾军”，也可在人群中见到他们巡察的身影。这一夜，市民商贩无论闹到几时，都不会遭到干涉。及至夜阑更深，人潮渐退，路上就会出现一些手持小灯照路的拾遗者，这些是每次节庆之后便会出现于路上的“扫街”人，捡寻人群中被挤落的发簪坠饰。后人有诗描述此景说:
一派春深送管弦，九衢灯烛上熏天。
风回鳌背星球乱，云散鱼鳞碧月圆。
逐队马翻尘似海，踏歌人盼夜如年。
归迟不属金吾禁，争觅遗簪与坠钿。
唐代时，人口超过十万户的城市共有十余个，至宋代已经增长到40个。在农业时代，每户5人算是保守的估计，那么这些超过50万人口的繁华城市，已经足以将宋代的疆域点亮。每一年的春社花朝、端午重阳，便是它们迸发活力、绽放此一幕幕盛世狂欢的最佳时机。终宋一代，三百余年，又不知曾有过多少灯烛熏天、坠钿遗落。
来源: 长春日报
